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析论

张晓芝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经历了稿本、阁本、定本的发展过程，后世研究者常从阁本或定本系统入手分析《总目》思想，往往忽略稿本系统。对于明人别集提要而言，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有着与定本《总目》不甚相同的观点，这些观念背后隐藏着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态度问题。从学术史角度看，稿本系统内部出现的微妙变化，主要是官方思想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进呈存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官学约束

[中图分类号]I2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25-06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称《总目》）明人别集提要集中代表了清中期官方的明代文学观。然而，《总目》明代文学观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时间上说，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撰写提要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完成①，历时二十余年，在这一过程中明代文学观不断被修正。从内容上说，《总目》之提要经历了从稿本到阁本再到定本的发展历程，内容从单薄走向丰腴。现存稿本情况复杂，内容有繁有简，有详有略。孤立来看，单个稿本不具有较强的学术系统性，但将各种稿本组成一个系统，各种问题就出现了。以明人别集提要为例，其对待明代文学的态度在各稿本之中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通过比较诸种稿本，可略窥《总目》行文之变化，探测官学约束之下《总目》明代文学观的渐变。

一、稿本系统及其所涉明集提要

稿本系统是指《四库全书》纂修之初，依照乾隆谕旨各巡抚派人为进呈书目所写提要，纂修官所撰提要，以及纪昀删定的《总目》底本的统称。主要包括以下六种：《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四库提要分纂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欲了解这些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需对各稿本所著录的明代文人别集数量进行统计。

1.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和《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两种，前者系清沈初编，乾隆四十年刊刻；后者系清黄烈编，归安姚氏咫进斋抄本，两者均为《四库全书》纂修之时的征书目录。据乾隆谕旨知[1]（p.2），各省进呈书籍需要拟写各书提要，以供选录，所以此二书既有目录又有提要，提要文字或长或短。《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癸集上下著录明人别集，共595种。《江苏采辑遗书目录》著录明人别集200种[2]（p.414）。

2.《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系翁方纲个人所撰四库提要之手稿，共著录明人别集212种，其中《总目》著录者44篇，存目111篇，未著录者57篇。

3.《四库提要分纂稿》中收有翁方纲分纂稿982篇，姚鼐分纂稿89篇，邵晋涵分纂稿37篇，陈昌图分纂稿12篇，余集分纂稿7篇，邹奕孝分纂稿一篇，郑际唐分纂稿一篇，程晋芳分纂稿一篇，庄通敏分纂稿一篇，佚名分纂稿六篇[3]（pp.3-7）。翁氏所撰明人别集提要稿见于上一条，剩余诸人仅姚鼐撰有明人别集提要两篇，《总目》著录一篇，存目一篇；邵晋涵撰有明人别集提要两篇，《总目》著录一篇，存目一篇。

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现存最早的《总目》稿本，也可以说是“四库总目之雏形”[4]（p.3）。在《进呈存目》之中，集部提要共有620篇，其中明代有205篇，约占1/3。其分布情况是：第七册著录明集提要22篇，其中《总目》正目收录13篇，存目9篇；第八册收有明集提要141篇，《总目》著录45篇，存目71篇《进呈存目》第八册标注收有明集141种，其中《总目》未著录者16篇，归入“总集类”者二篇，“楚辞类”一篇，校注和编辑其他朝代诗文集者五篇，标注元人作品一篇，共25篇不属于明人别集范畴。；第九册42篇，只有一篇为明集提要《进呈存目》第九册其他41篇情况如下：“总集类”著录五篇，存目30篇；杂家类存目一篇；诗文评类著录一篇，存目一篇；传记类存目一篇；词曲类存目二篇。。所以，《进呈存目》共收有明人别集139篇。

5.《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据《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出版说明所记，稿本存世不多，仅知有上海图书馆藏本，存123卷；天津图书馆藏本，存70卷；国家图书馆藏本，存63卷；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本，存13卷。天津图书馆藏本保存了纪晓岚删定润色的痕迹，因而命名《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尚不明确其他单位藏本是否为纪晓岚删定。仅存70卷，集部明人别集提要存三卷。其中卷一百七十一别集类二十四著录47篇此卷《吴文肃公摘稿》《熊峰集》《胡文敬公集》《小鸣稿》《刘清惠集》《郑少谷集》六篇重复出现，虽有53篇，实际只47篇。，与《总目》相同；卷一百七十八别集类存目五有121篇，与《总目》篇数一致；卷一百八十别集类存目七有108种，与《总目》篇数一致。共计276篇。

