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王菲菲

【摘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播州土司为例，梳理分析播州土司民俗文化及其外宣翻译现状，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民俗文化外宣翻译的基本目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方面对其翻译定位进行研究。

【关键词】中华文化“走出去” 民俗文化 外宣翻译

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多彩的中华民俗文化进行外宣是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巨大，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成为语际翻译中的难点，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以播州土司民俗文化为例，就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进行探讨。

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外宣的重要性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国家或相关组织为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而实施的对外文化战略。“走出去”最初是经济领域的一个战略。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之后，由于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2002年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正式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树立中国崭新形象”。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随后，文化部出台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在未来五至十年里，推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这个战略是由我国国家发展利益和全球经济文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靠口头或行为模式所创造和传承的风俗生活文化总称，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文明积淀，包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生活习俗、建筑风格、音乐、语言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它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已成为当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很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如今西方文化以各种形式大量输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中“输入”大于“输出”，出现西方文化殖民和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这有悖于文化交流的平等和平衡。因此，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民俗文化的外宣传播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外宣既是对中华文化的外宣，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外宣的翻译应尽量保留独特的文化元素，有利于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二、播州土司民俗文化介绍及其外宣翻译

播州为贵州遵义的古地名，古时为夜郎国的国地，其名始于唐朝贞观年间。贞观十三年，朗州改名为播州；贞观十六年，罗蒙取《尚书》中“遵王之义”之意将其名改为遵义；乾元元年，名复为播州。唐朝末年，杨端击败南诏，收复播州，朝廷在土司制度下将其任命为播州侯，子孙世有其地，永镇边陲。从此杨氏世代统治播州，历29世700多年，期间杨氏土司带领播州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取长补短、文化融合，创造了独特的土司民俗文化。平播之役结束了播州土司制度，但播州土司文化却处处闪耀着光芒，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新的世界文化遗产。

1.播州土司墓葬文化。作为播州土司，杨氏的29代传人（除杨应龙外）留下不少墓葬。1600年的播州之役将杨氏家族的实物毁灭殆尽，而其墓葬却幸得保留下来。“与播州其它土司文化相比，播州土司墓葬文化可以说是在劫后余生中保存得最为完好、最为丰富的一种文化”。目前考古发掘出杨氏土司墓葬九座，其中三座属于南宋时期，六座属于明朝时期。其墓体现古代风水学上“趋吉避凶”的要求，内外分布精巧，体现当时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等级制度森严的文化现象；包括人物、动植物和图案等在内的石刻装饰丰富，主要运用高浮雕和低浮雕的雕刻技法，技艺精美、栩栩如生。

2.播州土司庄园文化。随着播州经济的繁荣发展，杨氏土司势力得以不断增强，在依山傍水的黔北大地上修建了大量庄园，“播州土司庄园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专业化程度之高、分工之细是其他一般普通庄园无法相比的”。庄园内官级分工明确，管理制度森严。庄园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粮食、药用植物和纺织原料。此外，还设有专门的菜园、林场、猪场、鱼潭、管马院和纺织机院等，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为一体。另外，庄园内的土地被分给农奴耕作，以“头人”、“总佃户”到“小佃户”（农奴）的方式收取地租，这种租佃关系体现当时封建地主制经营方式，这些无不体现土司庄园文化的发达。

3.播州土司宗教文化。播州的原始宗教以巫傩文化为主，多种史料记载表明当时人们信封巫傩文化主要为了趋吉避凶、祛病驱鬼，清朝时逐渐衰落。佛教从唐朝起逐渐传入播州，于明朝时盛行于播州地区。杨价曾大力振兴佛教，修庙宇；明朝后，播州宣慰司重修古刹，并新建湘山寺、辰山寺和慈化寺等多座寺庙。《遵义府志》中记载的佛寺众多也表明佛教在播州的盛行。道教自宋朝传播贵州，它与佛教一样，作为封建势力的一种统治手段得到大规模推广，杨价曾修建佛道儒巫合流的“大报天正一宫”，后代杨氏土司陆续翻修了一些道观，并修建先天观、黄沙观和高真观等，留下许多土司文化及宗教史实资料。

4.播州土司民族文化。由于播州地处多民族聚居地，呈现出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在播州土司民族文化中，仡佬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史料记载宋代播州杨氏土司在出征周边时“三公遣卫兵檄召谢巡检，谢率彝僚逆之”，证明仡佬族先人僚人在此区域的广泛存在。另外，杨氏土司墓群中发掘出仡佬族先人僚人常用之物：铜鼓，反映出杨氏土司具有仡佬族的民族文化特征。此外，播州土司地域还存在着不同数量的彝族、苗族和土家族，这些民族文化也融入播州土司民族文化中。播州土司民族文化是以仡佬文化为主体，兼具彝族、苗族和土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

总之，播州土司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形式丰富，具有巨大的考古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不仅是贵州遵义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无价之宝。然而，在目前针对播州土司民俗文化的外宣材料中，无论是政府宣传海报、书籍，还是互联网和视频材料等，鲜有相应的英语翻译和注释，在为数不多的英文宣传材料里，还存在着各种或大或小的问题。因此，目前播州土司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还缺乏规模性和专业性，其外宣翻译现状值得关注。

三、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

1.以对外传播民俗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基本目的。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应置于文化传播的语境下，以对外传播民俗文化、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和渗透为基本定位，以将中华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为出发点，尽可能原汁原味译为英语，这对保持华夏文化身份的识别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民俗文化的外宣也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为着眼点，在对地方特色民俗文化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准确进行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处理，从而将民俗文化推向世界，实现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促进，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2.以“外宣三贴近”为指导原则。中华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主要是将汉语翻译为英语，将中华民俗文化“送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除了遵循翻译理论上的“信、达、雅”三个标准外，还需以“外宣三贴近”为指导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中华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的材料和内容应紧贴中国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实际需求，是具有中华民俗文化特色、有助于塑造中国形象和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素材。另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受众对中华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也应纳入考量范围内，只有将外宣输出和受众需求进行恰当结合的外宣实践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更好地达到外宣目的。在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还需注意中外文化和人们心理思维模式的异同之处，充分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将中华民俗文化以他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翻译。根据遵循“外宣三贴近”原则，外宣翻译的效果得到极大增强。

3.以恰当翻译不同民俗文化外宣文本类型为基本要求。民俗文化的外宣要求译者根据外宣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的不同而做出恰当处理。民俗文化外宣文本类型包括文本功能理论里的三大文本类型：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信息型文本以传递信息为主，因此翻译应着重于信息的准确性；表达型文本以表达形式和美学效果为主，因此翻译应注重原文形式和艺术效果的传达；呼唤型文本强调呼吁译文受众产生预期反应，因此翻译应着重考虑译文的接收效果。总之，民俗文化外宣材料结合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译者应对不同民俗文化外宣文本做出恰当处理。

四、结语

民俗文化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大力外宣民俗文化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外宣。随着播州土司等成为中国新的世界文化遗产，民俗文化在学术研究、经济促进和社会需求等方面具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对民俗文化外宣翻译进行恰当定位有助于提高外宣效果，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而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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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此文系2015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土司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以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为例”（2015ZC04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