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

金璐璐

[摘 要]《北征赋》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两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上承屈骚精神，下启引史入赋、借史咏怀的抒情小赋，具有重要赋史价值。《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史料，对进一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状况、班彪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汉代四家诗的发展等多有裨益。

[关键词]班彪；《北征赋》；建武元年；文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12-06

汉代纪行赋今存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和蔡邕《述行赋》四篇，虽然数量不多，但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p.135）不但把它和京殿、苑猎与序志列为汉赋的四大题材，而且地位上升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高度。作为汉代纪行赋的代表，班彪《北征赋》被萧统《文选》“纪行”一门首选；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把其列为纪行赋第一篇。目前，学界对班彪北征的目的地众说纷纭，对《北征赋》的主旨及其文史价值更是鲜有论及。与此相关联，《北征赋》的背景、主旨及其文史价值等则是笔者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考论班彪北征的目的地

关于班彪此行的目的地，从目前所见各种资料来看，说法并不一致，主要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的地为天水郡。认同此说者较多，如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2]（p.1323） 《文选》卷九《北征赋》李善注：“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 [3]（p.18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班彪自长安至天水依隗嚣，作《北征赋》。” [4]（p.54）高光复《赋史述略》：“班彪离京投天水郡隗嚣避难。”[5]（p.71）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新汉之际，三辅大乱，他迁居天水依隗嚣。”[6]（p.868）

第二种观点认为目的地为凉州。持此种看法的有《文选》李善注引《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3]（p.182）龚克昌《全汉赋评注》：“时彪二十余岁，为了避难，他决定去凉州依隗嚣。在从长安到安定的途中，他写了这篇赋。”[7]（p.33）

第三种观点认为目的地是安定郡。认同此说者有马积高《赋史》：“《北征赋》为班彪避难从长安到安定郡城时所作（西汉安定郡治在高平，即今宁夏固原县）。”[8]（p.102）

那么，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呢？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9]（p.1543）

凉州古称雍州，汉武帝时改为凉州，并设置凉州刺史，下辖陇西郡、金城郡、天水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安定郡、北地郡、西海郡等。由此可知，天水郡和安定郡都隶属于凉州，属于主从关系。那么，具体到郡国，目的地到底是天水郡还是安定郡呢？

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

从班彪《北征赋》文本来看，班彪最后的落脚点是高平。据《汉书·地理志》可知：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高平，莽曰铺睦。[9]（p.1615）

高平在行政区划上属安定郡。因此，班彪《北征赋》记述的是自己由长安到安定郡高平县的所见所感。

那么，上述种种说法中屡被提及的天水郡该作何解释呢？据《后汉书·隗嚣列传》记载：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也。少仕州郡。[2]（p.513）

明年夏，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事发觉，更始使使者召嚣，嚣称疾不入，因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2]（p.521）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夏，赤眉军入关，三辅扰乱。传言光武帝刘秀已即位于河北，建立东汉政权，隗嚣劝说更始帝交政于光武帝叔父刘良未果，后又谋划劫持更始帝，事情暴露只得亡归故乡天水郡。在天水郡，他自称西州上将军，“据垄拥众，招辑英俊”，谷恭、范逡、赵秉、苏衡、郑兴、申屠刚、杜林，杨广、马援、王遵、周宗、王捷、王元，杜陵、金丹、班彪等纷纷汇聚到其门下，并受到器重。

因此，面对以上各种说法，这样解释也许更符合实情：班彪在由长安到凉州天水郡归依隗嚣的途中，创作了《北征赋》，记载自己从长安到安定郡的行程和所见所感。

二、《北征赋》主旨考论

对于《北征赋》的主旨，研究者受其体例限制，多是以记述了作者从长安出发，一路北上，到达安定郡高平县的沿途“见闻”或“感受”作结[10]（p.191），至于寄予了作者怎样的情志，则罕有谈及。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北征赋》的政治背景考察、文本考释和班彪此时的心理背景因素探析，对其主旨问题重新进行探讨。

（一）从班彪此次北征的政治背景看

首先，由上文考证可知，班彪此次北征，虽曰征行，实为避难性质。更始三年（公元25年）十二月，赤眉军杀更始，使整个长安城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史称：“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2]（p.484）虽然刘秀已在河北称帝，但平定叛乱，光复汉室的大业尚未完成。

其次，建武元年（公元25年），当时的政治形势动乱不堪，从这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可以窥见一斑。

《汉书·王莽传》：

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9]（p.4193）

《后汉书·光武帝纪》：

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2]（p.24）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

