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吴子慧

[摘 要]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关键词]天命之符；东汉文学；赋颂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07-05

《文心雕龙·正纬》曰：“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在刘勰看来，不仅谶纬的文辞可供文人取法，其“事丰奇伟”的想象也对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奇诡之事，以及优美之词，集中表现为对于祥瑞的描述，即所谓的符命。汉代的符命，主要表现为祥瑞事件，诸如黄龙、神鼎、麒麟、凤凰、甘露、白雉等等。所谓的符命，是为时代政治服务的。

东汉社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祥瑞，对于心怀“致君尧舜上，而使风俗淳”理想的儒家士人也是一种莫大地鼓舞。上疏达意、赋诗言志、撰述显文，便成为儒家士人表达对于君主、朝廷的颂扬之意的手段。受命之符瑞与歌颂汉帝功德之文巧妙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的表达方式。

一、天命之符与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

鸿笔之臣润色帝王鸿业，这是儒生士人的传统使命。王充认为：“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1]（p.847）特别是在汉代，几代帝王治国方略虽异，但汉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绩，却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资本。而宣传国家的盛世太平，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已成为儒家士人政治话语和文学创作中共同的主题。

《论衡·颂圣篇》屡次强调：“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虞氏天下太平，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1]（pp.848-849）“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1]（p.855）王充毕竟处在东汉社会的繁荣富庶期，国家和会稳定，经济繁荣，儒生以及文人的思想依然处于经学恢复而一展身手的亢奋状态，对于国家的褒美之情溢于言表。

据史料记载，祥瑞之符屡现汉代。王充论之曰：

“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于太山，后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于长乐宫，或集于上林，九真献麟。神雀二年，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四年凤皇下杜陵及上林。五凤三年，帝祭南郊，神光并见，或兴子谷，烛耀斋宫，十有余日。明年，祭后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甘露元年，黄龙至，见于新丰，醴泉滂流。彼凤皇虽五六至，或时一鸟而数来，或时异鸟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时，神光灵耀，可谓繁盛累积矣。”[1]（pp.819-820）“汉文帝黄龙、玉棓。武帝黄龙、麒麟、连木。宣帝凤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平帝白雉、黑雉。”[1]（p.830）

虽然不是存在于朝代变革之际的受命之符，但祥瑞却是一个时代太平盛世的标志。

所以，王充不无骄傲地一再申说：

“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绝，此则汉德丰茂，故瑞佑多也。”[1]（p.830）“孝明时虽无凤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见，离木复合。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瑞应，莫盛孝明。如以瑞应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谓太平矣。”[1]（p.820）“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前世龙见不变，芝生无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龙并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县，德惠盛炽，故瑞繁伙也。”[1]（pp.830-831）

如此频繁出现的祥瑞，再加上朝廷的大肆宣扬，必将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甚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早已深入汉代生活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歌颂东汉君主的祥瑞文学也就应运而生。符命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而又不露声色进行曲意奉迎的最好的形式。符命之文的核心就是歌功颂德，所谓白龙鱼服，紫芝灵草，凤皇麒麟之类，不仅作为一种意象在使用，本身也富有深刻的政治内涵。所以，王充说：“今上上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1]（p.822）

班彪的符命思想是两汉之际的主流社会思想，在文学以及思想上表现得非常显明。班彪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遂作《王命论》，有曰：“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着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倔然在此位者也。”[2]（p.232）班固继承乃父的风雅传统，笃信谶纬，白虎观辩经的最终成果被班固记录在《白虎通》一书。《后汉书》称：“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3]（p.1330）汉明帝时作《两都赋》，并作《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以符命的形式，歌颂汉代帝王的功德。

符命之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刘勰论《文心雕龙·封禅》中说：“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遯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文斐然余巧，故称《封禅》丽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班固“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于是作《典引》，备述汉德。《典引》是典型的谶纬思想指导下，利用圣明之符，歌功颂德的佳作。所以，明代张溥等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直接把《典引》看作符命之文。

