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九(五)

2016-05-14 23:04董学仁
西湖 2016年4期
关键词:艾利蒂斯

董学仁

社会为什么对人冷漠

大连比鞍山好一些。这是我去大连读大学后的第一印象。

两个城市,论年龄都比我大,但建市有先有后。大连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建市,时间是1897年,比我大五十多岁。鞍山由满洲帝国溥仪皇帝颁诏建市,那年是1937年,只比我大了十多岁。

大连靠海,气候温和,有我喜欢的海风;有我看见和没有看见的河流,有些流入黄海,有些流入渤海。而鞍山靠山,气候凛冽,以前也有过许多河流,不紧不慢地流着,像是一些民谣,但在我小时候,它们因为连续几十年的钢铁冶炼,已经被污染和断流。我爱鞍山,于是忧虑重重:那个因钢铁冶炼而生的城市,很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因钢铁冶炼而死。

我还想说到大学数量的对比。1979年的时候,鞍山有一所钢铁学院,还有一所每个城市都有的师范院校,然后就没了。这能看出重工业城市的偏狭,人只是工业生产的元素,不是它的主人。

而大连的大学,要用两只手的手指才数得过来。我读书的辽宁师范学院,南院左侧紧挨着的就是一所大学,大连铁道学院。

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铁道学院,建在东北大连,有或者没有它的理由,说起来会是另一篇文章,或另外的几篇文章。

比如,在这个国家,东北形成的铁道网最早,最多,也最密集。

再比如,现在中国要把高速铁路推到全世界,而在大清末年,全世界都要把普通铁路推到中国。

此外,俄国和日本都在中国东北投资修铁路,战乱环境里要驻军看守,这引起了难以理清的恩怨、纠葛、战争。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手段令人惊讶,他们修的铁路桥为何一百多年不坍倒?为什么窄轨火车和宽轨火车能走同一条铁路?

1979年开始的四年里,我与铁道学院一墙之隔,不知道那些长方形的、巧克力颜色的教学大楼里讲些什么课程,不知道他们的课堂上是否会从地理、历史、政治、军事、投资风险、技术方式等方方面面,把人们越来越需要的铁路,比较完整地描述出来。

时间缓缓地走,岁月渐渐平淡,我想起那所大学的次数少了。那所大学里我唯一认识的女生,也快要忘记了。

她是1977年入学的,比我高了两个年级。

第一个学年结束,第二个学年开始,前几天什么都正常,接下来的一天她遇到了麻烦。那是午饭后,她回了一趟寝室,看见一名同学的箱子上放着一些钱,好像有四十元左右。她把钱锁进自己的箱子,然后去了阅览室。没等她回到寝室,学校保卫处接到丢钱人报案,开始寻找偷钱的人。

四十元左右,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大学生两个月生活费,算得上盗窃案了。按她的说法,她想先收好钱,再交给同学,可是这时事情闹大了,她担心没人相信她的话,不敢把钱交给那同学。犹豫了一天,她找到辅导员老师,说了她当时的想法,再请辅导员把钱转给那同学,不要说出她的名字。

事情还刚刚开始,并且,不是像她想的那样。

第二天上午,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她是那个偷钱的人。

几个月后,她选择了自杀,被救活了,又过了几个月,她再一次自杀,又被救活。身边的人还把她当成盗窃犯,嘲弄她,没完没了地嘲弄她,越来越多的人嘲弄她。有一天,丢钱的同学和她吵了一架,骂她是小偷,永远都是个小偷。晚上无眠,早晨到来之前,她去开水房拿了一段铁管子,砸在那同学的头上,然后就爬上窗台,跳了出去。

那是她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以悲剧结束。

楼很高,苏联人盖的,比日本人盖的楼高,按那高度计算她会摔死,但她没死,腿摔断了,从医院出来后进了看守所,等待审判。那同学也被送进医院,幸好没有死去,可是大脑损坏,从此呆傻,只能退学。

