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狂”方志敏

刘明钢

“ 我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

1922年，方志敏患上肺结核症。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卫生医疗条件极差，使得结核病像魔鬼一样吞噬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因此有“十痨九死”之说。很多患者有恐惧心理，谈痨色变并非言过其实。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肺结核患者一般会选择卧床休息，养好了病再去工作，然而方志敏却不这么想，他放不下工作，宁愿透支健康与生命。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纷纷声援。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后改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方志敏是后援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他积极组织仇货检查队、募捐队、演讲队，深入街头巷尾募捐、查处仇货，奔走于学校、工厂，领导罢课、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由于劳累过度，他肺病复发再次吐血。他回忆说：“我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地内自由屠杀中国人民，心中愤激已极！”“凡后援会规定的工作，我都积极地去干，在工作紧张时，有几晚都没有睡觉。”以至于病越来越严重，但仍不肯卧床养病。他写道：“在这长期的秘密工作中，我的肺病更加加深了，更容易吐血了，走多了路吐血，睡晚了觉吐血，受了什么激刺也吐血，进了好几次医院。但我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

肺结核长期折磨着方志敏，然而，最令他痛苦的却不是疾病，而是学习、工作受到了影响。他写道：“肺病是我青年时期最凶恶的敌人，它损害了我的健康，大大的妨碍了我的学习，我的工作！足有五个整年，是无日不困顿于肺病的痛苦之中！我相信，我若不患这可怕的肺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决不会如此的无成就，对于革命工作，也会有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通常是每日做14小时的工作”

1927年8月中旬，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吉安，方志敏受到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充满了信心。他回到家乡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在整个1928年，环境异常险恶、困难无以复加，但方志敏却异常兴奋。在他看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就是幸福，与困难做斗争就是快乐。他写道：“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1928年4 月间，中共弋阳县委成立，方志敏任书记。他每天工作起来真是个拼命三郎。他曾回忆：全县工作同志在县委领导之下，斗争精神都极紧张热烈，都是不分日夜的拼命工作，我自己自然兴奋得很，通常是每日做14小时的工作。除了吃饭走路，全部时间都是开会演说，与群众谈话写文件，总要弄到非常疲倦不能再挨下去时才去睡觉。记得有一次开区委训练班，开了3天，每天我都讲课12小时（那时县委只有我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其余常委都是当任旁的工作），上午讲4小时，下午讲4小时，晚间还要讲4小时。我倒越讲越有劲，而听讲的工农同志反而有些支熬不下的，他们对我说：你有这样大的劲头，我们都弄你不过。”

听课的熬不过讲课的，方志敏的劲头儿有多大？而且，每上一节课至少用一倍以上的时间备课，3天课讲下来，方志敏得付出多少心血？

方志敏不但忘我地工作，还对工作精神进行总结概括，写道：不向困难投降，而要战胜困难；不怕生活艰苦，而要忍受一切的艰苦；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而要不惮烦的去说服，去教育，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精神。用这样的精神去工作，所谓“至诚感人，金石为开”，群众哪有不被我们说服争取过来之理！

“比较做后方工作要辛苦得多，但精神却是十分愉快”

1930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方志敏担任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红军独立团已有5个正规连，一个补充营，但装备很差，只有一挺机关枪，大多数是步枪，还有少数鸟铳、大刀。战士大都来自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自由散漫，纪律松懈。还有一部分从白军起义过来的士兵，有的当了干部，给部队带来了军阀作风。

方志敏决心要把独立团建成一支精锐队伍，便利用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整训。对于这段经历，他写道：我采取的工作方法，是自己亲自深入队伍中去检查，去讲话，去指导，去督促。发布一种工作的命令，我必要将这命令的意义和内容，向战士们解释清楚，使他们都懂得为什么要如此做以及怎样去做。对于战斗员的生活，极力改善，加以爱护，亲之爱之如家人兄弟一般。对于军纪，特别是作战的军纪，不论何人，都是严格执行，不稍宽贷，首先称自己就做到一个模范的遵守红军纪律的人。对于训练，主张认真切实，无论操场讲堂，不许丝毫敷衍。对于管理，主张严格，一举一动，都需照规定执行。经过整训，独立团变成整齐严肃的正规红军，战斗力也较前有所加强。

1931年3月，方志敏暂代红十军政治委员，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工作中。他回忆道：我仍如在军委会工作一样，深入队伍中去，不惮烦的去检查，去讲说，去指导，去督促；内务，操场，讲堂，以及关于各个战斗员身上许多琐屑的问题，我都亲自过问；军中会议，我亲自参加的多。好的事尽量发扬它，不好的事则严格指责，不稍宽假！在我的影响之下，红十军的指战员同志都高兴热烈起来，在葛源泉一个星期的整顿训练，军中一些散漫混乱的现象，纠正了不少，与从前颇不相同。

这段工作时间不长，但方志敏精神愉快，并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当任军政委，虽只有45天，虽比较做后方工作要辛苦得多，但精神却是十分愉快！因为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莫如战争的失败；而最快乐的莫如战争的胜利。战争一次一次的胜利，那胜利的喜悦心，简直会忘记一切疲劳和辛苦，就是几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要紧了。”

“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1935年1月27日，陷于绝境、7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被俘。2月初，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endprint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方志敏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方志敏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即使在狱中也停不下来。他履行自己的诺言，活一天就努力工作一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了许多事情：

1、为越狱做准备。方志敏得知案子“缓办”后，就开始谋划越狱，“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要越狱成功须里应外合。因此，他加紧做监狱卫兵、看守兵的工作，与之接近、谈话，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厌其烦地讲解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意义和目的，极力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其工作取得了成效，与一些卫兵、看守兵成了朋友，后者经常主动地为他通风报信。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方志敏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2、物色送信人。要想把文稿交给党组织，就必须有人送信。最早答应传送文稿的是狱友胡逸民。胡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官至中央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他监管很宽松，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所以，他经常到方志敏的囚室聊天，两人竟成为挚友。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方志敏介绍了胡逸民的情况，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即胡逸民）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方志敏还争取到监狱文书高家骏。后来，他就是通过这两个人将文稿送到上海交给了地下党。

3、密写文稿。为了安全起见，方志敏用米汤誊写《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与《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不久，这两篇密写稿被送到莫斯科，并在刊物上发表，是最早问世的狱中文稿。此外，方志敏还给鲁迅、宋庆龄等人密写了若干封信。

4、进行思想教育。方志敏抓住一切机会做被俘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进行气节教育。为了能与狱友“当面畅谈一次”，在端阳节那天，他还筹办了一次聚餐，饭后几个难友“放谈一切”。

5、撰写文稿。方志敏把它视为对党的最后贡献，无论是在普通号还是在优待室，利用敌人要他“写点东西”的纸和笔废寝忘食写作。由于饱受折磨身体虚弱，写作时间稍长头晕乏力。这时他就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在床上躺一会儿，然后起来咬紧牙关再写。关于写作的艰辛，方志敏写道：“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不管怎样，祥松（即方志敏）还是天天在暗中努力着，为着这，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一批文稿，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13万文字。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文稿多次再版，特别是《可爱的中国》 《清贫》曾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

6、策划传送文稿。方志敏是传送行动的策划者，他精心谋划，精心安排，分5次将文稿托人送出；每次派谁送，送给谁，送哪篇文章，是送密写稿还是原件，方志敏都有极周密的考虑。他们将大批文稿一次次地从敌人眼皮底下带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交到地下党手中。

方志敏生命的最后6个多月在狱中度过。在特殊情况下他以特殊的方式为党工作，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在中共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创立了不朽功勋。

（责编 五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