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视域下宋代长江沿线的手工业活动

谭静怡

[摘 要]生态环境与手工业发展密切相关，从环境因素看，丰富的林木、便利的交通、充沛的水源是促使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作用下，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活动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景，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造船、营建、制糖、酿酒、伐木等行业异常发达，长江三角洲和四川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手工业的发展也加速了人类干预自然环境的活动步伐，物资需求的与日俱增、林木资源的过度砍伐，以及社会消费的不断扩大，都给宋代长江沿线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重，致使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关键词]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活动；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84-05

两宋时期，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长江沿线①的经济地位迅速提升。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日趋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宋代长江沿线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专门依靠生产某种产品谋生的专业户，这些专业户的产生使当时本区的手工业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活动，方面增加了非农业税收在两宋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沿江地区生产部门的细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然在手工业活动的繁盛之下，无形中却给两宋长江沿线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如是，从手工业活动的维度，考察宋代长江沿线生态环境的相关情况，不仅可以探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还能够对今天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警示和启发。

一、长江沿线手工业发展的环境因素

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活动的快速发展，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关两宋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因，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据程民生先生分析，可归纳为“战争对北方的破坏及流民的南下说、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变化说、农业经济本身发展规律说、北方生产关系落后说、南北人各自的行为模式说、综合因素说等六种学说”[1]，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生态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易言之，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活动的隆盛，也是当时本区生态环境诸要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林木丰富

林业是一种民可享其利，“不求近效而贵远利”[2]（p.4156）的资源。两宋时期，长江沿线的林木资源以树种多样和森林茂密为主要特征，多为原始森林和次生林，分布在两浙、江东、涪万峡区、川中丘陵、戎泸渝山地、川东平行岭谷、贵北等地区，生长着杉树、楠木、松树、香樟、柏树、紫竹、樱木、竹笋、木棉、槠木、青竹、榕树、茶树、榴木、乔木、梅树等珍贵树种。整体而言，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植被覆盖率要远远高于下游地区，沿江自上而下，可谓一片“郁郁葱葱”[3]（p.301）、“草木少雕”[4]（p.4573）、“林箐深密”[5]（p.1063）、“林木郁茂”[4]（p.4553）、“古柏数千章”[6]（p.252）、“竹柏荟翳”[5]（p.1044）、“松萝森霭”[5]（p.283）、“蓊郁幽邃”[7]（p.663）的壮丽景观。正是在如此丰富的林木资源作用下，长江沿线的手工业活动才能够蓬勃地发展起来。

（二）交通便利

长江四季通航，常年不冻，四通八达，被称为“黄金水道”。宋代长江沿线的交通十分畅通，特别是靖康之乱后，我国航运中心从黄河南移至长江，从此本区进入了水运发展的新时代。有宋一代，长江沿线凭借川江、荆江、城陵矶至湖口、湖口至扬州、扬子江等河段，以及沿江大大小小的支流拓展其水道交通，并依靠航运保持着四川地区与东南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其成为内地与沿海接洽的必经之路。此外，长江沿线交通的繁荣与两宋政府的大力扶植也密不可分，北宋时，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互相沟通，几乎每年都要给北方输送大规模的粮食和物资，成为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南宋时，都城南迁，长江的地位更加凸显，政府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更加注重发展沿江水运。因此，宋代长江沿线的手工业活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与当时便利的交通和水运条件是休戚相关的，而造船、营建、制盐等行业的发展，也从侧面印证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兴盛。

（三）水源充沛

长江沿线自古水量充裕，湖泊众多，水系发展良好。11世纪以前，长江沿线的湖泊呈扩张趋势，以洞庭湖为例，湖水深度不断增大，“夏秋水涨，深不过数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8]（p.88），湖上舟行“虽泝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华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时至”[8]（p.83），居民“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8]（p.90），可谓“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寻”[4]（p.2368）。11世纪以后，长江沿线气候逐渐变得冷干，沿江河道与湖泊出现了局部收缩的迹象，然对长江主干流水量的影响并不大。整体观之，宋代是长江沿线水系发展的重要时期，河道和湖泊发生了一系列变迁，但水量较为充沛，水资源也相对优沃。

由此可见，丰富的林木资源、便利的航运交通、充沛的水资源等生态环境因子，为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也正因在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下，该地区的手工业活动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所以，两宋时期长江沿线优越的区域位置和丰裕的自然环境是其经济崛起的基础条件，靖康之变后越发明显，大规模移民的迁入，经济重心的南移，均为本区手工业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生产活力和发展机遇，从此长江沿线占据了我国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延绵至今。

