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绕着绕着破了局

2016-05-30 04:09丁菲菲
北方人 2016年3期
关键词:农民改革农村

丁菲菲

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20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他戴着茶色的眼镜,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然而,当时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號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 “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从“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年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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