在以上六种稿本系统中除了上述六种稿本系统外，还有部分残稿，其中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1辑，第133—177页），附录被毁残存及未收书提要数十种，有明人别集提要残稿34篇，又见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五册附录。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总第48辑，1991年，第199—219页）和张升辑《〈四库全书〉提要散稿》（《〈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五册附录，第359—378页）两篇辑佚之文未见明人别集提要残稿。胡建升：《〈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四库提要〉稿辑考》（《四库文丛》编委会，成都图书馆编《四库文丛》第二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页）一文辑有九篇提要稿，亦未有明人别集提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和《江苏采辑遗书目录》是最早的书籍呈送报告，所写提要颇为简洁，特别是《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几乎不涉及明代文学观念辨析问题。后翁氏、姚氏、邵氏分纂稿渐渐具有提要的雏形，有些提要甚至已经十分成熟。《进呈存目》最具价值，介于分纂稿和阁本提要之间，是第一次将呈进书目提要进行集中汇编之作，据台湾夏长朴先生考证，《进呈存目》一书的编纂时间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间”[5]（p.183）。之后的《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是定本《总目》成稿之前的一次润色，删改不多。因而探讨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首先需要关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到《进呈存目》，再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明人别集的著录状态。这里要进行两组比较，一是将采集遗书目录提要与馆臣所撰分纂稿和《进呈存目》中的明代文学观进行比较刘浦江先生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指出：“以往学界对分纂稿与诸阁本书前提要以及《总目》提要之间的异同做过不少比较研究，但由于书前提要一般抄成较晚，殿本、浙本《总目》更是只能反映乾隆末年最终定本的面貌，因此分纂稿与后来的提要文本往往差异颇大，且无从得知其间的变化缘由。而通过考察《进呈存目》与分纂稿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未知的环节，有助于了解《总目》的早期编纂情况”（《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第306—307页）。，二是将《进呈存目》与《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进行比较，以突显具有桥梁作用的《进呈存目》的文献价值夏长朴先生说：“尽管《初次存目》的提要不可能也无法完全取代各书的分纂稿，但却是现有资料中，形式与内容最接近各书分纂稿原始面目的素材，在研究分纂稿如何发展为《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的研究上，正可扮演两者之间的桥梁角色”（《〈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第30卷第2期2012年2月，第187—188页）。刘浦江先生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一文中也有相近说法，见于《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其次，对《总目》明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而言，稿本系统本身已经具备历时性的动态衍变，以台阁体、复古派、唐宋派和竟陵派等特殊文学团体为切入点，可以略窥《总目》明代文学观的形成历史。

二、明代文学观的立体建构过程

从《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可以看出，书目进呈之时已有具备“提要”性质的文字出现，江苏和浙江两省采集遗书所纂写的目录各有特点。江苏所撰目录特征为书名、著者（间有极短的简介）、按语（包括文集体裁、卷数、册数、版本形态）等，偶有抄录他人评价之语。浙江所撰目录内容包括书名、卷数、刊本或钞本的版本形态、提要（包括作者简介、序跋情况、简短评价或抄录他人评价之语）等，两者相较，浙江所写目录更胜一筹。此二书大略为提要的胚胎期。在江苏、浙江两省所进书目中，明集总数达795种，只有少数重复。对这两个省份的进呈书目进行考查，一方面可略测《总目》明集存录情况；另一方面，则可据其对明集的评论管窥当时撰写者的明代文学视野和观念。尽管两书目中的评价之语较少，但若将所有评语捃拾而来，一部部明人别集之“点”则会成“线”，所评之语可铺就明代文学总体发展过程。虽然采集书目并未严格按照时代先后将明集排序，但其对明初诗文家、台阁体、复古派、阳明学派等皆有评述，且针对性很强。这些评述与《进呈存目》两相参照，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的“线性系统”也渐次清晰。

（一）明初正统观的初步建立。清人眼中的明代文学发展与明王朝衰退具有同步性，他们认为明初文学是明代的高峰。这一观点从《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和《进呈存目》中可以看出。为方便比较，并能够清晰看出二者的一致性，略列表格如下：