……

十月，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

……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而张卬等以为虑，谓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因令缢杀之。[2]（p.475）

根据以上材料，笔者按时间顺序列出大事记：更始三年（公元25年）夏，赤眉军入关；六月，光武帝即位于河北，隗嚣参与谋划劫持更始帝东归未果，逃回天水；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更始帝出奔高陵。十月，更始帝投降赤眉；赤眉军烧毁长安宫室，这也印证了班彪《北征赋》开篇所言：“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赤眉将张卬为绝后患，十二月，派人将更始帝缢死。三辅大乱，耆老士大夫纷纷投奔隗嚣，班彪也在其中。班彪出发时为冬季，这与他备尝艰辛到达安定郡高平时所描述的景象相印证：“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寒冷萧索的自然环境，面对着整个国家“旧室灭以丘墟兮”的政治环境和班氏家族“悲祖庙之不修”的残酷现实，“班彪无所选择地踱入地理疆域与宗族领域双重的失落之中。”[11]（p.84）这一政治时局作为班彪《北征赋》的创作背景，不但改变了班彪本人的行历轨迹，而且影响了《北征赋》的感情指向。因此，光复汉室，国家一统这一班彪著述主题的出现跟动荡的时局紧密相关。

（二）从《北征赋》文本表现的内容分析

班彪此次北征，从长安出发，在前往天水郡途中，一路奔波，途经多地。集史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班彪，随着空间位置的移动，都会结合当地的历史故事抒发自己的看法，尤其在历史人物的选择上，班彪更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说，对材料剪裁的详略不同，不仅彰显了班彪扎实的文学功底，更突出了他的匠心独具。这是因为“汉代纪实性的《述行赋》是把古代典故作为现实的借鉴加以陈述，但是，究竟选择哪些历史掌故来和现实沟通，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心境、志向、兴趣，以及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掌握程度，还和创作主体的生存环境，亦即和时局形势密切相关”[12]。

首先，班彪因地及史，借史抒情，不断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但他的借史抒情已不局限于一己的哀怨，感伤，而是紧紧围绕着国家兴亡的主题，袒露作者的政治理想。如经过栒邑，他感叹仁及草木，为周朝兴盛奠定基础的公刘：“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在秦义渠的旧城，他赞美讨伐西戎使秦国日益强大的秦昭王：“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登上长城，他埋怨为筑长城，劳民伤财的蒙恬，置赵高、胡亥大的叛逆而不顾，却把精力用在防备远方的外患：“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对历史的一系列感慨的背后，更多的是对政局的担忧，彰显着班彪的政治情怀。这为我们了解动荡时代中的文人的生活状况和真实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北征赋》对西汉盛世的反复描述，也是班彪内心渴望一统的文学投现。

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

“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13]（p.44）西汉开国以来，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等辉煌时期。两汉之交动荡的社会现实，让班彪自然想到汉文帝统治时期的丰功伟绩：他圣明能让，不用劳师征伐而以货币安抚；他对南越父兄施与恩惠，使南越王去帝号称臣报答；他赐几杖与藩国，平息了吴濞的叛逆邪念。因此，汉文帝的广阔王道，当年的秦国岂能够设想。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

《五臣注文选》铣曰：“玄宫，谓甘泉宫也，夕宿于其下。”[3]（p.182）甘泉宫不仅是秦直道的起点，而且在秦汉时期发挥着军事、祭祀、游猎、避暑和安防的重要作用。“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9]（p.3534）汉甘泉宫是在秦离宫林光宫的基础上扩充、改进，汉武帝听说仙人好楼居，又增建了通天台、高光宫和迎风观，希望以此招来神仙之属。它是西汉盛世的一种纪念，对它的怀恋，也是班彪“思汉”心理的真实写照和具体外化。

（三）从班彪此时的心理背景因素看

班彪生于元始三年（公元3年），又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北征。在这期间，先后经历了“王莽新政”和新莽败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绿林军起义，更始帝刘玄的短暂统治和赤眉军起义。王莽一系列托古改制的新政不但未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使百姓深受其害。这是两汉之际“人心思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于是四海沸腾，寇盗蜂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刘宗号召天下”[13]（p.44）王莽的虐政和农民起义带来的社会动乱，又恰好地把现实和历史在表现形式上衔接起来，使精神皈依和情感寄托均限于茫然境地的文人很自然地把高、文、景诸帝想象为解救现实苦难的神灵，把西汉王朝作为统一、强盛的象征，从而激发了他们强烈的辅汉意识。这不仅影响了班彪的人生抉择，在其文学创作中也有投现。