四十元钱左右,一件盗窃案或一场误会,换来两个人的不幸。这不幸太深了,太重了,太不值了。

我读大学的第二个月,案子开庭。设了临时审判庭,在铁道学院最大的礼堂,让铁道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新生都去旁听,受些教育,在大学时代好好读书。

那一天,她在被告席,我在旁听席,离得很远,看到她的背影,并不高大,而审判的、陪审的、起诉的、辩护的那些人,离远了看,也只是一些具有人形的物体,偶尔有些动作。

最后她被判了七年徒刑。

旁听的我们觉得判重了,如果不得不判,应该少判几年。

我们认为那个判决不够公正,其理由不是别的,是它缺少法律依据。

在她受审的1979年,也是新政权建立的第三十年,才制定了第一部刑法,还要在1980年开始实行。而在那三十年时间里,只有三个单行刑法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遇到这三个条例之外的判案,审判者不必在判决书上写明哪一条法律依据,直接填写罪名和量刑就可以了。

还有,在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年月,有没有刑法都差不多。被政治命令和政治运动严厉惩罚的人,无论是死亡还是监禁的数量,都远远多于法院宣判的人数。这样看来,那三十年里,不太像一个现代政治组织领导的政府,更像一个古老团体领导的武装根据地。

即使是1979年公布、1980年实行的刑法,也可能延续着阶级斗争年代的思维,显得笼统、粗疏、严酷、不够专业和伸缩性大。这一年制定刑法,把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写了进去,到了下一次修订刑法时,那几项罪名就撤销了。举例说吧,1984年有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就由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至于那次打架造成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

在1979年,铁道学院那名女生获刑七年,就不算太重啦。比起先前几十年的司法审判,或者以后出现的某些司法案例,那个判决与公正的距离,可能并不遥远。

问题是,当我们从个人感情出发去判断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所希望法律的,是它一时半会儿不能达到的状态。

我们忽然之间就明白了,我们来到的大学,不是美好的天堂,也不是十分安全的环境。

如果我们遇到像她那样的事情,也可能会被当成盗窃犯,陷入羞辱,无尽无休,深入骨髓,像她那般无处可逃。说实在的,我们可不希望这样。

她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申辩自己的冤屈,每次都遇到了冷漠的面孔。即使她真的偷了同学的钱,也要经过司法程序才能定罪,该什么处罚,受什么处罚,而不是被放逐在群众性的法律化审判里,从此失去正常人的生活。旁听的一个女生眼圈都红了,她已经被逼得两次自杀了,为何还得不到谅解和宽恕?

我们还对她的辅导员老师不满。法庭上说到,那个辅导员正在谈恋爱,由于一时疏忽,没注意这名女生的这件事,仅仅是个借口罢了。那时所有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要培养政治合格的学生,于是在大学里面有了类似于中学班主任一样的职位,只是叫作辅导员而已。在铁道学院,那个由学校特意安排的、张望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随时可以向学校报告的人,不会不知道那个被当成盗窃犯的女生,不会不知道她的愿望、她的权利,却长久地忽略了她的痛苦,让她走入绝境,活着还不如死去。

但是,还要好长时间才能明白,还要有好多实例才会明白,我们错怪了那个担任辅导员的人。真正让铁道学院那名女生落入绝境的,是她所在的社会。

那个社会自秦始皇时代开始,有时通过一个皇帝,有时通过官僚集团,野心勃勃地奴役着一切,包括土地与财物、国家与个人。它从来没有完成对奴隶社会的脱离和超越,从公元前到公元后,都把人当成生产工具来使用,绝不肯关怀他们,没有爱惜与尊重,不给予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于是,社会对人的冷漠,似乎是仅有的选择。

我们活在历史性的一刻

这是法国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中的一句台词。

说这话的时候,伊朗小女孩玛琪正趴在窗前,看反对国王的游行者从街上走过,一个大男人冲进来,向玛琪一家人宣布,“我们活在历史性的一刻”。

能够活在历史性的一刻,怎么想都让人兴奋。但是,对于革命者以外的大众,要紧的是这一刻以后的生活,进步还是退步?容易还是艰难?安全还是危险?历史性的一刻之后,超市里的东西多了还是少了?有没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二十世纪之前,不必考虑这么多。现在不一样了,历史性的一刻有各种结果。