上述三种明人别集特殊之处在于，其均为明初作家，且《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和《进呈存目》皆有著录并附评价，这在稿本系统中已属罕见，也较为难得。从《遗书总录》之中可知，所谓评价皆是借他人（黄宗羲、俞右吉）之语以为评判之用，而在定本《总目》中已杳无影踪。唯一可以称得上有价值的一句话来自杨士奇《东里文集》：“自景濂希直之后，不得不以正统归之”[6]（p.180）。但是，将台阁文学代表杨士奇纳入明初之正统文学似乎不符合馆臣所架构的明代文学图谱，于是连这仅有的一句评价，定本《总目》亦弃之不用。再看《进呈存目》所论，称宋濂是“明初儒臣之冠”[7]（p.719），评陶安有“先正之遗风”、“开国之初气象”[7]（p.742），可见《进呈存目》对开国文学的评价甚高。定本《总目》引《明史》云“（濂）为开国文臣之首”，颇为接受《进呈存目》之评。而对于陶安的评价，《总目》则是悉数汲取，且与宋濂相较云“安声价亚于宋濂，然学术深醇，其词皆平正典实，有先正遗风。一代开国之初，应运而生者，其气象固终不侔也”[8]（p.2264）。由此亦可窥《进呈存目》对定本《总目》的影响。在定本《总目》所描绘的明代文学发展谱系中，其将明初文学作为有明一代文学的制高点，当源于稿本系统。最后，再以杨士奇为例来看一下馆臣对台阁文学的评价过程。《遗书总录》把杨氏与宋濂相较，将其归之为“正统”。《进呈存目》则以“三杨”并称，评其“不失古格”，且将杨士奇与明初宋濂等人区别开来，较之“正统”说出现明显的下降式“线条”。到了定本《总目》，则又有“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遂为七子之口实”[8]（p.2290）的评述，开启明代派别之论，下降线条更为明显。如此可以看出稿本系统确对定本《总目》有引导痕迹，“线性系统”的规划是建立在稿本基础上的。

明别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进呈存目》备注

宋濂《宋文宪公文集》 黄宗羲曰：欧苏而后得其正统者，虞伯生、宋景濂而已。景濂无意为文，随地涌出波澜自然浩渺，其在元时之文，虽多奇崛而痕迹未销，入明之文方为大成云。 其文根柢醇茂，为明初儒臣之冠。 《遗书总录》作“《宋文宪公文集》三十卷”，《进呈存目》作“《宋学士全集》二十卷”

陶安《陶学士集》 俞右吉云“安谋略、文章孝陵推为第一，诗亦拔俗”。 其词皆平正典实，有先正之遗风焉，开国之初气象固不侔也。

杨士奇《东里文集》 黄梨洲评其文“平远萦回之致多而波澜澎湃之观少”，然自景濂希直之后，不得不以正统归之。

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笔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在明人集中犹为不失古格者。

《遗书总录》这段评价来自“《东里文集》二十五卷”，而《进呈存目》的评价来自“《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

（二）明中叶以后文学的衰退史。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中，这种观念并未形成，也不可能形成。一是因为进呈书目只需要作简略的提要；二是抄录书目者为巡抚所选所派文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明代文学的把控，并在书目的简短提要中有所显示，几乎无有可能。有意思的是，翻阅《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评明集，发现其著录邵宝《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十八卷《别集》九卷时，有一根粗线条，“宝初为户部郎，受业李东阳，东阳以衣钵期之，后李、何之焰大张，而宝独守其师法，确然不变”[6]（p.208）。其对李东阳所代表的茶陵文学并未评价，但对前七子却颇有微词。而这一条“粗线”在《进呈存目》之中渐渐清晰。进呈《王抑庵集》云：“其文雅正，近古有宋元之遗风，明自中叶以后北地、信阳之说兴，而古文日趋于伪，直当正统、天顺之间，去明初不远，淳实之习未漓，虽似平易，实非后来所及也。”[7]（p.797）这种明初、正统天顺间和明中叶以后的线性比较，给我们描述了明代文学不断衰落的发展状态。在进呈《桂州集》之中说：“（夏）言未相时以词曲擅名，然集内词亦未甚工，诗文宏整而平易，盖有明中叶体格如斯也”[7]（p.735）。馆臣对明中叶的体格以词曲相媲，进一步说明了他们认定的明代中叶是文学的衰退。但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之中，只有“言长于应制，小词亦优”[6]（p.244）一语，这种没有旁涉文学史变迁的评判只是一种静止状态的客观描述。同样是“静止”之评，还在袁宏道《袁中郎集》中有言，“其论诗力矫王、李之弊”[6]（p.325），其论不误且符合历史史实。但是到了《进呈存目》中，“史”的眼光铺陈开来，“（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先是王、李之学盛行，宗道独力排其说，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由是学者多宗之，目为公安体，然矫枉过正，流于纤诡。至钟惺、谭元春复扬其波而风雅荡然矣。谓明季诗学之坏始于公安未为过论也”[9]（p.367）。这种从后七子开始，到公安派、竟陵派的衰败轨迹清晰可见。定本《总目》在《袁中郎集》提要和《岳桂堂集》提要中，对这一“线性”发展进行了盖棺定论式的评价。