二、长江沿线的生态环境与手工业活动

“宋代官私手工业，诸如采掘冶炼以及与之相关的铸钱、军工工业、伐木、造船、建筑工业，以丝织业为主的纺织手工业以及染色、衣帽缝制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制瓷、雕漆以及金银细工等特殊手工艺，造纸以及刊刻印刷、墨笔砚制作等手工业，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9]（p.543）。实际上，因地理气候、交通运输、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差异，宋代长江沿线的手工业呈现出了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但整体较为繁荣和兴盛。

（一）造船业

造船业在宋代取得了重大发展，在宋室南迁之后，“制造生产资料为重心的重工业部门中惟有造船业还在发展，其他部门都出现衰退”[10]（p.238）。究其原因，除了应对战争需求，更主要的动因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加强海外贸易实力。因此，南宋政府加大了对造船业的扶持。宋代造船业是从木工中剥离出来的一个专门的手工业门类，有官营与私营之分，官府造船由造船务负责，一般选取山林可伐、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区专门打造；而民间也有很多的造船业，且工艺并不比官家差，即“官中造船，决不如民间私家打造之精致”[11]（p.1170）。所以，无论从林木资源，还是水运交通，长江沿线都是开展造船业的最好选择。

宋代造船业的繁荣发展与长江沿线的水战紧密相连，主要是因为战船对木材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以在平定杨么起义和宋金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车船为例，车船需要“人在舟中，踏车以行船”[12]（p.4743）、“以轮激水”[2]（p.11384）推动船舶，即“以人力踏车，以车轮激水运行的船只”[13]。因而水环境是其航行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虞允文在长江抗击金军时，“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2]（p.11794）。车船以木材为原料，建造一艘大的车船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资源，程昌禹所造二十丈车船，每只“所用板木材料、人工等共约二万贯”[14]（p.7129）；绍兴五年（1135年）吴伸也言及宋代造车船的费用，“今一舟之费动以数万”[15]（p.1207）。李纲曾依照李皋旧制在荆湖造车船，“长沙有长江重湖之险，而无战舰水军。余得唐嗣曹王皋遗制，创造战舰数十艘，上下三层，挟以车轮，鼓蹈而前”[11]（p.392）。据黄纯艳师考察，“平定杨么后，宋廷在长江沿线路分打造车船”[13]。绍兴五年（1135年）闰二月，宋廷“诏江东、浙西路各造九车战船十二艘，浙东造十三车战船八艘。时王自荆湖得二巨舰以归，故命三路漕司仿其制为之”[16]（p.1425），同年五月，又“诏江、浙四路共造五车十桨小船五十”[16]（p.1483）。此后，南宋亦多次打造车船，为了在战争中取得有利位置，南宋政府大量制造车船，如此多的车船所耗木材可想而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足见，从某种层面讲，车船的建造是以砍伐林木、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宋金战争中还运用了体积庞大的海船，与车船一样，对生态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而“在风力较小的河湖环境中，车船更为灵活”[13]。建炎四年（1130年）夏四月，韩世忠在镇江截击金军，“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风使篷，往来如飞”，金军用侨居建康的福州人王某所献的“破海舟之策”，教金人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乘“天霁无风，海舟皆不能动”[16]（p.635）之时，金人“乘风纵火，世忠败绩”[2]（p.477）。在宋元战争中，海船也得到应用，张世杰在镇江与元军海战时所乘“海舟无风不能动”，而元军水哨马船“往来如飞”，张世杰战败[17]（p.387）。可知，海船体积较大，不利于内河作战，战争过程中受到风力等生态环境因素的限制，而“车船既有海船体大之利，一船可载兵数百以至千人，而又补其侯风而动之弊”[13]，杨么与崔增、吴全的洞庭湖之战就是车船胜海船的最好证明，崔、吴军所用“都是撅头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杨么军“遂发八车船数只”，在宋军船阵中“踏车回旋，横冲乱撞，将崔军人船大小数百只尽碾没入水”[18]（p.1573）。除了车船和海船，宋代还建造了其他形制的军用、民用船只，对木材的消耗都是不可估量的，但任何船种都会受到一定生态环境的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营建业