两汉之际，社会动乱，群雄并起。隗嚣雄踞陇右，窦融威镇河西，公孙述称帝于蜀汉，以及北方的彭宠、张丰集团等，颇有重演战国雄豪割据称霸之势。在这种局面下，班彪选择投靠隗嚣，既为全身避害，更有政治立场一致，志趣相投因素的驱使。史书记载：

隗嚣后虽割据天水诸郡，然初起时，亦思奉汉，因王莽尚在长安，隔更始不得通，即立高帝庙，称臣奉祠。莽死，更始至长安，嚣即入谒，见更始政乱，遂逃归。[13]（p.45）

隗嚣虽非刘氏子孙，然亦打出了“复汉”的旗号，这与班彪在政见上不谋而同。后来，隗嚣意欲割据自立，班彪遂作《王命论》劝谏其归顺光武帝。文章先是指出刘氏得天下是顺天承命：“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14]（pp.232-233）而刘邦的非常之处在于“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 ，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14]（pp.232-233）既然汉朝一统天下是必然之势，那么隗嚣就应打消分裂割据的野心，莫要不自量力：“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 ，失天年之寿 ，遇折足之凶，伏斧铺之诛。”[14]（ p.233）这引起隗嚣的强烈反感，班彪无奈之下，遂避走河西，“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2]（p.1324）。建武六年（公元30年），班彪代窦融作《与隗嚣书》指责意欲割据自立的隗嚣。至此，政见的不合使班彪和隗嚣彻底地决裂。由此可知，班彪拥护汉朝一统天下的一贯性和坚决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班彪《北征赋》的主旨是通过一系列的史实表现他忧国愍时，渴望国家安定、兴盛，民族一统的心理。

三、班彪《北征赋》的史料学价值

作为纪行赋的代表，《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很多原始资料，对秦汉时期的很多信息有所反映，其史料学价值也值得进一步挖掘。

首先，班彪《北征赋》结合此次出行所经各地的历史史实，一一记载下来，作为一种动态的文学地理从而补充、印证了舆地学。如关于秦直道、汉甘泉宫等。

关于秦直道和汉代通西域的道路。《北征赋》载录了秦直道的大部分路线，这不仅为理解《北征赋》的命名提供了线索，也为进一步考证从长安通西域的具体线路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厘清《后汉书》中大量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更使我们得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情况。

班彪此去既为避难性质，当取捷径而行。据李善《文选注》：“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泾、渭之间，去长安三百五十里。”[3]（p.427）从《北征赋》“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和“释余马于彭阳兮”两句可知，古代把驾在车中间的马称为“騑”，因此可以推断班彪所乘交通工具为马车。另据《九章算术·运输》所言，一般货车的行驶速度：“置空行一里用七十分日之一，重行一里用五十分日之一。”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指出：“汉代乘车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5至67.5里。”[15]（p.110）那么照此速度，班彪应在一周左右抵达目的地，从而实现避难的目的。然而，班彪此行既然是到天水郡避乱，那么完全可以直接往西北方向直达，为什么又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才去呢？对于这个问题，刘跃进先生在其《秦汉文学编年史》也曾谈道：“天水本在长安西北，而班彪出长安后先向北走，绕道北地郡境。”[16]（p.324）这是为何呢？笔者尝试依据文献资料做出解释。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17]（p.256）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17]（pp.2566-2567）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17]（p.2570）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蒙恬列传》记载，为加强北方防务，抗击匈奴，秦朝开筑了由云阳甘泉宫开始，一路向北直通长城防线上军事重镇九原郡的交通大道。秦直道从云阳甘泉宫起点，虽南北走向但不笔直，很多地方需要穿越大量的山脉、沟壑、河流等。这也可从《北征赋》“乘陵冈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句得到印证。

汉武帝取得反击匈奴贵族战争胜利后，开辟了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除了南经大震关（陇关）、北经萧关两条道路。还有“由甘泉宫西去，经泥阳（今甘肃正宁县西）、彭阳（今甘肃镇原县东）亦可至安定郡治高平。”[18]（p.131）此路不仅是班彪北征所经之路，而且赤眉军、冯异、段颖等都曾走过：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长安粮尽，赤眉军为筹集粮草“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2]（p.483）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夏，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栒邑。……于是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2]（p.650）