明代文学自台阁体开始竞相模仿，之后的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流弊日甚，稿本系统的这一论定将明代文学看成一种简单的单线发展模式。阁本（或定本）《总目》将这种明代文学观进行衍变，并未跳出单线发展的窠臼，其所描述的文学发展史是对《进呈存目》的“丰富”和“扩张”，就基调和本质而言却是一致的。

（三）历史线条与贯通之感的形成。稿本系统对明人别集的评价之语，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丰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馆臣在努力地勾画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之关系，试图厘清文学历史的发展线条，这种尝试在《进呈存目》中已然有所显现，并渐次有了贯通之感。夏长朴先生通过对《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书提要的研究，发现“四库馆臣在修订分纂稿的作业过程中，有刻意加入某些主观意见的倾向，这种情形……其实普遍存在于《四库全书》系列的提要中”[5]（p.192）。换句话说，四库馆臣这种刻意加入主观想法之举，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总结性发言。在这其中，明代又是四库馆臣着重注意的一个时代，就文学而言，他们的学术观点施加于明代文学评论之时，不仅仅是一种刻意的行为。从江苏、浙江采集遗书目录所载，到《进呈存目》再到稿本《总目》，其中思想理论的提升，学术视野的展开是《总目》堪称批评理论著作的重要步骤。

例如，孙作《沧螺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谓：“宋景濂为作《东家子传》称其诗‘绝去元季之习，号盘硬语，盖欲力追涪翁者”[6]（p.170），而到了《进呈存目》则无宋濂评价之名而有宋濂评价之实，“其诗力追黄庭坚……而材与学皆不逮，濂为作传，无一字及其诗，盖不以为工也，文则磊落奇伟，足以自传，濂所许为不诬也”[7]（pp.749-750），到了定本《总目》，评价的丰富性又有了“史”的眼光，谓孙作之诗“在元季自为别调”[8]（p.2270）。“史”的链接看似在不经意之间，却透露出馆臣试图勾画文学“相关性”的一面，这在采集遗书之时无法做到，但在《进呈存目》中有了很好的体现。，杨荣《杨文敏公集》，马中锡《马东田漫稿》和高棅《啸台集》亦是颇有代表性的三个明人别集，共同特点是从《遗书总录》的静态“点状”评价发展为《进呈存目》的动态“线状”评价，定本《总目》则是进一步梳理完善。《遗书总录》和《进呈存目》对此三集的评价信息如下：

杨荣《杨文敏公集》，《遗书总录》云：“荣久居馆阁，朝廷高文典册皆出其手。”[6]（p.181）《进呈存目》云：“荣始终荣遇委蛇庙廊，非惟应制，诗文具有赓飏之体，其他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与纵横驰骤之气，足以新人耳目者。而醇雅无疵，意尽言止，亦一代台阁作手也。后弘、正间沿其派者流为肤廓，不免归咎于滥觞，是则荣所不得辞。”[9]（p.347）

马中锡《马东田漫稿》，《遗书总录》说：“中锡七岁能诗，其体格早类许浑，晚入刘长卿、陆龟蒙之间。”[6]（p.204）《进呈存目》则详曰：“同邑孙绪序之，称其诗卑者亦迈许浑，高者当在刘长卿、陆龟蒙之例，而其末力诋窃片语，挦数字规规于声韵步骤，摹仿愈工，背驰愈远，盖为李梦阳而发，其排斥北地，未为不当，然中锡诗格，实出入于《剑南集》中，精神魄力，尚不能逮梦阳也。”[7]（p.775）