随着宋代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升、统治者欲望的膨胀，历代帝王往往会建造一些规模较大的舰船。宋朝初年，“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19]（pp.236-237），其恢宏气势可以想象。此外，统治者还屡次将长江沿线的优质木材运至京师，建造宫殿、庙宇，以及亭台楼阁。以玉清昭应宫的修建为例，采伐了“潭、衡、道、水、鼎之梌、楠、槠……永、澧、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20]（p.556）等多种林木资源，工程之大，可窥一斑。

宋代长江沿线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开始于宋室南迁之后，特别是在高宗时期，主要在南京、苏州等地分别营建了行宫，“绍兴二年，修建康府行宫，以图进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盖。一殿之费，虽未为过，而廊庑亦当相称，则土木之侈，伤财害民，何所又至。象箸之渐，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简俭，不雕不斫，得夏禹卑宫室之意”[21]（p.13）。同时，官宦之家为了满足奢侈生活的需求，还大范围的建造亭台楼榭、园圃陂池等私家园林，这些都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宋代的建筑结构以土木为主，无论是大型宫殿、私家园林，还是小规模的民居，都需要使用木材营造，因此，宋代长江沿线大量的营建活动必然消耗大批次木材，加剧林木资源的砍伐。可见，在宋代，主要是靖康之乱后，在长江沿线大兴土木过程中，林木资源的毁损是比较严重的。

（三）制糖业

甘蔗的种植对气候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热量不足，其甜度就会大大降低，仅能作为一般的水果食用，而不能够用于制糖业。北宋时期，气候温暖，甘蔗“江、浙、闽、广、蜀川所生大者，亦高丈许”[22]（p.1307）。据漆侠先生考证，“甘蔗在江、浙、闽、广、蜀川和荆湖南路广泛地种植，其中尤以福建福唐、浙东四明、广州番禺和蜀川广汉、遂宁最为著名”[9]（p.666）。《清异录》载：“甘蔗盛于吴中”[23]（卷上）。由于制糖业对所需要的原料、制糖的季节等，都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南方，尤其蜀地较为繁荣，正所谓：“糖霜出蜀中，压蔗汁列瓮封之，一二月发之，即面结霜，由人盛衰所结多少。今广南有，不甚佳”[24]（p.312）。

北宋前、中期，长江沿线气候较暖，制糖业在甘蔗广泛种植地区逐渐走向专业化道路，并快速发展成为商品性农业，这不仅有利于本区经济实力的提升，还有助于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北宋末，我国由第三个温暖期向第三个寒冷期过渡，长江沿线所处的气候发生了改变，天气转冷，导致甘蔗的种植区域开始出现位移，纬度逐渐南迁，相应的制糖生产地区也随之南移，原来较为繁荣的制糖地区日趋衰落下去，如四川遂宁。到南宋末年，甘蔗产地已从太湖流域南移至杭州湾，当时，杭州“仁和、临平小林多种之”[25]（p.3873），并因品质上乘被列为土贡的范畴。如是，气候对制糖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气候冷暖发生变迁，原来的生产区就有衰落的危险，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四）伐木业

宋代长江沿线伐木业的兴盛与丧葬有一定的关系。宋人崇尚厚葬是两宋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始于帝王之家，除太祖和太宗两位外，宋代皇帝大多进行了厚葬，这主要来源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所谓“上好是，下必有甚者”[26]（p.44），在帝王的倡导下，王公贵戚纷纷效仿之。宋代长江沿线的厚葬习俗较为严重，并将厚葬作为一种“尽孝”的手段，两浙“丧葬奢厚逾度”[7]（p.644），“自初丧，即极力治葬具，无他营”[27]（《中枝山葬记》），“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28]（p.8），正好印证了“敕葬破家”[29]（p.117）的俗语。有宋一代，对丧葬中的礼仪有森严的阶层性，“诸丧葬不能备礼者，贵得同贱，贱虽富不得同贵”[30]（p.80），并对金银器等奢侈品的使用有严格的要求，如“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牖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2]（p.2909），但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出入。

宋代营建业的蓬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墓葬形制的变化，当时的墓葬盛行仿木建筑雕砖墓，一般会依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修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士大夫为了满足互相攀比的私欲，开始大规模修建坟墓。事实上，厚葬是一种对死者无益、“徒为重费”[31]（卷一一六）的事情，但很多人在生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例如，鄱阳孝诚乡民王三十之父母，“自买香木棺二具，以备死”[32]（p.71）。丧葬对长江沿线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制造棺椁和修建墓地的消耗上，特别是品官之家对木材的等级和数量都有着较高的要求，他们制造寿棺一般会选用价格较为昂贵的楠木，使丧葬对木材有着庞大的需求量，直接加速了毁林现象的发生。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两宋长江沿线墓葬数量越来越多，厚葬现象颇为严重，毋庸置疑，这对本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当时林木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其他行业