《后汉书·段颖传》：

建宁元年春，颖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2]（p.2149）

由上述资料可知，从长安西北向经过云阳、泥阳、义渠、彭阳至高平的路线，虽不是通驿大道，但却是安定郡、北地郡、上郡间一些城邑互相通往的捷径[18]（p.136）。因此，班彪选择这条路线前往天水也是情理之中了。

其次，从文学史料学价值来看。据笔者逐条统计，《北征赋》征引典故共16条，其中语典7条，主要是对《楚辞》《诗经》《论语》中语句的引用、化用，这不仅使文章显得典雅含蓄而富有情韵，增加了其艺术性，而且为研究两汉之际汉代四家诗的发展易势提供了资料。

王莽新政建立，“鲁诗”和“韩诗”学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以各种理由选择退出政治舞台，拒绝为王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如师丹、伏湛、伏黯、满昌、张邯等则大都倒向了王莽政权，这种政治立场的分化影响了三家《诗》在两汉之际的不同走向。与此同时，毛诗开始受到重视，地位也逐渐崛起，甚至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这一变化已在《北征赋》中露出端倪。

如《北征赋》中“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语出《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赋云‘怨旷伤情，知齐义以此诗‘君子为室家之词。”[19]（p.318）又如：“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出自《诗经·大雅·行苇》，这首诗本是描写贵族和兄弟宴会、校射、祭神、祈福的内容，《毛诗》却曲解为：“《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19]（p.884）班彪从毛诗，以为此颂公刘后人能承继其遗德。

再次，班彪北征开启了他在西北十多年的生活，这一经历为他了解少数民族实情，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班彪于建武元年依附隗嚣，后因政见不合而避走河西转投窦融，直至建武十二（公元36年）东归洛阳，被光武帝授官徐县令。他的足迹从天水郡延伸到河西五郡。在凉州十多年的个人生活经历，不仅使班彪对塞外的少数民族加深了解，而且为汉朝廷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如他先后写下《复护羌校尉疏》《奏议答北匈奴》《上言宜复置乌桓校尉》等，建议复置护羌校尉和乌桓校尉，羁縻南、北匈奴，有效地管理羌族和乌桓，并对匈奴实行笼络控制。同时，班彪的经历和民族观也对班固的创作以及班超、班勇在西域三十多年的外交活动有深刻的影响。

四、《北征赋》的文学史意义

班彪《北征赋》在继承前贤述行赋的基础上，融叙事、纪行、吊古、写景、议论于一体，推动了汉赋的进一步发展，在汉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从内容上看，受王莽托古改制的社会转型和动乱的社会现实影响，班彪《北征赋》较西汉文人创作发生了新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北征赋》拓展汉赋纪行的题材，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天子、宫廷为中心的汉赋描写传统，在汉赋的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北征赋》虽然延续了骚体赋作的不遇主题，但已从不遇于君转变而为不遇于时，已经由单纯抒发一己之哀怨转变为悯时伤怀。西汉末年动荡不安的形势和王莽托古改制的失败使许多文人面临生存危机，在感叹自身不幸遭遇的同时，也发出了忧国忧民的慨叹，使文章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班彪也不例外。在《北征赋》中，这种忧患意识体现在个人生命中是对自我不幸遭遇的悲苦，对自己的心目中和现实里的理想社会的讴歌；体现在时代生活里，是对社会秩序混乱的痛恨，社会价值颓废的惋惜，社会体系崩溃的怨怒。这在客观上说明了铺张扬厉，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汉大赋对于置身于动乱时局的文人们来说，已远不能满足抒情言志的需要了。由此可见，班彪《北征赋》在汉代抒情赋的发展历程中，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其二，将文学书写的笔触由上层社会拓展到边疆地域，丰富了文学的表现空间。

班彪的写作视野与前代文人相比较为阔大。《北征赋》中，他将汉赋表现的笔触由宫廷、苑猎走向汉代的疆域文化书写。《北征赋》不但对班彪北征抵达安定郡的历程做了介绍，为了解班彪本人的踪迹提供了线索，而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提供了佐证。从《北征赋》中透露出的作者行踪看，班彪并未选择最短的距离，而是先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右扶风的瓠谷、甘泉宫、栒邑，再到东北方向左冯翊的池阳、云阳，又前往西北方向北地郡的长坂、义渠、泥阳，再往东南方向安定郡的彭阳、朝那，到达高平，最终目的地是天水郡。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9]（p.1644）班彪北上所走路线在今乾县、彬县、泾川、平凉的西兰公路之北，不仅道路漫长，而且曲折。更主要的是，作为西北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还要面临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樛流”，地理环境和社会治安可谓恶劣。