那部电影里,玛琪的叔叔安卢是驱赶巴列维国王的反对力量之一,在苏联的大学里读过博士,想把国家引到斯大林主义方向。后来他说了一句台词,“只有靠国家主义和宗教力量,才能把人们联合起来”,他说对了,联合起来就赶走了巴列维国王。再后来,神权控制下,新政府建立,把他抓起来杀了,埋在监狱墙外的荒草丛。

玛琪的奶奶还比较平静,那个年龄的人习惯了生活的不幸。她怀念她的十五岁,可以公开拉着异性的手走路。一直到1979年革命到来前,年轻妇女有就业岗位,穿时尚衣服,外出不用面纱遮蔽面孔。还有,伊朗在中东国家里是富足的,对民众的补贴充足,达到较高的世俗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像西方的国家,但政治制度不像,也不肯改革,国王的权力没人约束,这导致了他的流亡。

新政府的功过是非,要历史学家来分析。而电影中的玛琪,感到的是不像以前自由,走在街上会遇到道德警察,把她穿的衣服、听的音乐都当成西方的颓废象征,西化的垃圾败类,还想把她送进警察局。那部电影里,玛琪的妈妈说,你知道他们如何对付被捕少女吗,他们说法律规定不能处决处女,所以先让那少女同反革命士兵结婚,并在处决前强奸了她。

学校里的课程由宗教老师讲授,讲的是一种新理论:“面纱与自由是同义字,良家妇女戴面纱躲避男人注视,不戴面纱的人是犯罪,死后下地狱。”还有,学校把一把塑胶钥匙交给学生,说如果他们为国捐躯,用这把塑胶钥匙就可以进入天堂,有丰盛的饭菜,美女,黄金屋和钻石。于是,那些不带武器的学生,大步冲向伊拉克人的地雷阵。

这部电影的编剧,是一名伊朗裔漫画家,故事则来自她的自传绘本。她看到了那些学生送死,觉得太悲惨了,但在其他文章描述里,那些学生的死还有另一层原因。编入敢死队用身体排雷的少年们,其父母因为是军官、自由派人士、前政府官员被清洗镇压,自己则受到洗脑,心理自卑和扭曲,竟愿意以死赎罪,幻想着进入天堂。

在不太忙碌的日子,我愿意找一部电影来看,这可能是个好习惯,影响了我的生活。几个月前,搞影视的一位朋友发微信说,他担心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就看不到一些好书了。我喜欢他的说法,却回复说,我担心的是再有好电影拍出来,我看不到了。

有些电影让人印象深刻,会随着某段历史跳出记忆。

比如说,我描述到1979年会想起撒切尔夫人,她那年开始当英国首相,当了十一年。这时我想起电影《铁娘子》,想起饰演撒切尔夫人的美国演员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还想起撒切尔夫人拒绝看那部电影。她八九十岁了,一生还没结束,如果硬要她去看拍她一生的什么电影,尤其是看她患老年痴呆的那一段演绎,真的不厚道,太残忍啦。

英国报纸评论说,《铁娘子》没有完全描绘出撒切尔1979年到1990年在位期间对英国造成的影响。

其实,这部传记电影也没有完全拍出她上任前被称为“欧洲病人”的英国。那些年月,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危机来临,欧洲告别了黄金时代。英国更糟,到便利店买一瓶牛奶,价格令人咋舌,无休止的工人罢工更让经济瘫痪,成了第一个向国际寻求援助的发达国家。

英国的工人罢工是怎么回事?原来,很高的人力成本使英国产品没有竞争力,与工会的协议又使雇主们找不到低廉的人力资源,这样一来,销量下降导致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导致雇主裁员,雇主裁员导致工人罢工,罢工再次提高了人力资源成本,接着是新一轮恶性循环。