丁鸿是今文经学家，白虎观辩经被誉为第一。元和二年（85年），汉章帝东巡狩时，扈从还有被目为“殿中无双丁孝公”的名臣丁鸿，这时也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上疏曰：“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恊时月正日，同斗斛权衡，使人不争。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业，祀五帝于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泽降澍，柴祭之日，白气上升，与燎烟合，黄鹄群翔，所谓神人以和，答响之休符也。”[4]（p.649）从丁鸿的上疏可以看出，祥瑞之说已经被运用得极为纯熟，受命之符瑞与歌颂汉帝的功德巧妙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经典的表达方式。

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是这样评论作为符命的歌功颂德的文章的：“符命之说，古不经见，皆后世迂儒俗士贼臣簒子，献谀逢恶以为簒窃之资者所作也。六经所载，如‘河出图，雒出书、‘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麟趾、驺虞、帝武、玄鸟、获麟等皆据事而书，非推天引神而以为符也。如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及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圗等，皆秦汉诸儒附会之说，非圣人之意也。至司马迁为《史记》，始载赤乌、白鱼、赤帝子、白帝子之事，以为有天下之征。又特为《封禅》一书，从臾神怪。而董仲舒对策遂言三代受命之符，于是司马相如为《封禅文》，扬雄作《剧秦美新》，而班固为《典引》，闳衍侈大，推美功徳，以为符命，新莽盗汉而谶纬之术兴矣。”

不论东汉时代有多少被帝王欣赏赞美的篇章，流传到今天的符命之文非常稀少。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随着谶纬的禁绝逐渐失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神雀翔集与主题赋颂的呈现

由于东汉初期谶纬的广泛流行，形成了一股认同度极高的社会思潮，于是对于帝王功绩褒奖有加的瑞应的出现，便被有意识地无限放大，出现了整个社会都在寻找与祥瑞有关的事物及其现象，祥瑞经常被发现，进而被记录在正史之中。

据《宋书·符瑞志》集中著录了东汉祥瑞出现情况，兹仅将黄龙、凤皇、麒麟出现情况摘录如下：

黄龙

汉章帝元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黄龙四十四见郡国。元和中，青龙见郡国。元和中，白龙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黄龙见九真。延光三年九月辛亥，黄龙见济南历城。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黄龙见琅邪诸县。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黄龙二见东郡濮阳。

汉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黄龙见沛国谯。汉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黄龙见济阴句阳。又见金城允街。汉桓帝永光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

汉献帝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又郡国十三言黄龙见。[5]（p.794）

《艺文类聚》卷九十九载：“《东观汉记》曰：光武生于济阳。先是凤皇集济阳故宫，皆尽曰凤皇，圣瑞始于此。”也就是说东汉有凤凰之瑞，是从汉光武帝刘秀开始的。

凤皇

汉光武建武十七年十月，凤凰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颍川郡，群鸟并从，行列盖地数顷，留十七日乃去。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凰百三十九见郡国。

汉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凤凰见济阴巳氏。

汉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新城，群鸟随之，民皆谓之凤凰。

汉献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县言凤凰集。又郡国十三，言凤凰见。[5]（p.794）

被视为仁兽的麒麟也多有出现：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三年八月戊子，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

汉献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见郡国。[5]（pp.791-792）

东汉章帝时期，祥瑞屡现呈现了极端的状况，简直是空前绝后。据《东观汉记》载：“章帝元和二年，鳯凰见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平、朱草、木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2]（p.77）这一时期，恰恰是白虎观辩经大会的召开之后发生的，谶纬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法典的地位，整个社会沉浸在谶纬的祥瑞以及躬逢盛世太平的虚伪假象中。

在有关汉代文献中，被史家及儒生津津乐道的是汉明帝时神雀云集的祥瑞，并且有作品出现，虽然并没有流传下来，依然是文学的盛事。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这样记载：

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3]（p.121）

《后汉书·贾逵传》云：永平中，“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鷟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3]（p.1235）