与一般地理志的科学、理性化书写不同，班彪以历史化的眼光考量西北地区，将个人情绪笼罩在西北地区的文化之上。如班彪北征，一路所行多是周秦故地，活动和产生于这一地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可胜数，众多的人文掌故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随着地理位置的变换，班彪“因地及史”不断就沿途古迹生发感慨，“慕公刘”“忿戎王”“秽宣后”“嘉秦昭”“悲祖庙”“哀诗人”，对史事的选取“都围绕着国家兴亡这个中心，这和刘歆专注于治乱的兴奋点有所不同，是乱世叹兴亡之作”[12]，也折射着作者内心的情志与理想，从而使整个赋作透露出深沉的历史沧桑感。

从文章体式上看，《北征赋》以诗为赋，句式日趋整齐，押韵更加自然，用典圆融，令“班氏文体近骈”[20]（p.121），标志着汉赋体式发生新的转变。

《北征赋》虽为纪行赋，对沿途风光并不作着意的描绘，而是以诗体化的语言抒发其个人感情，典雅含蓄而富有情韵，从而使汉代辞赋回归于抒情。如：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霑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

《北征赋》模仿《离骚》，正文以“○○○○○○兮，○○○○○○”为主安排句式，乱辞是“○○○○，○○○兮”的句式。骚体句以六言句型为主，常被用来状物、抒情。在不用“兮”字的非骚体句中，多喜用典，且多押韵。如：

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鱤。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

文中“漫”“怨”“患”“藩”“鱤”“残”韵脚一致，这种诗的句式与节奏，增加了赋的音乐感。总之，《北征赋》篇幅的短小，抒情性的增强，文字的平易写实，句式的整齐，使整篇赋文“感慨中著议论，议论中根理道。婉而多姿，奇而有骨，风乎骚乎，兼有其美，把玩无厌。”[21]（p.318）反映了汉赋的新变。

其三，文学风格上，《北征赋》实现了骚体赋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刘师培《论文杂记》中指出：“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西征》、《北征》，叙事纪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22]（p.170）班彪《北征赋》虽然模仿楚辞的痕迹很重，如骚体形式、远游模式、朝夕句式等，但他并未一意模仿，而是“显示出更清晰地表达时间、地点和个人意见的趋势”[23]（p.172）是这个时期赋更加个人化的明显反映。

首先，《北征赋》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两汉之交动乱的社会现实，并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渴望天下一统的心愿。“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文章开篇即交代北征源于赤眉军杀更始，三辅大乱，自己不得不远游以避难。紧接着，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反映了动乱的社会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文末乱辞更是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作结。这种建立在自身个人体验上的感情真实而贴切，从而扩展了汉赋抒情的深广度。

其次，班彪抛弃了恣意驰骋的想象和夸张，行进的踪迹不再是前往天上或者超自然领域的魔幻之旅，而是一段真实的征程。文章延续了“远望当归”和“登临怀古”的文学主题。如“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冈之登降，息郇邠之邑乡”、“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等。不仅将汉赋的抒情空间从宫殿、都城，以及虚拟世界转移到一个真实的流动性空间，而且对沿途所见历史遗迹作了准确、详尽的描述。这种直录式的据实摹写既与班彪身为史官的职业有关，体现了汉赋写作风格的转变。

总之，班彪《北征赋》在汉赋的发展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它一改汉代散体大赋排铺堆砌的手法，运用清新自然的文句，表现动乱的社会现实，从长篇巨制变为形式短小，由描写宫殿、都城、苑囿而娱乐帝王贵族的作品，变为作者的抒情言志之作；其次，《北征赋》在形式上也略变楚辞体而自成面目。黄侃评价《北征赋》“此体上本《九章》，虽庾信《哀江南》、颜介《观我生》、江总《修心》，皆其支与流裔也。”[24]（p.36）他通过溯源与清流，勾勒出了纪行赋的发展脉络，更是肯定了《北征赋》在其中的关键地位。

[参 考 文 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李善.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陆侃如. 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高光复.赋史述略[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7]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后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8]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姜书阁.汉赋通义[M].济南：齐鲁书社，1989.

[11]郑毓瑜.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2]李炳海.跋涉遐路，感今思古——汉代纪实性述行赋品评[J].古典文学知识，1999（3）.

[1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台北：世界书局，1962.

[14][清]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5]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6]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19][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0]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1]刘志伟.文选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3][美]康达维.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康达维自选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4]黄侃.文选评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