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传统与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提要] 湘学传统的显著特征有三：一是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讲求人生立志、心性修养及社会责任感，这对于湖湘学子咬牙立志、寒乡拔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二是在追求“内圣”的同时极为注重“外王”的经邦济世，具有注重现实实际的务实学风，这使得湖湘学子大都于学于政卓有建树，而区别于空谈义理的“腐儒”；三是在社会动荡和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湖湘学子标举民族大义、救亡图存，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青年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深受湘学传统的熏陶，形成了张扬伦理意志、注重现实实际和强烈爱国情怀的文化性格，并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毛泽东；湘学传统；文化性格

[作者简介] 李佑新：哲学博士、研究员，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古代史上，湖南人物罕见经传。时至近代，这种状况洒然一变，人才蔚起，名人迭出，至毛泽东而称极盛。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很多，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则与湘学传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一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课题，即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湘学传统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塑造，以及由此对他后来思想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 理学遗绪与青年毛泽东的伦理意志

湖南，北阻洞庭，南薄五岭，西接黔蜀，风气锢塞，不易为中原人文所沾被，自古是所谓“三苗之地”。“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 皮锡瑞.师伏堂末刊日记[J].湖南历史资料，1959（1）：105.至北宋庆历年间，“元公崛起”，湖南始出一大思想家周敦颐，其学称为“濂学”。濂学之兴，非仅湘学之肇始，且为宋代理学之开山。从地域上来看，则濂学传为洛学，演为闽学，复又流被于湖湘，湘学中的理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历史上朱熹、张栻会讲岳麓，对湘学影响深远。朱、张之后，影响大者首推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湖湘理学遗绪不坠，实与船山著述传播有关。理学在近代的抬头，表现在以魏源、贺长龄为代表的湖湘经世学派的思想中。魏源一方面深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为今文学之大家，其推崇理学的倾向明显。与魏源交往甚密的贺长龄，是清嘉道之际湖湘经世派的著名代表，但他平生笃宗理学。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亦以理学为轨辙。其婿劳崇光，官云贵总督，立有勋绩，而深于理学。理学在近代的复兴，则以曾国藩等湘军人物为中坚。“咸同诸公，多尊崇紫阳”

李肖聃.湘学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5：134.，使理学在道咸之际得以重张其帜：“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但自曾国藩等人提倡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20.

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其社会功能无疑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但是另一方面，理学在以哲学阐释封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志结构，从而蕴含着极为重要的人文价值。它强调立志、修身与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倡导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对于湖湘士人咬牙立志、寒乡拔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这也正成为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时代讲求心性修养以及新民学会砥砺品行的重要思想资源。

这里有必要论及青年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杨先生七岁从父发蒙，年事稍长，攻读程朱理学，自述“自宋学入门”杨昌济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03.。在理学熏陶下，杨昌济在青少年时代即“慨然有必为圣人之志”

同①375.。虽然在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中，理学封建意识形态内容逐渐被抛弃，但理学的形式结构，如立志、心性修养、伦理意志的发扬以及注重哲学研究则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他诠释各家，取融中西之所本。在日留学期间，他还向李肖聃说：“君好博览而不读程朱书，终为无本。”同上.归国后主讲湖南第一师范伦理修身课程，中西结合，而归本于程朱，亦不废陆王。深知湘学渊源流变的李肖聃论及杨昌济时说：“自明以来，衡湘学者严于自守，王船山兼采汉、宋而以《正蒙》为宗，及清而李文炤、罗典苦行清修，稍振紫阳之绪。迄于咸、同，则罗泽南、刘蓉皆笃程、朱，而曾、左亦颇张其绪论。三四十年来，前辈尽死，……自是宋学益为后生所轻。怀中先生三十年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书，十余年中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

同①379-380.。言下之意以湘中理学传人许杨昌济先生。

杨先生执教湖南第一师范的伦理修身课，自编教材《论语类钞》，频频征引二程、朱熹和王船山、曾国藩等湘学人物。强调高尚理想和伦理意志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

同①69.；突出人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使命：人生坠地“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万不可逃之责任”

同①68.；“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之志之说也。”

同①70.

杨昌济的讲课内容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等人。青年毛泽东谈及新民学会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学会会员都是杨先生的学生，与闻杨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从杨先生习宋明理学，非常注重立志、修身，高扬伦理意志，追求理想人格。《讲堂录》记述了其师杨昌济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诸如“高尚其理想”、“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向”。而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是他对于立志和圣贤的议论。青年毛泽东关于真要立志必须探求“大本大原”或“宇宙真理”的论述，与杨昌济推崇的湖湘理学的原道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湘学的“最初形态和主要特征是理学，这个学术体系中包含着关于道论的核心内容，并充满着原道精神。从湘学的奠基、发展、演化的千年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湖南学人对于宇宙法则、人文理想等大本大原问题的强烈关注。”

朱汉民著.湘学原道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8.青年毛泽东关于全力探求大本大原的论述，正是源自湖湘的理学原道传统。他还以是否抓住了大本大原为依据臧否近代人物，表示“独服曾文正”。