王充论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1]（p.864）无论是金玉，还是瓦石，神雀颂今已失传，无缘得窥其内容。仅在《隋书经籍志》著录“傅毅《神雀赋》一卷”，恐怕这是关于《神雀赋》最终的记载。

虽然我们无法得见《神雀颂》的体制与内容，但是，在《后汉书·班固传》保留了班固的《白雉诗》，诗曰：“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嘉祥阜兮集皇都，发皓羽兮奋翘英，容洁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3]（p.1373）这是典型的歌功颂德式进行谀美的诗篇，刘勰所谓：“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竒伟，辞富膏腴”（《文心雕龙·正纬》）而有助文章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元和元年正月复献。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麒麟、白雉、醴泉、嘉禾并现。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春正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元和中，白雉见郡国。献白雉于王庭最早见诸《尚书大传》，《后汉书·南蛮传》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3]（p.2835）

天下太平和洽，才会有夷狄来献。《春秋感精符》谓：“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不唯越裳国来献白雉，汉明帝时期郡府也出现了白雉，所以，白雉不仅仅是祥瑞符号，也是社会和洽太平，汉代君主德泽惠及天地四方，故而班固赋中出现了“章皇德兮侔周成”深刻内涵，所以出现了汉代儒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愿景，歌颂汉代君主及社会成为儒生们主动的内在需求。而瑞应的出现，甚至可以化解矛盾，出现和睦的景象。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迁都，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3]（p.1235）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汉章帝建初元年，也是班固创作《两都赋》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命意。笔者怀疑，也正是在汉明帝永平十一年，麒麟、白雉、醴泉、嘉禾众瑞并现的情况下，杜笃作《众瑞赋》，惜赋作只存残句，如“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雅》《颂》之声，非一家之作也。”祥瑞作为一种现象，也作为文学的一种意象，显然，汉代的诗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保存。

《后汉书·西域传》“条支国”载：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

又“安息国”载：

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后汉纪》则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冬十月，安息国献师子、大雀。”这是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班超在西域已经征战了30年。化外归义，这是君主德之所致，是谶纬中极力宣扬的盛世功德。于是汉和帝命班昭即曹大家作赋，曰：“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俦。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逰。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逰。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感思服而来同。”后世命名此赋为《大雀赋》，保存在《艺文类聚》以及《太平御览》中。

三、封禅情结与盛世明君的期待

中国古人信奉“天人感应”学说，天降祥瑞，统治者藉此举行封禅大礼，以此强调君权神授。汉代以前的典籍，对于帝王封禅的记载，寥寥可数，尤有甚者，六经无一言及封禅。《史记·封禅书》言之凿凿的封禅活动，只有秦始皇、汉武帝真正进行了封禅。在秦汉时期，封禅是有目的的政治活动，有一点是十分明晰的，封禅必须有祥瑞出现。

司马迁自言：“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6]在秦汉时人看来，受命之帝王，功成德洽，必须到泰山进行封禅，其目的是报答受命之意。所以，封禅活动实质上是昭告天下帝王所得政权的合法性，受命之符瑞即上天授意的最直接的象征。

汉代人秉持着典型的“奉天法古”的思想，在三代以来天命观的思想引导下，尤其是在儒家政治文化和士人的逐步影响下，汉代帝王亦步亦趋地走上“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的功业昭彰的敬告上天活动。

汉武帝即位第十九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济北王认为有祥瑞出现，建议汉武帝封禅泰山。也就在这时，因病被免官的司马相如，临终前为汉武帝写了最后一篇文章《封禅书》，其有云：“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羡，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穂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获周余放龟于岐，招翠黄乗龙于沼”，认为这是“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惠，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牟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液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2]，所以，应该封泰山，禅梁父。司马相如以其特殊的身份，开启了汉代封禅文学的先河。

与相如同时代的司马迁，洋洋肆言：“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6]（p.3299）虽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史官而未获得参加泰山封禅的事宜，抑郁而终。但是，对于汉家封禅之事的记载和歌颂，封禅书尽道其详。武帝之后，汉代进入多事之秋，终西汉未有第二个汉代帝王东巡狩泰山而进行封禅，封禅之事再一次杳不可闻。