高棅《啸台集》《木天清气集》《遗书总录》论曰：“（棅）尝选《唐诗品汇》极其精博，其诗篇盛传海内，又工书画，时称‘三绝；别有《木天清气集》，乃棅为翰林待诏时所作，论者讥其应酬冗长，不如《啸台集》拟唐之作音节可观也。”[6]（p.173）《进呈存目》则说：“其山居时所作名《啸台集》，入仕后所作名《木天清气集》。棅尝选《唐诗品汇》，专主唐音而置宋元不道，与三山、林鸿齐名，称为‘闽沠。当时言诗多宗之传习，既久学者惟知剽窃形似，日益卑靡，诗道寝衰，论者亦以是归咎焉。今观《啸台集》诗八百首，尚稍见风骨；至《木天集》中诗六百六十余首，大率应酬冗长之作，非惟不及唐人，即宋元亦尚相去悬绝，清气之云，殆名不副实矣。”[7]（p.853）

《进呈存目》的“线性规划”对《总目》提要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种“规划”有一部分是刻意而为，但很大程度上却是文学批评自由空间的体现。且不论四库馆臣的批评是否准确（实际上甚有偏颇），仅就学术自由、学术视野，以及史论贯通来说，《进呈存目》已经具有了很强大的接受史和批评史视阈空间。进一步深入研究，继续追问《进呈存目》所呈现出来的明代文学发展图谱，这种潜在的贯通之感颇值得回味。在诸多稿本系统中，《进呈存目》所具有的如此连贯性和整体性非各家分纂稿所能及。在“史”的视野下，学术批评往往更容易深入下去，短短数语评价力透纸背，这也是定本《总目》难出《进呈存目》之右的地方。纵向比较式研究是推进明人别集研究的重要一环，四库馆臣先行一步。《进呈存目》在对邵宝《容春堂集》（包括《前集》《后集》《续集》《别集》）评价及《明史》中找寻邵宝诗文所属派别，归类诗文之风所向；又针对邵氏文集的具体情形进行批判式接受。有“前人余风”是对邵氏诗文的逆向追溯；“质实雅洁”，不同于“涂饰字句”地模仿秦汉之文，既是对邵氏之文的静态“内观”，又有着纵向评判的力度，即所谓的“俯瞰”或“旁涉”。如此而来，历史线条与贯通之感的描画渐渐浸染各篇提要，即便如解缙《春雨斋文集》，周用《周恭肃集》，张时彻《芝园别集》等非有线条感的提要，也终因深刻之处颇有见地而另具特色。

三、稿本差异背后的学术思想蜕变

《进呈存目》中的明人别集并未注明著录还是存目，而天津图书馆所藏纪晓岚删定《总目》的稿本已明确著录与存目之别，与现行定本《总目》几无二致，但亦有不同之处，纪氏删削、修改、补录之痕清晰可见。为何要关注《进呈存目》与纪氏删定《总目》稿本？这是因为前者是介于各省进呈书目、纂修官分纂稿与纪氏所删稿本之间，这一桥梁作用不仅仅对《总目》完稿提供了循序渐进的文献支撑，更重要的是从《进呈存目》到纪氏删稿出现了一系列观念的变化。以明人别集为例，提要的丰富与思想的固化是同时进行的。夏长朴先生在比对《进呈存目》与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总目》提要后指出：“四库馆臣在编辑《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存有刻意加入某些学术观点的现象。”[5]（p.192）在研究《总目》文献缺失和官学约束这一课题中，对于馆臣的学术观念与官学的关系则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官学约束之下必然会产生“捕风捉影”和“削足适履”的刻意行为，分析稿本系统就是要找出其中变化之处并分析内因。