电影里,撒切尔夫人的话十分简洁:如果你想改变政党,领导它;如果你想改变国家,领导它。

这位偏远小镇杂货商的女儿当了首相,相信父亲给她的两个信念,一个是英国人需要做实事,需要自强自立;另一个是英国只能靠所有人的双手拯救。在她看来,这是一回事儿,在危机时刻,倡导罢工的工会必须约束,高福利机制必须遏制,所有人必须节省开支,回到工作岗位。

她还相信哈耶克的两本书,一本是《通往奴役之路》,一本是《自由秩序原理》。当时欧洲人的执政理念,倾向于政府更多干预经济,扩大国家福利,但撒切尔逆潮流而行,去除国家管制,出售国有企业,回到纯粹的市场。大胆改革的过程,先有阵痛与牺牲,然后才可能复活,这就是撒切尔夫人的意义所在。于是,她被誉为继丘吉尔之后最优秀的英国首相。

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新政权,英国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本来是相距遥远的两件事,为何同时出现在我篇幅不长的回忆里呢?

这是因为美国记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的缘故。

他有一本书,书名有点长,《奇怪的叛道者:1979与21世纪的诞生》。卡里尔认为,这一年历史来了一个急转弯,市场和宗教的双重力量在被无视了太久之后绝地反击,撒切尔夫人、霍梅尼、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人都开始启动翻天覆地的变革,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崛起以及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

那本书告诉我,1979年启动的大事,不管是好是坏,都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做好了铺垫。这样一来,几件大事应该写在一起,但我先前写了1979年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没让这篇文字特别地拥挤。

即使没有这本书,这些事情也会联系起来。

我还记得电影《铁娘子》里,撒切尔夫人到了老年,感叹也多了,有记者问她,今天怎么看待由极端宗教思想导致的恐怖主义?她想了想,然后说,“我们一直与邪恶同行,只是魔鬼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有耐心。”

年轻时候,话说得比这直率。据说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世界各国的人都在祝贺,只有撒切尔夫人对记者说,我们不要这样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带来一堆高高的被断头的尸体,站在尸堆最高处的是一个独裁者。

离开眼前现实的飞翔

那是太阳,它的轴在我身上。它光芒四射,完整,正在叫嚷。而那个真正是我的人,那个许多世纪以前的人,那个在烈火中仍然稚嫩,仍然固定在天空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正在走来,俯身在我的摇篮之上,而他的声音,像记忆变成了现实,装作树木的声音、海涛的声音。“你的戒律,”他说,“就是这世界,而她就在你的脏腑里。读吧,努力吧,战斗吧,”他说,“每个人都拿起自己的武器。”然后他摊开他的双手,仿佛一个年轻初学的上帝把痛苦和欢乐造在一起。首先是那七根使劲拧紧的轴线,从城垛的高处解开,坠落到地面。

这是艾利蒂斯的文字,是他的长诗《理所当然》中的一节,描述了创世之初的场景。没有艾利蒂斯的同意,我做了一点改变,让它成了不分行的文字,给写诗的一名年轻人看。其实我只想告诉他,你写的是不是诗歌,不是看你有没有分行,而是有没有值得写诗的内容。

那才是重要的。

现在,你试着理解一下。你试着调动现代人的思维和情绪,加入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理解艾利蒂斯文字中的阳光与黑暗、静穆与喧闹、崇高与卑微、快乐与痛苦,还要学会艾利蒂斯带着诗意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自然与清澈、宗教与救赎、美好与纯洁、使命与良知。

那才是重要的。那些成为诗歌的内在的东西,比分行排列更加重要。

我还想告诉那名年轻人,超现实主义或者其他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什么写作方法,并不是有了它就有了写作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它仅仅是某一种理解事物的方式。当年,艾利蒂斯读了艾吕雅一本诗集,忽然有了感觉,可以用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再次理解悠久的希腊传统,让它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发出明亮的光芒。

他做到了。

你现在读艾吕雅的诗集,读艾利蒂斯的诗集,也可以学会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按照艾利蒂斯的说法,超现实主义是可以用来拯救垂死的世界、至少是垂死的欧洲的救命氧气。可能他不像艾吕雅那样成为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写作者,仅仅是超现实主义的观察者,使自己走出传统理性,获得解放,获得一种宗教的复活。

你想试一试吗?

