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二王”学术再讨论

吴明刚

[摘 要]任何学术流派都有其相当影响，且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和被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于音韵、训诂、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直接衍承其师戴震；其治学宗旨为“实事求是，研经求道”；其学术风格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主要的学术表征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博精深，综贯会通”、“好学深思，创新兼容”。“二王”的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引领时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关键词]“高邮二王”；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89-04

中国传统之学术，虽然范围很广，但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对儒学经典的研究。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授今文经学，刘歆欲以古文经学立于馆，便有今古文经学学派之论争；自东汉马融、郑玄等以文字训诂为主治经始，便有了治经的不同学术形态，至宋明而理学，清代而朴学。清代学术“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 [1]（p.213），扬州之学以“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广大震学”[2] （p.145）。乾隆六十年（1795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倡导其始” [3] （p.288），“小学则若膺及足下父子”[4] （p.98），“高邮王怀祖公正通达……大约王为首”[5] （p.57）。王氏“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者也！”[6] （p.234）长沙后学何泽瀚赞云：“不皖不吴独开一派，是父是子同有千秋。” 可见， 学林之中，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最为翘楚，公推领袖，王氏父子，众望所归。其学术成就值得总结，学术渊源、学术旨归值得探讨，学术风格、治学方法值得学习。

一、“高邮二王”的学术成就与渊源

王氏父子皆自幼笃志于学，勤奋读书，学问功底极为深厚，在诸多学术领域成就突出。

文字学方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虽以文字兼声音、训诂，发明许书条例，研究词义演变，将许学推向高峰，其泽甚远，然而，王念孙的文字学功底也不在段氏之下。王念孙文字学成就主要集中在研究《说文》，其成就有：《读说文记》一卷，《说文谐声谱》一卷，《说文段注签记》一卷，《说文解字校勘记》一卷，《桂未谷说文系统图跋》一篇，《段若膺说文解字序》一篇，代朱筠《重刊说文解字序》一篇；《康熙字典考正》12卷（与王引之合撰），《汉书古字》一卷，《汉隶拾遗》一卷，《群经字类》二卷，《宋质夫印谱序》一篇。

音韵学方面。王国维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而“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补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7] （p.453）将高邮王氏列入清代古音学卓绝七大家之一，足见其在音韵学上的地位。

王念孙的古音学成就主要见诸于《古韵谱》和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分古韵二十一部（晚年《合韵谱》更别“冬”于“东”，为二十二部）[8] （p.2）。王氏之特色在于“分古音为无入、有入二大类，与戴、孔二君同，而不用其异平同入及阴阳对转之说。分支、脂、之为三尤、侯为二，真、谆为二，与段君同，又以尤之入声之半属侯，与孔君同。而增至、祭二部，则为段、孔二君之所未及。”[9] （p.87）王国维比较王念孙与江有诰分部之异同，指出二者很相近，认为古韵分部至王、江二家，二十二部之说已极周密（今天研究证明，王观堂之说虽有局限，然从考古方法分部，王、江已极周密，仍具有一定道理，其余皆蛇足了）。

反映王氏古音见解的还有：高邮王氏遗稿《诗经群经楚辞韵谱》《周秦韵谱》《西汉韵谱》《诗经群经楚辞合韵谱》《周秦合韵谱》《西汉合韵谱》《谐声谱》等，扎取经典中的韵字于同韵合韵字。其遗稿价值“五家之书（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先后行世，独先生说，学者谨从《经义述闻》卷三十一所载古音二十一部表窥其崖略。今遗稿灿然，出于百年之后，亦可谓学者之幸矣。” 其治学“先生之精密，要在戴、段二家之上也。”[9] （p.78）

反映其古音研究成果的资料还有：《叠韵转语》；书信，如《与李方伯书》《与段玉裁书》《与陈硕甫书》等；序跋，如《六书音韵表书后》《重修古今韵略凡例》《书钱氏〈答问〉地字音后》等；学术专著，如《广雅疏证》10卷、《读书杂志》80卷、《经义述闻》15卷、《经传释词》10卷中涉及的古音文字资料；弟子和后学的著述，如王国维《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宋小城《谐声补逸》、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等。要言之，音韵学方面，王念孙古韵二十二部说，细密合理，使清代古韵学定于一尊；确认古音二十三纽说，见解卓识；四声之说，成一家之言；音转之论，响泽后世。