据统计，《进呈存目》与纪氏删定稿本有23种明别集篇目相同，这二十余种既有著录又有存目，包括程敏政《篁墩集》、章懋《枫山集》、吴宽《家藏集》、王鏊《震泽集》、邵宝《容春堂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史鉴《西村集》、祝允明《怀星堂集》、李梦阳《空同集》、杭淮《双溪集》、康海《对山集》、何景明《大复集》、魏校《庄渠遗书》、徐祯卿《迪功集》、刘凤《子威集》、宗臣《宗子相集》、张献翼《文起堂集》、袁尊尼《鲁望集》、华善述《被褐先生稿》、孙七政《松韵堂集》、朱察卿《朱邦宪集》、陈淳《白阳集》、胡敬辰《檀雪斋集》、陈悰《天启宫中词》。这些集子所涉作家的时段包括明朝前期、中期和后期，作为现象研究，已经颇有代表性。依据提要内容，把握馆臣主观意图介入明代文学评价后出现的畸态，以此辩证地考究《总目》学术思想的蜕变，其规律性的线条盖有四焉。

一种观念的强化：乾嘉学术影响下的逐根柢之学。随着《总目》稿本的进一步完善，馆臣的乾嘉学术背景逐渐渗透其中。体现乾嘉学术之本质的实学兴起于明末，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治学内容广泛，“以经学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利、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10]（p.11），研究方法则是实事求是的考证之法。职业惯性和思想观念的双重原因，使得四库馆臣在进行《总目》提要撰写之时渐次重视著者的学术根柢。比较《进呈存目》和纪氏《总目》稿本，发现这种变化十分明显。《进呈存目》说程敏政其人“学问淹通，诗文皆具见根柢，非游谈无根者比”[7]（p.591），纪氏稿本沿其说。在吴宽《家藏集》中，《进呈存目》称其诗文“皆以舂容恬雅为宗，与李东阳体格略近，太平和乐之气，馆阁风流之盛，举见于文字之间”[7]（p.747），而纪氏稿本则进一步强调宽“学有根柢，为当时馆阁钜手”[11]（p.371）。对于章懋的“删繁求实”，《进呈存目》并未有过多评论，而纪氏稿本则云“其平生清节，矫矫过人，可谓耿介拔俗之操；其讲学恪守前贤，弗逾尺寸，不屑为浮夸表暴之谈，在明代诸儒，尤为淳实”[11]（p.362）。由此可见，守朴实之风在馆臣看来是学问之本，非要空谈浮夸而要恪守前贤之法，乾嘉朴学之风的倡导于此可见。

一种手段的利用：利弊互见之时取舍有所偏倚。早在提要撰写之初，于敏中就已指出：“提要宜加覈实，其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12]（p.75）。在《进呈存目》中，著作褒贬常常是对半分述，而这并不能体现刊、抄、存的一系列标准。如在李梦阳《空同集》中，《进呈存目》有言：“摹杜太过，流弊至于剽窃”，“其文徒为声牙”[7]（p.593），虽然纪氏稿本对李梦阳的批驳亦有“食古不化”等语，但却并未将“剽窃”的标签贴于李梦阳著述中。宗臣《宗子相集》《进呈存目》无一语提及其缺陷，而到纪氏删定本中除了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其“自入七子之社，渐染习气，日以窘弱”，又有“意境未深”、“间伤浅俗”、“体近纤仄”、“汩没时趋”等贬抑之词，但这些都不足以将宗臣诗文集斥入存目，提要所拿捏的力度恰到好处。其他如祝允明《怀星堂集》、张献翼《文起堂集》、杭淮《双溪集》、何景明《大复集》、康海《对山集》、史鉴《西村集》，以及邵宝《容春堂前集》《后集》《续集》《别集》等，皆在著录和存目这一具体标准之下，进行提要补充或删改。如果说《进呈存目》中的官学约束还处于朦胧状态之下的话，那么纪氏删定的《总目》稿本，则是趋近于官学思想统一的产物。

