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

刘文

1

这一天是香港惯常的潮湿闷热的阴天，云朵飘得很低，知了已经开始叫了，海面上的集装箱和邮轮看起来与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一样壮观。飞机起飞，在大屿山附近拐了个弯之后向西边飞去。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8年的香港。

我并不喜欢香港，我来到这里只是因为青春期的叛逆，想要离我那严厉的母亲越远越好，但来了之后又找不到离开的理由。从18岁开始，我就住在这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小小的炉子上煮着番茄鸡蛋挂面，抽油烟机“嗡嗡”地响着，落地窗外是一排又一排的高楼大厦，它们挡住了房地产商承诺的“无敌海景”，将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

有一阵子，我天天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凌晨，早、中、晚餐都点麦当劳的外卖，这样我便一秒钟也不用离开我的Excel表格。直到有一天，我花了3个月时间准备的项目被同事半途抢走，他趾高气扬地走到我面前，向我索要我辛苦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每天这么累都是为了什么。我唯一一次晚上7点就离开了办公室，去太子大厦的天台喝了一杯200元的鸡尾酒，然后恍恍惚惚地走在皇后大道上。

在满大街穿着白衬衫、脖子上挂着公司门卡、肩上背着笔记本电脑的人群中，几个年轻好看的女孩子提着舞鞋走了过来，她们的刘海儿湿漉漉的，滑雪外套里面穿着黑色的紧身练功服。她们眼神中飞扬的神采让我嫉妒到浑身颤抖。

我想起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活泼动人。我曾代表学校在舞池里跳了一曲桑巴，当时所有人都在高呼我的名字，最后宣布我们学校得了团体第一名的时候，人们把我抬起来绕场一周，理着板寸的学弟还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封被手汗濡湿的情书。

我唐突地把女孩子们拦了下来，让她们带我去舞蹈学校报名。

2

我开始在午休的时候去练舞，午饭胡乱吃一个三明治或者一碗泡面。当年烂熟于心的舞蹈动作，如今我一个也做不来。压腿的时候我叫得像杀猪一样，而其他女孩子轻轻松松地就把腿举过了头顶。

我的导师兼舞伴安迪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人，他笑的时候，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每一颗痣都在笑，欢乐的感觉从眼底流淌而出。他抱着我说没事了，我就真的会觉得没事了；他揉着我的头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一切就真的都好起来了；他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握住我的手，用他纤瘦却有力的胳膊将我高高举起，让我觉得内心安稳。

拉丁舞在香港发展得并不好，因此，舞蹈学校在被迫从市中心的写字楼搬到很偏远的郊区后，才勉强维持了下来。事实上，一切艺术形式在城市的急功近利下，都发展得萎靡不振。我的同事喜欢看八卦杂志，上面的文章在教女人怎么能像徐子淇一样嫁入豪门，生一个儿子就能得到一艘游艇。她们参照徐子淇的减肥食谱，每天只吃几片菜叶和樱桃、番茄各两个。不过她们对男人的身材倒是没什么要求，因为“男人只要有钱，看起来就立刻顺眼了许多”。

“我觉得你应该去其他地方学习。你只有和更多的人跳舞，才能练出对音乐的敏锐感。”安迪无奈地告诉我。他第一次看起来那么沮丧，从脖子到肩膀都松松垮垮的。我把手放到他背上。

“我没事。”他总是温柔地笑着说。

3

稍微攒了一些钱之后，我开始去其他国家学跳舞。

2015年5月，我在伦敦上舞蹈课。教我们的老师马克是拉丁舞界风头正盛的新星，他25岁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团，27岁就在五大洲都拿到了冠军。我从无数的视频里看到过他表演时那种大气磅礴的姿态，但在见到真人时，我才发现他其实很瘦小，头发乱蓬蓬的，眼睛下面有大大的黑眼圈，也没有6块腹肌。他让忙着拉筋热身的我们都盘腿坐下，然后讲起了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每天都辱骂我和母亲。”他是这么开头的，就像所有的励志小说一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跳舞，在街上，在酒吧里，在学校里，音乐只要一响起，我就能跟着跳。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我才觉得快乐。”

“你知道跳舞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不是腿踢得高不高，不是韧带松不松，不是一下子能转多少圈，而是感情，是你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他站起来，情绪激动地指着自己的胸口，拍打着胸膛，“你们不要抱怨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好舞者的家庭背景、身体条件，你们所需要的全部在这里。每次被现实打趴下的时候，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喜欢跳舞，问问自己的感情还在不在。跳得比任何人差都不可耻，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才可耻。”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舞台上的他会看起来那么高大。