从东汉藏书石室以及东观所藏历史文献辑录出的《东观汉纪》却如此记载：“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下不敢颂功述德业。谨按《河》《雒》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传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岳之正礼，奉图《雒》之明文，以和灵瑞，以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复议。国家德薄，灾异仍至，图谶盖如此。”[2]（p.162）中元元年就是建武三十二年（56年），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改年号建武为中元。

由上文可知，汉光武帝的封禅不仅以告功成之意，还有垂范后世、震慑万民的作用。实质就是光武帝昭示天下：皇权是受命于天，有图谶为证，天下永远归属刘家，他人不得觊觎。

光武帝泰山封禅的刻石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起是以中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则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吏各修职，复于旧典。[3]（pp.3165-3166）

寻找政权的合法性，从汉高祖刘邦即开始，直至汉光武帝刘秀依然如是。这期间发生了在今天看来尤为可笑的历史事件。为了迎合阴阳家，以及谶纬的历史循环逻辑，汉武帝太初改历，汉哀帝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分明已是在谶纬理论的影响下亦步亦趋了。包括王莽代汉，谶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那样一个思想神秘而暗昧的时代，刘秀亦当不例外，即在谶纬中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也在谶纬中暗察国家政治命运的启示。刘秀的封禅泰山，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进行的，去日无多，所以，以泰山刻石的形式，昭告上苍，也是警告大汉的子民，汉代政权是上天赋予的，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汉代的礼仪制度因为泰山刻石而确定下来，所以，光武帝的封禅所起到了政治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光武帝的封禅活动，儒生文士们并没有过多的进行渲染，从现有文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正如《东观汉记》所言：“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下不敢颂功述德业”。同时也可以看出，东汉的儒生文士们对于歌汉功、颂汉德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没有明确的意识，所以，汉章帝时的王充才大声疾呼“须颂”。

东汉帝王巡狩泰山，在礼乐缺失的情况下，仅仅是粗具礼仪，制度并不完备。曾经跟随光武帝廵狩泰山，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博士曹充，封禅归朝之后，受光武帝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汉明帝即位，曹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明帝询问如何制礼作乐？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汉明帝于是下诏，“改太乐官曰太予乐[3]（p.1201）。”

汉章帝欲制定礼乐，曹褒洞察皇帝心意，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着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着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由于群臣的阻拦，未得实行。

次年，汉章帝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3]（pp.1202-1203）历史进入东汉中叶，永元九年（97年），建议光武帝封禅泰山故司空张纯之子太常张奋，依然没有忘记制定汉家封禅礼乐事宜，上疏汉和帝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着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3]（pp.1199-1200）

天降祥瑞，天子借以成礼。礼定权备，筹谋制礼作乐，纲纪天下。借祥瑞以成就封禅大礼，借大礼以翘首君权化成，天下归心，从而彰显祖宗之功德，建万世太平之宏业。一个时代封禅的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切期盼。

四、结语

符命与祯祥成为汉帝王进行礼乐活动制定仪式的很好的讬辞，这一切，都是在谶纬指导下完成的，在今天这是很难想象的。汉代盛世已过，社会诸多矛盾显现，制礼作乐与封禅之事，变得遥不可及。尤其是天灾人祸，天象变异，后宫专政，如何在朝廷权力的斗争中维持政权的稳定，已成为汉代中叶以后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符命之说，颂汉之意，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化。

在谶纬盛行的时代，受命、符瑞不仅成为汉代文学主题，也构成了东汉文学的经典意象，以及文学的核心元素，成为东汉文学的主要特色。但是，正因为谶纬符命主导了雄踞主流的官方文学，使得符命文学缺少其他时代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不能维持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使得文人的显志之赋，愤怒之诗，以及无名诗人的人生悲歌，才显得那么情真意切，才显得那么珍贵，才使得东汉文学活泼泼的生命力在谶纬影响下并没有全军覆没。

[参 考 文 献]

[1]王充.论衡[M].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2]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刘珍，等.东观汉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