这种追求大本大原和理想人格的伦理意志，构成了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重要方面，并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探寻大本大原后来发展为追寻“主义”，并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如，对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后来被改造为“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甚至，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哲学和普及哲学，也成为他后来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 实学风尚与青年毛泽东的务实风格

湘学传统最显著的特征是理学与实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学”概念涵义极为复杂，本处主要取其“经世实学”之意。的结合。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张扬理想和意志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是讲求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使得湖湘士人大都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于学于致卓有建树，而不同于空谈义理的“腐儒”。

经世致用本是儒学的传统精神。但儒家经邦济世的路径却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伴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内圣”与“外王”分为两橛，儒学各派就基本倾向而言，也就离为“内圣之学”与“外王（经世）之学”两途了。宋代以降发展出来的理学，是对“内圣之学”的哲学阐扬。虽然程、朱并未放弃“经世”的目标，但高扬的却是“内圣”之道：“学莫大于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河南程氏粹言》卷一）因而理学所突出的是以“修身”为内容的伦理本体，理学的经世目标在对心性修养的精巧分析面前便显得黯淡无光，实际上谈化了儒学的经世之旨。其结果是“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而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岳麓书社，1985：18.但在湘学传统中，一方面奉程朱理学为正宗，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张栻与朱熹会讲岳麓，两人的思想便有歧异之处。张倡导“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他既注重明义利之辨，又不尚空谈，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因而具有“事功之学”的意味。张栻之后，其高足胡大时，既从朱熹问学，又受业于永嘉事功学派创始人陈傅良门下。这些都在湖湘学派中抹下了一层经世实学的色彩。

如果说，湖湘学派创始人的经世实学风格还不很突出，那么，到了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则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之作了弘扬和阐发。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提出“理气相依”、“知行相资”的观点，并抓住贯穿本体论、认识论与历史观的“道器”关系问题，论证了“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主张“治器”、“作器”、“述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力辟老子之“虚无”、佛家之“空寂”和宋明理学末流之空谈，“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M].岳麓书社，1996：73.。

王船山的宏言谠论还未公诸于世，同时代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旗帜由于清代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文网严密的高压政策已折入考据一途。但到嘉道年间，“太平盛世”已成昨日黄花，“内忧”、“外患”相踵而至。于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发下，王船山倡导的经世观念，随着其思想著述的流传，在湖湘士人中形成了突出的实学风尚。

这首先表现为湖湘经世派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劳崇光、魏源、汤鹏等人。他们或为封疆大员，或跻身卿寺，参与朝政，致力于实政、实效，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其中尤以魏源为这一经世派的著名思想代表。他在社会动荡与民族危亡的刺激下，重张经世致用的大旗，编写和撰著了《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经世实学著作，开启了晚清务实学风。

继湖湘经世派而崛起的湘军集团，继承和发扬了经世实学风尚。曾国藩是湘军集团的领袖人物，也是这一经世实学派的思想代表。如前文所指，曾国藩本是湘中理学复兴的中坚人物，以“抱道君子”自居，讲求心性修养。但在经世思潮与社会动荡的影响下，他深知空谈性理之迂腐，因而“详览前史，讲求经世之学”。曾国藩从经世思想出发，对满清士大夫脱离实际、不能学以致用的空疏学风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标举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禁大言以务实”

曾国藩全集·诗文[M].岳麓书社，1986：441.。曾氏倡导的经世实学学风，对湖湘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提上议事日程。湖南因谭嗣同等人的活动，成为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而谭嗣同吸纳西学的气魄与变法维新的激进主张，其理论基础正是湘学传统中突出的经世务实观念。谭氏“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自命，引述王船山的道器观，加以独特发挥，把人们所信奉的“道体器用”观念从根本上颠倒过来，提出“器体道用”论，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周振甫选注.谭嗣同文选注[M].中华书局，1981：27.谭氏对空谈性理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倡导“学必徽诸实事”的务实学风。

以上所论只是湘学中几个代表人物的经世务实观念，实际上这是近代湖湘士人的普遍倾向，并构成了一种实学风尚。杨昌济先生在讲课中极力倡导湘学传统中的经世务实观念。他尝引王船山关于“圣贤”“豪杰”的论述，强调“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杨昌济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69.，突出圣贤必须具有豪杰建功立业的品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重现实实际。青年毛泽东在这种湘学氛围熏陶下，一方面极力张扬伦理意志，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同时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注重现实实际的务实风格。

首先是重视实践。湘学传统中的务实精神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特别突出“行”的重要性，从早期湖湘学派一直到杨昌济无不如此。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古者为学，重在行事”

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5：586.。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又作了发挥：“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