我曾经迷恋艾利蒂斯的诗歌。

虽然他在197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八年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版赛弗里斯与艾利蒂斯的诗歌合集。在此空白的时间里,我只能把散见的艾利蒂斯诗歌抄录下来。

1985年春季,我与一位女士旅行结婚去了北京,投宿在诗人王家新的家里。那天晚上,我找到一本民刊《今天》,有赵振开即北岛的一篇小说,还找到一份香港杂志,有黄维梁译的《疯狂的石榴树》。艾利蒂斯的这首诗,我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袁可嘉的,李野光的。同一首诗歌,读到了第三个译本,仍然让我兴奋不已。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较量?

比较我看到的三个译本,这一节还是袁可嘉的译本好。那些词语并不平庸,鲜活和清新,充满了生命感,有我理解的艾利蒂斯的光明和清澈。我还喜欢这个译本的最后一节,读起来很顺畅: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的人儿,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吗?

我想知道,对于艾利蒂斯来说,“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是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年月,任何地方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环境。

艾利蒂斯遇到的也不是,大约是1945年到1959年,他曾经有十多年没有写诗。

这像太阳收回它的光线,像木柴怜惜它的燃烧,像膝头受伤的少年,头发剪短了,梦也剪短了。我还想知道,停笔不写的诗人,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在重新回到诗歌状态的《理所当然》,艾利蒂斯回答说:

——我看见那些一度骄横的民族已经沦于虫蚁的腐草之中。——我看见商人们从他们自己的尸体收取利润。——我看见外面的一切都在燃烧,所有的罪恶都在横行。——我看见人们硫酸般的怒火深处,诗人们不过是供人试验用的豚鼠,心中的一切都已经变成美丽的废墟和余烬。

几代人拉着他们的犁走过荒凉的大地。从人类内心诞生的风暴来了,开始扫除天上遗留的古老星辰。同时,统治者们把人类当成商品,人们生活在尸体的恶臭之中,黑暗像一个深坑张开大口。

有所预见的艾利蒂斯,甚至看见了未来,看见植物与花卉的漫无休止的革命。

诗人还能看见什么?

所有的工厂空无一物,荒年再度到来并毫无生气,每个人心中都不会有多少愉快的事。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那些诞生过星光的言语全被淋湿。我们的手还伸向哪里?我们的眼睛还瞧着哪里?我们被遗弃了,完全遗弃了,为你那死寂的意象所围困?

艾利蒂斯也曾大声地说,尽你所能把自己镌刻在某个地方,然后再大方地把自己磨掉。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诗人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

在离艾利蒂斯很远的地方,年代也很遥远了,中国诗人们的处境同样不好。我看见我自己,也看见一些年轻人不再写诗,我们在语言上的才华无法安置,我们内心的生活,比写诗过程中的痛苦还要痛苦。我们不再哀叹了,但我们的血无缘无故地衰老。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可能有两种提出方式:一、艾利蒂斯还为什么回到他的诗歌?二、艾利蒂斯为什么不回到他的诗歌?

他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在潮湿的泥土里,我们的灵魂继续生长。洁净的碧空中的光明,和我们体内从未见过的音乐,仍然把我们这些悲哀的行旅者和世界捆紧。

他描述说,我们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提防着新的杀机。只要你还在,死亡就无法把我们打翻在地,只要别处还有风,只要别处还存在一片绿原,我们面对的不是死亡,而是秋天最小的雨滴。