除上述的造船业、营建业、制糖业、伐木业之外，宋代长江沿线的煮盐业和酿酒业也发展较快。以煮盐业为例。根据各地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煮盐方法有所区别，大多在近江海、多林木的区域。由于两宋长江沿线的煮盐技术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且产量低，所以，对木材的耗损量甚大。四川是宋代著名产盐区，“惟管内仁寿等四县，百姓每岁输陵井监煎盐木柴，共计三十八万四千二百余束也”，以至“山谷童秃，极望如赭。纵有余蘖，才及丈尺，已为刀斧所环，争相翦伐，去输官矣”[33]（p.756）。在三峡沿江地区，甚至形成了“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畲烟”的景致。为了发展煮盐业，在涪州武隆县卤泉曾大面积地砍伐森林，致使“两山林木芟薙，悉成童山”[4]（p.4528），试想当时本区煮盐业的兴盛和发达程度。为此，在煮盐业丰厚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长江沿线加快了毁林开荒的脚步。

又以酿酒业为例。酿酒一般因水土而异，即便酿酒的技术、方法与步骤相近，酿造出来的酒也会略有差异。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坊市制度被打破，宋代长江沿线的酿酒业也较前代先进，主要体现在酿酒的原料、酒坊酒厂的设置及酒的种类和工艺上。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辛巳。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34]（pp.235-236）除了经济原因，宋代长江沿线酿酒业的兴旺还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持完好、人迹罕至之地，如夔州、梓州等地的部分偏远地区，这些区域人烟稀少，且多为烟瘴之地，易生疾疠，百姓需要饮酒来抵御瘴雾。黄庭坚谪宦戎州时，也提及“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惟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3]（p.338）如此，宋代长江沿线在充分将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相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了酿酒业的繁盛。

如是观之，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活动的繁荣发展，对本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反映在对林木资源的利用上，当时本区的手工业活动主要限于沿江自然资源较为富饶的地区，一般为两岸的平坝、台地、丘陵区域，“人俗多居于江津诸州”[35]（p.2833）。因而当时长江沿线的手工业活动与人口数量有着密切关系，手工业较为繁荣的地区，人口大多稠密；手工业较为落后的区域，人口相对稀少，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总之，宋代长江沿线的手工业活动之所以能取得重大发展，与当时的经济重心南移、人口迁移紧密相连，且对本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三、手工业活动对宋代长江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宋代作为唐宋变革的重要时期，历经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项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并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分布格局，为整个南方地区进一步开展经济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张家驹先生指出：“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社会就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36]（p.110）恰是在这种有利的经济态势下，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得以迅猛发展，与之同时，却也给沿江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由上可知，手工业活动对宋代长江沿线生态环境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林木资源损耗严重。由于手工业的大势发展，长江沿线部分地区的原始森林已逐渐消失，这一点在长江下游地区尤为明显。因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滞后，所以，植被的毁损情况较下游地区要轻微些。据《鸡肋编》载：“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28]（p.77）从当时统治者在营建业中的政策变化，我们也可以窥探林业资源的毁坏情况，“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20]（p.722），这种在营建事宜中的“精打细算”，生动地表现出了当时林木资源的匮乏和紧缺，无疑是生态环境变化所发出的信号。此外，沿江百姓日常生活对木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如修建房子、制造家具、生活薪柴等，这些都促使人们不断地砍伐林木，以满足日常生活的种种需求。宋室南迁之后，长江沿线人口攀升，明显加大了对林木的需求比重，深刻影响到长江沿线生态环境的质量。

两宋时期，长江沿线森林等植被的损坏，诱发了本区水利资源、土壤结构、空气质量、动植物分布等格局的变迁，打破了局域地区的生态环境平衡。换言之，宋代长江沿线手工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森林资源减少、水土流失频繁、空气质量渐差、水体污染加剧，但其中以林木资源损毁最为严重。无论是造船业、营建业，还是伐木业、煮盐业，宋代长江沿线的手工业活动绝大多数是以牺牲林木资源为代价的，这与本区在开发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环境保护意识息息相关。如是，在今天的经济开发过程中，我们只有将砍伐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采伐方式，禁止乱砍滥伐现象，利用法律政策保护森林植被，创立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建设生态环保型社会，才能够使林木资源被有序、循环、持续地利用，从而泽被子孙，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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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北民族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