同①235.。虽然这时毛泽东主张知先行后，但重视“行”则是确切无疑的，而且正是这种注重道德践履的要求养成了青年毛泽东注重现实实践、“办事精细”的风格。

其次是注重实际和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考据学的治学方法，考据学又被称之为“实事求是之学”，可说是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9.可见，考据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与后来毛泽东倡导的反对本本主义的“实事求是”是大相径庭的。与考据学相反，湘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由于其强烈的务实学风而成为一种注重现实实际的思想和精神。曾国藩批评考据学“钩研诂训”脱离实际，而认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的事物中研究其道理：“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曾国藩全集·诗文[M].岳麓书社，1986：166.杨昌济拳拳服膺于曾国藩，并对此发挥补充道：“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杨昌济著.达化斋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90.这种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湖湘学者中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与一师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而历史上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中则明文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湖南第一师范校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12.这种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同①587.；“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同①363.，并利用暑假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后来毛泽东力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毋宁说主要渊源于湘学的这种经世务实传统而非考据学传统。

其三是注重国情研究。湘学传统中的务实学风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下更显示出以国情研究为基础融合中西的独特风貌。杨昌济反对西化，认为“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同⑤199.。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自己则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同①474.这一文化性格因素无疑成了毛泽东后来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要的主观心理基础。

三 民族大义与青年毛泽东的爱国情怀

理学“民胞物与”的社会责任感与湘学“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在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下，指向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救亡图存与民族独立。这就形成了湘学的另一传统，即高扬民族大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突出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湖湘士人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王船山。船山评史论政，一以民族大义为依归。凡是抵御外来民族侵略的历史人物，他都予以赞扬；凡是投降外族的历史人物，他无比憎恨。船山把民族的整体利益看作是“古今之通义”，它比“一时之义”（君臣名分关系）、“一人之义”更为重要。在民族利益面前，“一姓兴亡”、君臣名分与人个的动机（无论善或恶）都算不了什么。船山的民族气节和他高扬的民族大义，深深地影响了湖湘后人。道光年间新化人邓显鹤在刊刻《船山遗书》时就在序中说：“先生生当鼎革，……故国之戚，生死不亡，其志洁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犹将闻风兴起，况生同里闬，亲读其书者乎！”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岳麓书社，1985：148.在西方列强频频叩关，中华民族瓜分豆剖的危机面前，船山的民族大义主张焕发出湖湘后人强烈的爱国激情，激励着湖湘士子走上御侮救国的道路，并由爱国而干政，由干政而维新而革命。虽然在新的形势下，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船山不同，但其民族独立意识与爱国精神却前后一揆。

近代以来，远有魏源，近有谭嗣同，可谓典型代表。谭嗣同之后，湖湘学子效之者不绝如缕。他们大都标榜船山的“民族大义”，以嗣同为楷模，以爱国相砥砺，走上起义、革命之路，最后以死明志，以死警醒国人。唐才常、林圭、禹志谟、陈天华、姚宏业等人都是杰出代表。杨昌济的族亲和好友杨毓麟，更是直接王船山、谭嗣同的思想，标举民族主义：“今日地球诸国，所谓凌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桃埂于洪涛之上矣。……故民族主义者，生人之公理也，天下之正义也。”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632.

湘籍学者杨树达曾说：“自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固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

杨树达文集之十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0-101.由船山精神所陶铸的湖湘士人的这种爱国激情，被杨毓麟标举为“独立之根性”。认为它“流传于我湖南人之脑蒂者，最为醲深微至”同②616.，在洋务、维新、革命等辚辚相接的各个阶段一以贯之：“王船山氏生平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焉。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易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可以深根蒂固矣，然至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同②616-618.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毛泽东从小就滋长出爱国热情。早在韶山读书期间，他借读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书中描绘的“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的危局，令他忧心如焚。进入湘乡高等小学堂，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作《言志》、《救国图存篇》，深得教师嘉许。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对青年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又是杨昌济。正是通过杨先生，由王船山发端而经谭嗣同发扬光大的“独立之根性”深深地内化为毛泽东文化心理中最基本的因素。

1914年，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杨昌济著.达化斋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47.

他还鼓励毛泽东等学生到船山学社听讲。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阅学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同⑥99.由此，毛泽东后来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也就决非出于偶然。

对于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气概和为变法献身的英勇壮举，杨昌济由衷崇敬，称道不已，认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杨昌济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0（第1版）：81.他在向学生解释谭嗣同英勇赴死的思想原因时说：“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杨昌济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74.而且向学生考试提问：“试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譬仁人”、“仁人何故以身为腕”杨昌济著.达化斋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20.。

湖湘士子的这种爱国激情深深影响了青年毛泽东。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为此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刊印了《明耻篇》，毛泽东在《明耻篇》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0-07（第1版）：11.1916年7月，日俄再订分掠蒙满权益协定，毛泽东闻此在一封信中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去，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同③51.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接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但“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确定无疑的”[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25.。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怀，导致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以后漫长的军事、政治活动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与价值取向。施拉姆极为重视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特里尔甚至说：“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他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

[美]R.特利尔著.毛泽东传[M].刘新路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500.这一说法似有所夸大。但如果考虑到从毛泽东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天安门广场上那“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历史宏音，屹立在世界面前的，确乎是一个伟大民族英雄的形象。

（编辑：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