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

2016-05-14 23:05王兵
湘潮 2016年4期
关键词:群英谢觉哉农会

王兵

廉伯、子谷、群英、关淑、冰茹:

我乡土改,闻已完成。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在这个问题上,在你们来信中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或者没有充分计划去转变。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关淑跑到友仁,不回家设法生产;群英的女儿、媳妇,也不在家生产;一些小孩子,不管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要正行带去。原因是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看了你们的信,虽然了解你们,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

早年,我总感觉穿绿长褂子不是出路,曾费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廉伯是不大愿意的。记得大革命时期参加一次农民协会,来信说下了决心做农民了,但大革命失败后至今,虽然劳动了几十年,劳动观点尚不浓厚,证据就是不把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却仍想雇长工作田。早年,还费力要淑英群英学会缝纫,都学好了,除群英残废不能作外,淑英竟不动针线,从来不劳动,因此竟成了神经病人。

家里进行生产条件是有的,我家自耕部分完全没有动,田土较集中,子谷田土,虽分得散一点,想也不大坏。阿婆、满婶,大约都分了地,家里的孩子们出外学习的又都由公家供给。这样,耕种的收获,穿吃有余。加上搞些副业,很可以过好生活。提议:廉伯、子谷合成一家,关淑主持屋里的事,廉伯主持田里劳动的事(淑英没有希望,就算了),把阿婆、满婶都接在一起住,轻的劳动,女人老人做,小孩上学回来,要学习劳动,可以作得出那些田,只要收一二个阳春,就可以过好生活。过去你怕好了我,我怕好了你的财利相煎的思想,经过土改之后,应该打消了,不打消也得打消。

群英的女儿、媳妇,应叫她们回去好好作田作土,贺胜坑是好地方。何况群英家有喂猪婆子的一门长处。这是农村需要的,于大家有益的。

冰茹家较困难一些,但冰茹能织布,不要出外找工厂,在家作点山土,一边织布,可以慢慢转好。带着小孩进工厂不可能,工资只能养活一个多人,也许进工厂又要从(重)新学起,年龄大了又不要,不如在乡下勤劳耕织靠得住。

子谷仍专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耘平应该回去作田土。应该自己下田下地作活,才能讨到生活。

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意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叫你们向乡政府交出生产计划,定时向政府实报劳动生产情况。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

觉 哉

五月廿五日

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写给儿子谢廉伯和谢子谷、儿媳何关淑、女儿谢群英和谢冰茹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今天读起来仍然感人肺腑,发人深思。

当时在湖南宁乡县沙田乡堆子山南馥冲老家的谢廉伯、谢子谷等人,是谢觉哉与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孩子。1927年因马日事变离开长沙后,谢觉哉与家人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1928年,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上海负责编辑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1931年秋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省委秘书长,并主编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1933年又调中央苏区,先任毛泽东秘书,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等职。在此期间,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谢觉哉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方才恢复了与家人的书信联系。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对女子的教育、引导。

新中国成立时,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孩子们得知父亲在政府做了“大官”,都想去北京看一看,也希望得到一些“照顾”,能够离开乡下,到城里工作。谢觉哉知道孩子们的想法后,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在1950年1月21日写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他首先表示“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接着又表示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并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更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为了引导子女抛弃幻想,在农村老家搞好生产生活,谢觉哉写了1951年5月25日的这封长信,中心思想仍旧是让他们安分守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强调这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进而指出子女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正确的认识,“来信中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或者没有充分计划去转变”,“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

有鉴于此,谢觉哉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就在于“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做那种“穿绿长褂子”的人,而且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管小孩子“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而不是将“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谢觉哉严厉地批评孩子们说:“看了你们的信,虽然了解你们,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

让人感动的是,谢觉哉在信中还根据每家每户的情况,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一个为子女操心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这包括:让儿子谢廉伯、谢子谷两家合成一家,由何关淑主持屋里的事,谢廉伯主持田里劳动的事,谢子谷仍专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要求女儿谢群英叫女儿和媳妇们回家好好作田作土,并发挥喂猪婆子的长处。建议谢冰茹一边在家作点山土,一边织布。由此可见,谢觉哉虽然离家多年,但始终牵挂着家里的情况,对孩子们的状况也比较了解。

在信的最后,谢觉哉对孩子们重申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强调“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他还严肃地告诉孩子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

在谢觉哉的指导和要求下,谢廉伯、谢子谷等人都积极行动起来,并随时向父亲汇报新的思想认识和劳动成绩。对此,谢觉哉心里很高兴。1952年1月1日,他在给谢子谷、谢冰茹的信中说,知道你们的情况,“颇使我安心”。并进一步鼓励他们说,“人总要有上进心,从困难中打开局面,也必然可以打开局面”,更何况,“现在是新的困难,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在家书中教育子女,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既严格要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根据实际,出主意,想办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他1952年3月28日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谢觉哉在信末不忘补充一句:“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不失亲情,或许就是谢觉哉家书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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