我跟着他学习，做着自己从未做过的动作。一次、两次，旋转、跳跃，在空中换重心，摆出各种美丽到不可思议的姿势。周围不断有人摔倒在地，不断有人呻吟。但马克只是不留情面地说着“再来一次”。他把躲到墙角休息的人都赶到舞台中央去练习。有人趁他不注意，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教室，他看到后愤怒地把水瓶朝门上摔去，大声喊道：“懦夫！”

他在前面给我们做示范，我们看着他跳舞，那些华丽的踢腿和旋转从视线中隐去了，抓住人心的是动作中的情感，那么充沛，那么动人：看到他匍匐在地，我们也满心酸楚；看到他欢喜跳跃，我们也跟着眉开眼笑。一曲终了，我手臂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而我旁边高大的英国男人则有点不好意思地抹了抹两颊的泪水。因为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所以马克周身释放着光芒，像一团火焰，毫不吝啬地散发着热量。

就在马克大声嚷嚷着让我们去感觉自己内心的那一刻，我明白了香港并不是我想要长久居住的城市，而审计师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最后一次！让我看到你们的灵魂！”马克大声地喊着。一个星期的特训结束之后，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我随着音乐高高地跳起，虽然落地的时候左脚脚踝崴了一下，生疼生疼的，但我还是很快乐，有一种死而复生的快乐。

4

从英国回香港的时候，我的脚踝上打着绷带。我回去的第二天就交了辞职信。

在我还没辞职的时候，公司里的人都对我颇有微词。他们觉得我奇怪，不合群，每天做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白日梦，午休的时候不加紧工作而去跳舞。一知道我辞职了，他们轮番来到我的办公桌前，向我表示祝贺。

“你去哪里？”

“我去洛杉矶。”

“工作找好了？”

“不是，去读书。”

“读书好啊，学校里有很多靓仔。多读一个学位，出来后找工作又多一点选择。”他们这样说。仿佛人在世间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有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然后呢？买一座更大的房子，顶楼要有天台，底楼要有会所，门前有一丛很假的花花草草，以及一个假水池。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开生日派对，然后上国际学校，将来赚更多的钱。

但马克说：“听从你的内心，做你想做的事情。”他在课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指着我大腿上的瘀青和衣服上的汗渍对我说：“干得好！”

我原以为我一辈子都跳不出按部就班的工作和波澜不惊的人生，现在才发现，改变只在一念之间。有些人的生活包括安稳的收入、平淡的婚姻，孩子早早就来报到，而我因机缘巧合而拥抱了冒险、旅行和远方。我想命运之所以会给我这样的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

母亲知道我辞职的消息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她总是向别人炫耀我有一份好工作，我用年终奖给她买的Burberry开司米羊绒围巾，她连夏天都围在脖子上。但她最终还是说：“你想清楚了就好。”她不再是那个拿着毛衣针逼我弹钢琴的母亲了，也不是那个可以骑着自行车载我去上素描课的母亲了。那一刹那，我竟然和她达成了迟来的和解。

我临走那天，安迪来送我。我正在发愁箱子因为装得太满而合不上。

安迪握着我的手，说：“没关系。”

安迪的手又凉又软，被他握着，离别的惆怅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也要走了。”他很缓慢很缓慢地对我说。

虽然香港早就融在了我们的血液里，我们的味蕾还是会想念煲仔饭和云吞面，一如我们的皮肤还是会想念湿漉漉的空气和半夜微凉的海风。但像宿命一样，我身边那些有趣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开了香港，奔向命中注定的远方。

安迪替我把箱子放到出租车的后备厢里，又将一袋零食塞进已经被我塞得满满当当的背包里。

“快走吧。”他推了我一把，我马上跌进出租车的后座，司机一踩油门，他的脸就遥远得看不见了。

我非常不喜欢长途飞行，不喜欢连续十几个小时蜷缩着身子坐着，不喜欢窗外一望无际的黑暗，不喜欢婴儿的啼哭、老妇的鼾声、情侣在毛毯下的调情，但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飞过山脉和海洋，降落在崭新的土地上。

我非常不喜欢离别，不喜欢母亲在机场红着眼眶趁我不注意拭去眼泪，不喜欢朋友非要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把我灌醉，不喜欢因为能带走的太少而只好把在一个地方居住过的痕迹统统丢弃。但当崭新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依然义无反顾地离开，去拥抱未知的挑战。

我们烦恼，我们惶恐，我们遇到一些人然后又离开一些人，这捉摸不透的，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