训诂学方面。高邮王氏之训诂事功显赫，无与伦比。“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栖霞郝氏之于训诂，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王氏父子位居榜首。“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10] （p.386）

《广雅疏证》10卷，念孙殚精竭虑，化十年心血撰成，又有名作《读书杂志》80卷；其子王引之继承家学，撰作《经义述闻》15卷、《经传释词》10卷，此高邮王氏父子四大著作。《广雅疏证》在《高邮王氏四种》中最为精密，“其发明以声音穿串训诂之法，则继往开来，成小学中不祧之柤。”[11] （p.143）乃“中国语言学史上一大转折点的标志”[12]（p.87）。《经义述闻》在纠正前人误释方面，成就空前，荟萃了校经的成果。清人方东树说：“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13] （p.45） “凡古儒所误释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14] （p.4） “今日读王氏父子书，只觉其条条皆然有当于吾心。前此之误解，乃一旦焕然冰释也。”[2]（p.27）《经传释词》作为一部系统研究上古汉语虚词词典，备受推崇，公认为古汉语虚词研究的巅峰之作。阮元作序赞道：“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也。”[15] （p.167）其编撰方法和独到的见解，后世学人无不视为圭臬。《读书杂志》对先秦两汉常见的子史做了精密的校勘，为“校释群书的典范之作”[16] （p.7），后世学者就校订诸子整体而言，无出于念孙之右。王国维说：“治经，首先要读高邮二王四大著作。”[17] （p.67）其“本非经学，而为史学，其治诸经，以经传为古史料之渊薮也。”[18] （p.87）这种卓越断识是对高邮王氏的睿识，确实高人一筹。

高邮王氏的成功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直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家法师承，直接衍承皖派戴震。清代学者刘寿曾说：“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诂治学。”[19] （p.214）王氏先祖素贫，以诗书起家，其父王安国严谨方正的家风奠定了高邮王氏的显赫地位。念孙尚幼，父便教之以句读、章句，奠定了他坚实的幼学基础；骨立严正的品格，对他影响也极大。王念孙教子也是“幼朱子、小学，长以经义” [20] （p.46） 。其次，父子二人是在名重一时的经学大师熏陶下，步入治学门庭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念孙12岁便受业于戴震，在文字声音训诂方面，接受了戴氏严格训练。至于王引之，是推广庭训，传其父学的，同时又受业于长他两岁的阮元。阮元聪慧，学识渊博，又受业于王念孙。他们之间是父子相传，师弟相授，治学门径是相通的。世代相传，师徒相授，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良好的环境，成为“二王”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

“二王”取得辉煌成就也是时代的惠予，古音学的发展是乾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决定因素，古韵学至“高邮王氏”时已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

早在宋末元初戴侗就已经阐述古音与古义的关系，指出：“训诂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21] （p.243）明末方以智也说：“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22] （p.189）清戴震说：“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因声而知义”。后来，朱筠、钱大昕、段玉裁受到影响，接受了这些观点，到了乾嘉解决古音问题完全成熟。顾炎武之后江永分古韵为13部、乾隆中段玉裁分17部、王念孙分古韵22部，戴震、孔广森古音对转理论也出现了。古音问题基本解决，这一成果立即被运用到古义研究中来，从此，因声得义才有了可靠地科学的依据，到乾隆后期，嘉庆年间才产生一批训诂名著。查考这一过程可知，乾隆时期语言研究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上古音的问题，嘉庆时代语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古义方面。没有乾隆年间古音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嘉庆时代的训诂成果。先治古音，后治古义，这个过程正是顺应当时古汉语研究的规律。顺应了这一规律，并按这一规律办事，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高邮二王”自觉、主动地覃究古音，又沟通训诂，开拓了训诂学的新境界，从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超越。