一种平衡的协调：汉宋之争背后隐藏的“特殊”学理倾向。《总目》对汉宋学之争所持的观点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作为经学内部不同学术形态的论争，本是学问路径的不同而已。但《总目》对汉宋学却采取的是重汉轻宋的态度，“《总目》编纂之日，正是汉学方兴未艾之时。《总目》注意区分今文、古文，重古文甚于今文，对郑玄经学尤为重视”[13]（p.750）。实际上，《总目》编纂受乾嘉学风的影响，重汉学之考证，轻宋学之空疏是历史事实。通过《进呈存目》和纪氏稿本对魏校《庄渠遗书》的评价可略窥这一观点，《进呈存目》评曰：“校以体仁为主，集中多味道之言，考据之作颇为详核。但校学术虽醇，议论不无偏执。若所著惟《郊祀论》一篇，谓见于经者独有南郊无北郊，而以社当地祗之祭。不知大司乐方丘之文与圜丘相对，圜丘为郊天，方丘为祭地可知。未闻祭社于泽中之方丘，且于夏日之至也。又《祭法》瘗埋于泰折，祭地也，与燔柴于泰坛祭天之文相对，皆北郊祭地之显证。而校乃引《周礼》阴祀用黝牲，驳《祭法》祭地用骍犊为附会。不知《周礼》《礼记》不能强合，先儒辨之甚明，校乃攻诋经文，并欲废汉以来数千年大祀，其论殊不足存。他若御札、问经义诸条，所对皆甚精允，全集文律亦正，不失儒者之言也。”[7]（pp.745-746）其中“校乃攻诋经文，并欲废汉以来数千年大祀，其论殊不足存”，由此言论可知四库馆臣对汉学推崇之至，逆汉学之论是不被接受的。然而，《总目》却出现另一种现象，上述所谓的严苛之词，在定本《总目》之中并非没有，但几乎从未用来对汉宋之学进行评论，而仅仅是针对诗文创作而言，此颇引人深思。纪氏删定的《总目》稿本沿用《进呈存目》中绝大部分文字，唯将“攻诋经文”、“欲废汉以来数千年大祀”、“其论殊不足存”诸句删去，以“无庸横相牵合，自生纠结”[11]（p.442）一语作结。又通过对两稿本中程敏政《篁墩集》、王鏊《震泽集》的比较，也发现纪氏删定之本言语更为“平和”。严苛之词的删削，并非只是文字的改换，而是对于汉宋学之争的调和，这种“特殊”的学理倾向是在《总目》渐次熟落过程中缓慢形成的。

一种线性的比较：竟陵之下再无文学，明代文学衰落殆尽。据《总目》描述的明代文学发展史知，竟陵文学是明代文学之末，弊之又弊，烂至极点。所以，竟陵派是明季文学之末端，这一论断在《进呈存目》中早有定论，前已论及。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进呈存目》对胡敬辰《檀雪斋集》的评价则是“其文艰深险怪，几不可句读，诗格鄙浅，更出钟、谭之下”[7]（p.757）。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文学已然是末流，“出钟、谭之下”的文学作品又是怎样面目？《进呈存目》评价已经跳出早已设定好的“线性”图像，所以，纪氏稿本将其修正为“其文故为涩体，几不可句读，诗格亦公安之末派”[11]（p.608），如此一来，胡敬辰就与钟、谭处于明代文学之末的同一点上，将线条强行拉回。对于康海《对山集》之评，《进呈存目》与纪氏所删稿本亦有很大出入，前者说“（海）尝与李梦阳倡复古学”[9]（p.329），而纪氏则说康海“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也”[11]（p.433）。矛盾之处在于，《进呈存目》之评在所谓的线条之上，而纪氏之稿本则似乎脱离了这条主线。这一问题，何宗美、刘敬所著《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复古派批评的批评一章中给出了解答，馆臣在强烈的官学意图和主观倾向之下“寻隙萧墙，在复古派成员内部制造对立关系”[14]（p.293），因而出现不合主线的评论。对于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进呈存目》以徐氏与“李梦阳、何景明等齐名”[7]（p.727），而纪氏稿本则是细分不同，“特梦阳才雄而气盛，故枵张其词。祯卿虑淡而思深，故密运以意。当时不能与梦阳争先，日久论定，亦不与梦阳俱废”[11]（pp.445-446），这种细微差异不影响宏观“线性”发展，但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目》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深刻地影响着定本系统。从稿本到定本，官方构建的明代文学思想有着更多“雕镂”的痕迹。明确稿本系统明集提要的发展，一则有助于深入理解定本《总目》的明代文学观，二则亦能管窥清王朝“文统思想”的形成过程，对“文统在上”的官学批评体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张升.《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四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翁方纲撰，吴格等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前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序[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

[5]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J].汉学研究，2012（2）.

[6]张升.《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三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7]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八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

[8]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七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

[10]王俊义.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兼论乾嘉学派的流派及其评价[C].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2.

[11]永瑢，等.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七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1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13]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4]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