尽管生活中还有善与恶,诗人还要全部承受下来,为一种值得争取的生活付出代价。这就是艾利蒂斯的《理所当然》对现代希腊精神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以及随后十年混乱局面的描述。它是肘部搁在记忆上的酸痛的支撑,是写作者在黑夜和悲伤之后的苏醒,是所有事物达到终极之点时的交汇,然后变成看不见的音乐,变成壁炉里的火苗和墙上巨钟的嘀嗒声,变成一首诗歌,一行接一行写了出来。

诗人为什么写诗,这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愿意面对混杂的世界,诗歌不仅可以纯洁你的视觉对象,还可以纯洁它的写作者本身。

1979年,因“他的诗以希腊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代人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艾利蒂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的授奖辞说,他看着具有光荣传统的希腊,它的群山,那些高峰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人类精神是多么崇高;它的水域,爱琴海几千年来将珍宝冲上陆地,让西方收集起来引以自豪。在他看来,在眩目的阳光下,在波涛翻卷的海滩,这个希腊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话。

那是离开眼前现实的一种飞翔。

一千年乘以一万年

愉悦之事到来,无论怎样意外,也在我的想象之内。可是,那些我想象不到的、本来不抱期望的事情,如同一本书里说的,是我们无权奢望的生活。

一个多月前,我来到海滨城市读大学,第一次闻到海风的味道,那种贪婪的劲头好比小熊闻到蜂蜜,一心想把它占为己有。我也感受到海风吹来,敞开衣服,身上的亿万毛孔都被打开。这让我相信,我与大海有许多世代的缘分,我确实是为了大海,才找到这所大学的,而我的四年大学生活,会像海涛一般,在平稳的水面鼓荡起来。

到海边去,不过是抵达了我的想象之地,此后降临的一件事情,却是我无权奢望的。

那一年,有句话在所有的报纸上流行,说人的实践能够检验真理,于是,我的大学联系了一批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去处,其中就包括海上运输公司的一个船队。那天碰巧是我最先看到了名单,心扑通扑通欢跳起来,太棒了,我要去那个船队,跟一条货船出海航行,还要当几天名义上的水手,见识一下海上的风浪。

出海航行的时刻到了,可是没风,海很平静。

许多大船停泊在港口,挂着旗帜,并没有风吹着它们,把它们像火焰一样高高扬起。不仅没有风,也没有帆缆,那是一些烧柴油的货船。这与我印象中的航海船舶大不相同。这时我才发现,此前在我头脑中漂浮不停的影像,在我耳边吱吱响着的帆缆,都来自于古代的海船,与眼前的一切隔着挺长的距离。

我登上了其中一艘。它的名字由所属公司的简称和编号组成,不好听,不漂亮,也不浪漫,但这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的心里期待出航的汽笛声响起来,早一点离开港口,还期待大海不要太平静。要是遇上暴风雨,尝一尝颠簸和晕船的滋味,就更好啦。

印象中的航海,比如古希腊前去夺回海伦的船队,大清朝多次下西洋的神秘船队,或者其他的什么船队,都曾经有帆缆在空中吱吱地响,都曾经遇到暴风雨和巨浪。

第一次出海,我怎么总是想起这些事情?不能免除心中的恐惧?还是渴望成为英雄?

如果我没有被风浪卷入大海,没有葬身鱼腹,那会是我以后许多年里最好、最深的记忆。

一个小时之后,值班水手领我来到货船高处,然后留下我站在那里。他去了他的位置,比我更高一点,可以瞭望远处的船只。但没有多大一会儿,那些船只都不见了。就是说,海里只剩下我们的船,有些孤独。

我的孤独感是这船告诉我的。

把这条船叫作我们的船,是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心里更踏实一些。实际上在登船之前,从船长到水手,我并不认识其中的一个。

坦坦荡荡的海,孤零零的船。一只黑白相间的鸟出现了,修长的翅膀善于滑翔。它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为什么在海上盘旋呢?我不知道。