二、“二王”的学术宗旨与风格

针对经学的荒疏，乾嘉时期，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证明，“惟汉是信”，率先倡导以求古义的办法来克服宋人的玄言解经，把“信古”作为“求是”之路。“一尊汉经”是他们的学术宗旨。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打出“实事求是”的旗帜，尖锐而有力地批判了“吴派”墨守汉儒的“求是”之弊。戴震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君子务在闻道。”“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亦即从经典原文入手，探索经典原始之义理，恢复儒学原始之形态。又说：“经自汉经师所授，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探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宗考古训之助。”戴震重视汉人成果，但只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经书的资料工具，从而开启乾嘉朴学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学风。“皖派”的宗旨是“求是”。扬州学派是继吴、皖两派后，同样从事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由吴、皖分化演进而来，其学术宗旨和治学风格有所衍承。戴震精通小学、历算、地理、名物，又讲义理，倡导由小学而通经明道。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少时师从戴震学习经义，接受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树立了治“许郑之学”，考文字、辨音声的志向，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其子王引之受父亲影响，在《经义述闻》借用其父云：“说经期于经义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稍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郑康成者也。” 王引之反对“株守汉学而不求其是者”。 可见，“高邮二王”衍承了其师戴震的观点。综观“二王”治学的实践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二王”治学宗旨无不“实事求是，研经求道，探讨经典原义”。

“求真务实”的具体表现就是“反对凿空，反对墨守”。从语言的实际出发，反对空谈性理的“凿空”，这是对历史的清算；反对“墨守”，这是对现实的一场斗争。“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伪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伪传谬者，所据之经非其本经。”[23] （p.143） “二王”在实践中公然提出有的经文非“本经”（文字错误），有的训释非“本义”（指经书原义）。清算古义研究积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反对墨守主要指向是同时代的吴派。章太炎说：“吴派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分析条理，皆缜密严瑮，上述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二王”不是“墨守汉学”而是“汉宋兼采”；不是“求古”而是“求是”的风格。对吴派“墨守”的批判，戴震开头，段王上阵。王念孙说：“世人言汉学者，但见其异于今者则宝之，而于古人之传授，文字之变迁，多不暇致辨。”[24] （p.89）

以小学沟通经学，破解经学许多难题。读书万卷，不作简单的材料汇集，分析，归纳推理，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得出新的独到的见解，在于“二王”勇于创新的精神风格。宋以降，学者都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但都有所偏，或偏尊德性，或重道问学。“二王”则两者兼之。德性方面，首先勤政，廉政。念孙作山东学政，“整饬士习”；永定河道的债务，引之代父还15年。其次，家风好，学风正。念孙六十，妻子病故，近三十年决然独处，一心著述。王氏在自己的研究中，凡与他人暗合之处必将删去，得于同学亦必说明。他在《史记杂志叙》中说：“与钱梁同者，一同刊削。”在《汉隶拾遗叙》云：“推求字画，凡宋以后诸家所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及之及与误指为他字者补之。”王氏的作法，令人敬佩。

三、“高邮二王”学术的主要表征

“表征”是指人或事物显示出来的现象或表现出来的特征。我们可以从思想、精神、态度、方法等方面考察。尤其是方法中表征最多。思想、精神里边有态度，也有方法，反过来，从态度、方法里也可见思想与精神。“二王”的学术表征很多，主要表现如下。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二王”学术最主要的学术的表征。“实事求是”是乾嘉学者共同的学术标准。王氏父子眼中凡是“求是”必以“实”，必作价值上的“是非”判断和实事之“是”的评判，无征不信。翻开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我们常常会看到他在纠正众多的误说。王念孙批评伪孔传《尚书》的注释，纠正《诗经》毛传、郑笺、孔疏的误说，驳解《楚辞》《隶释》的误释，驳证《史记》《汉书》的误释，连《说文》也不是不一味盲从。于所不知，不强作解人，也不随意猜度，暂付阙如。王氏不仅刻薄古人，对时贤之说，若属谬说，不留情面，如前辈顾炎武，老师戴震，时贤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程瑤田、刘台拱、李惇、毕沅、藏用中、陈望楼、孙星衍、卢文弨等。梁启超说：“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2]（p.91）对经典文献而言，恢复本义为“求是”。一字的本义最精确无蔽，最能精确地反映实事或实相；古人用字亦常借用，后人欲明其意，常求真实用字，故“二王”常不惜大量篇幅，求本义，明假借，推训明古，以探本溯源。《经义述闻》为求其“实是”，王引之必“一事必剖解精密，一义必反复推求，一例必辗转旁通”。对于名物制度，天算舆地乃至草木虫鱼等等亦必正之。王念孙作《广雅疏证》时，即“将花草竹木，鸟兽虫鱼，皆购列于所居，视其初生，以校对昔人所言形态。”[25] （p.176）《广雅疏证》第十卷即《释草》以下诸篇为王引之所撰，涉及草木虫鱼，他“若非参酌前人，得之目验，则不易辨明”。此乃“实事求是”而已。

