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县域城镇化驱动力的实证研究

何大鹏

摘要：本文选取“长株潭”城市群中发展最好的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城市群地区的县域其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因素。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制度动力和利益动力，本文对驱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细化到各个指标即包括：城镇化率（X1）、人均GDP（X2）、第三产业增加值（X3）、工业增加值（X4）和城镇固定投资（X5）。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县域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2

“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我国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的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城镇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也不断扩大。杨志海等人认为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1]目前，城镇化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以县域为核心的小城镇发展上。[2]本文选取“长株潭”城市群中发展最好的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城市群地区的县域其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因素。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制度动力和利益动力，本文对驱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细化到各个指标即包括：城镇化率（X1）、人均GDP（X2）、第三产业增加值（X3）、工业增加值（X4）和城镇固定投资（X5）。

浏阳，湖南省县级市，古属荆州，因县城位于浏水之阳而得名。浏阳市的数据来自1993年到2014年的《湖南省统计年》，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和便于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分析，本文对各项指标作自然对数处理。接下来将对浏阳市县域城镇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将原始数据取对数后处理，用EVIEWS6.0软件做ADF检验，在将各个变量一阶差分后得出以下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五个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六个变量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可以得出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固定投资进行一阶差分后，都是包含截距项的平稳序列。

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从上述可以得到将取对数后的数据做一阶差分，可以得到平稳时间序列（ADF 检验已证实）。分别对X1（城镇化率）与X2（人均GDP）、X3（工业增加值）、X4（第三产业增加值）、X5（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时选择滞后期为1期、2期、3期、4期和5期五种情况，结果见表2。

在10%的显著新水平下，从浏阳市各驱动力因子与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X1（城镇化率）和X2（人均GDP）互为格兰杰原因，就是他们互相之间都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X1（城镇化率）与X3（工业增加值）互为格兰杰原因。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带来巨大的消费，直接促进产业发展。而工业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镇地区，相应的，就业人口也不断转移到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X1（城镇化率）是X4（第三产业增加值）格兰杰原因，但X4（第三产业增加值）不是X1（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浏阳市第三产业不是促进城镇发展的主要原因。

X1（城镇化率）是X5（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X5（固定资产投资）不是X1（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其中主要带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发展。而检验结果表明浏阳市政府对城市发展资源的配置未能有效推动城镇化发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浏阳市城镇化率、人均GDP、工业增加值互相影响，呈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作为城市群中的县域，通过转移来自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量当地农民进入工厂工作，不仅带动了整体居民的收入增加，也提高了当地的城镇化率。这是城市群外部性一个正面的影响，也是作为浏阳市的一个区位优势。此外，城镇化率的提高带动了浏阳市的第三产业发展和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的增加，这主要是带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发展，以及与居民生活所配套的服务业的发展，但反过来并未促进城镇化率，说明当地还处在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市群通过产业转移带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但县域想要有长远的发展还需发展自身的产业，不能仅仅依靠工业的转移，需协调统筹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杨志海等.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2]王桂梅.我国金融支持对县域城镇化作用的实证研究[J].浙江金融，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