我看见海水的颜色比岸边深了不少,这让船首分开的海水变白,对比鲜明,挺像风景。

头脑里最初的比喻,是我们的船像田野上的犁,犁开大海的水面。接下来看到船尾的水浪在远处平息,又觉得大船像衣服上的拉链,再想一想,就没有更好的比喻了。

船还在向前走,已经看不到我离开的岸边。

后边看不见岸了,前边也看不见岸。

这浮动的海水,承载着船和船上的人,并不比陆地更让人踏实。比如说,虽然船上有足够的淡水和食物,并不比一辆马车孤零零地跑进沙漠更让人踏实。在理论上,所有的船都是可以沉没的。

第一次出海的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都这样想么?面对大海,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自觉地回归平静,回归到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惶恐?我觉得,我的感觉消失了,听不见海浪的喧响,闻不到海风的咸味,愣愣站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

我喜欢这句话,后边看不见岸了,前边也看不见岸。以后如果我写诗的话,会把这两句写进去。

汉语中有一个词叫环顾,说的就是我现在的样子,目光慢慢旋转了一周,什么都没有看见。没有想象中的船队,海面上只有我们的船,那只黑白相间的鸟也飞走了,只留下它盘旋过的巨大空间。

这时候我失去了参照物,所有的方向都是一个方向,地平线连成一个圆,遥远而清晰。不用说,那是水与天的连接处。

很容易就会发现,我的位置是圆心,没有偏差。我对自己说,你是在世界的中心。

头一次知道,没有陆地,你的目光就没有遮挡。你望向远处,远处也望着你,这感觉挺好的。

十多个小时的航行,一个下午加一个夜晚,货船到了它的目的地,山东省最东端的浬岛。

在这之前我已经醒来,想看一看海上日出。可那一天是10月6日,秋分已过,没等太阳升起,货船已驶向港口。那是在黎明时分,后一分钟比前一分钟看到的更多。海雾不浓,让我看清了周围的地势:除了向海的一面,它被山围拢,形成一个避风的港湾。

船要卸货,然后装货,天黑时离开。吃过今天的早饭,太阳已升到山顶,船长告诉我,可以到岸上走一走,风景还不错,但是,下午六点前一定登船。

离那艘货船不远,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正把一个很小的鱼钩沉向水里。他的脸上手上,有被太阳晒过的健康肤色,有被海风吹裂的细小创口。凝视着他,有一种担忧慢慢占据我的心头,他会在这个海滩上长大和变老,他的肤色会越来越深,那些创口会越来越多。这就决定了我登上陆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看他钓鱼,和他聊天,然后画一幅以他为主体的海港写生。

还记得那天我向他借了他自己制作的鱼竿,放了他带来的那种饵料。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钓鱼。晚些时候,有一条鱼被我拉出水面,它又细又小,比男孩子的小手指还短,比一根火柴粗不了多少,它的嘴小得几乎不能看见。事实上,那条小鱼是从它的腰部钓起来的,还可能是人类从海里钓到的最小的鱼。

我在浬岛停停走走,到了登船时的日落时分,已经知道了浬岛的很多事情。

这样一来,当货船缓缓驶出海湾,那些被天光和渔火一同照亮的海面,让我的目光迷离。

我看到了时间,在这里的海面上晃动不已,并且是这里的真正主人。如果有人面对大海,说它是涨了千年的潮水,那只是人类能够理解的时间长度。而它,从大地与水分开的时候就有了,比一千年乘以一万年还久,比一万年乘以十万年还久。

人类来到它身边的日子,实在短得可笑,而人由于自以为是,充满了荒谬感。古代的一名领袖人物,曾经来到浬岛附近,把那里的一个地方叫作“天尽头”。据说,他朝着像是创世女神靴子的山石不停叩拜,有人数着,他叩拜了十五次,后来他的王朝存活了十五年。

还有,在我从浬岛走后不久,也有一名领袖人物去了,还留下了题写“天尽头”的墨迹。此后不久,他的命运转变,不再是领袖人物。再过一些年,又一名领袖人物也去了,把“天尽头”改为“天无尽头”,希望好运气长久一些。

再过一千年乘以一万年或者更久,这里只剩下时间,在海面上晃动不已。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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