“广博精深，综贯会通” 是“高邮二王”最为显著的第二个表征。“广博”形容知识面宽。王氏父子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融汇百家，各种类书，无所不窥。“精深”形容学问细致、严密。王氏做学问，用心及其微密。在他们的著作中，常会看到“凡言”“遍考”之类的话。没有广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维，怎敢轻言。现代学者张舜徽说：“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1] （p.178）所谓“会通”，即不执一端，融会贯通。其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博理群书，以求考据与义理的贯通；二是突破传注的藩篱，以求学术领域的汇通；三是破除门户之见，以求汉宋的融通。“二王”作为扬州学派的代表，在文字、音韵、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取得总结性的成就，如果“二王”学识不通达，不贯通，不可能将乾嘉汉学进一步推向高峰。王念孙根据以声求义的原则为《广雅》疏证，订正了千余处错误；在校勘的基础上，“举汉以前仓雅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其《读书杂志》82卷，校《淮南子内篇》《战国策》《史记》《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书》《汉书》《墨子》《汉隶拾遗》等古籍，“一字之证，博及万卷”。 王引之“自九经三传及周秦两汉之书，返助语之文，遍为搜讨。”[15]（p.97） 这样的成绩，没有广博的知识、“会通”的能力是不行的。汪中“论次当代通儒仅八人”，而王念孙、王引之在其中。

“好学深思，创新兼容”是“高邮二王”最为显著的第三个表征。“好学”包括读书和亲身实验。“深思”就是能推理、概括，能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创新”，即前无古人，自创新例。即要有新的方法，新的见解，发凡起例，启迪后人。高邮王氏父子一生束发研经，虚无度日，殚精竭虑，饱读经书。二人“好学深思，探求规律，发明义例”。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能突破字形窒碍，运用“音近义同”的理论探求语源，示人大路，为语言文字研究揭开新的一页。他们“擘肌分理，剖豪析艺”，探索出新的思路和方法。王念孙擅长归纳推理，他在《广雅疏证》中指出：“夫双声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26] （p.268）又说：“大抵双声叠韵字，其义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26] （p.190）这是对规律的总结。段氏在《周礼汉读考》发明三例：读如、读为、当为。“自先生此言出，学者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如梦得觉，如醉得醒。”[27] （p.432）《经传释词》在训诂方法上，对句法、倒句、互文、对文（相对为文）、对言、散言、连文、连言进行用例归纳；用“凡、凡言、若、若……之类、仿此（放此）”等术语进行总结；通过“读若、读入、如字、之言、或作、又作亦作、古同声、古同声而通用、古字通、声相近、声近义通、声近义同等术语说明音义互求。这些通例的总结，使其成为古汉语虚词研究之圭臬。王氏之创新还表现在对前贤的注疏不专守一家。若诸说并列，择善而从；若皆不合经意，则另作新解，博引他书以正之。新解在二王著作中俯拾皆是。如《经传释词》卷二“谓”字条下四个义项，皆新解。其中第三个义项：“谓，犹与也。《史记·郑世家》：‘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诗经·卫风·芄兰》：“虽则佩觹，能不我知。”“能”当读为“而”，二者古音近，义相通。这些注解让人惊讶，耳目一新。《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究竟是“触詟”还是“触龙”，自古争之。王氏考证为“触龙”，为当代考古发掘所证明。 “二王”能够超越前人，超越同时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仅“好学”（能占有材料），而且会“深思”（能概括推理），还能找出规律，有新的发现。

浑言之，作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在音韵、训诂、校勘方面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成就足掩前哲，深受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其才力影响到后学孙怡让、俞樾，进而影响到章太炎、黄侃等人，泽备后世，竦桀时代。其卓越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学术特点值得研究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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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四川民族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