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侯子峰

[摘 要]本·阿格尔生态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劳动闲暇一元论”，即认为，工人不应该沉湎于异化消费，而应该在“创造性劳动”中寻求人生的“基本愿望和价值”，通过价值实现方式的变革，一举两得地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为实现这两种解放，本·阿格尔建议在社会经济领域实施“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在政治上推行马克思主义与北美民粹主义的结盟。本·阿格尔的生态思想在理论上是革命性的，但由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当分析及对工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忽视，导致其理论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

[关键词]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非官僚化；分散化；劳动闲暇一元论

[中图分类号]B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123-04

被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著述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一书第七章“重新研究危机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方面”之中，不过短短几十页内容。本·阿格尔在这么少的篇幅内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使他能够成为当今理论界方兴未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开山鼻祖呢？面对人的异化和环境破坏，本·阿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劳动闲暇一元论”，以解决如何实现人和自然同时获得解放这个难题。为在劳动中获得人生意义，他又提出在社会经济领域实施“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实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盟。所有这些思想都为北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生态的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可能性道路。本·阿格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任何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不能忽视他的思想。

一、摆脱困境：劳动闲暇一元论的提出

在本·阿格尔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合法性是当局通过向人民大众许诺高消费得以实现的。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消费是对工人在工厂中所付出的异化牺牲的一种补偿。官僚的劳动组织进一步剥夺了人在劳动中的创造性。因此，在所谓闲暇时间所实现的消费，就成了对在办公室或工厂中度过的漫长的工作时间的一种补偿。”[1]（pp.293-294）“补偿”的提法一方面说明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工作依然艰辛；另一方面，揭示了在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工人把幸福等同于消费，并深陷异化消费泥潭难以自拔。

异化消费对应于资本主义无穷尽的商品生产，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警示人们，维系提供无穷尽商品的现存工业增长难以为继。本·阿格尔深信人们将在生态压力之下遭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1]（pp.490-491）就是说，现实中的环境强压情境之下人们要较少商品消费，而这意味增加人们将不满意未来生活，这迫使工人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本·阿格尔所称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无异于“价值变更的辩证法”。

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难以向人们提供无穷无尽的商品以维持现存工业增长速度，由此，社会危机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虽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危机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释，但历史的变化需要重新理解原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生态危机需要本·阿格尔理论进行解释。

本·阿格尔努力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迫使“生产”减少；减少“生产”意味着 “商品”和物质“需求”减少；而“需求”和“消费”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因而本·阿格尔运用大量的笔墨探讨消费和需求的关系王雨辰教授特别关注这一点，并认为：本·阿格尔“以生态、需要和消费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建构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参见：《生态辩证法与解放的乌托邦——评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2期。。在本·阿格尔那里，恰当地理解和处理需求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工业社会中人的解放的一把钥匙——不仅可以解决消费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在更远关联性上解决过度生产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更为社会变革创作条件。本·阿格尔所设想的人的“需求”满足并不局限于物质需求，而是包含更深刻的内容。他指出：“我们的基本设想是，人们将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1]（p.488）

本·阿格尔观察发现，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需求满足都只限定于“消费”领域；人们只能通过追逐无限的商品来获得自己欲望满足和价值实现。而在本·阿格尔所建构的需求理论中，人们将最终在“生产”领域中，实现自我价值和发现自我的存在意义。他放弃了自由和必然、劳动和闲暇之间的二分，试图将这些对立的方面在一般意义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是在闲暇中追求劳动，而是在劳动中追求闲暇。本·阿格尔认为，对需求内涵及其实现方式的重新思考有助于消除异化消费，并将出现“生产性闲暇”和“创作性劳动”的现象。他想象：“人们再参加劳动，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1]（p.497）本·阿格尔坦言，他的劳动过程中亦有“闲暇”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所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非异化生产有自我表达、自我外化性质的论述影响。确实，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可以发现，劳动之于工人的应然状态是“属于他的本质”、“肯定自己”的、“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感到幸福”的活动[2]（p.270）。

本·阿格尔的劳动闲暇一元论无论对于人的解放，还是自然的解放都是适用的：从人的解放而言，从劳动中追求闲暇可以使工人摆脱工厂劳作时的艰辛；从自然的解放而言，由于人的价值可以在劳动中实现，也就摆脱了无穷尽的商品消费，有利于减少工业生产，保护环境。本·阿格尔的思想灵感来源于马克思，也结合现实情况有所发展，可谓一种针对时代的思想杰作。

二、实现条件：“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配合

本·阿格尔认为，要实现劳动与闲暇统一并不容易，生产领域的价值实现或人的满足实现离不开社会生产生活方面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

本·阿格尔关于“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思想源自于威廉·莱斯。在莱斯看来，集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须以“分散化”加以缓解。莱斯指出，技术集中、能源集中、生活集中等并非不可以，但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唯一选项。因为现行社会所强调的集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缺憾。以城市生活为例，人们集中生活在多层高楼中，“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废物的处置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系统”[3]（p.108）。这种密集的生活方式需要伴随着密集型的能源结构和大量资金的投入。再以生产为例，单个工人在强大的、集中的工业化经济结构会感到无能为力和孤弱无援，而要消除个人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需要通过分散政治组织和经济系统来加以解决。相较而言，莱斯提到的“分散化”主要体现在生产、技术、能源、城市人口集聚等方面，而本·阿格尔则强调“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有机结合，并认为二者适用于“生产（技术）过程”及“社会和政治过程”，并有助于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

本·阿格尔认为：“因为人们需要创作性的劳动和闲暇生活，因而对商品匮乏做出反应，愿意采取一种以规模小、民主组织起来的生产为特点的激进的新的生活方式。”[1]（p.488）本·阿格尔以瑞典VOLVO汽车厂的实验说明，小规模的、较民主的生产相比于装配线生产并不必然无效率。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对“小规模技术”进行了界定。舒马赫提倡一种“适宜的技术”，它将消除现代工业生产高度集中的特性；他还从道德和政治维度出发论证说，最大并不一定就是最好。但是，本·阿格尔并未止步于此。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不是根本，彻底的批判要把小规模技术的概念同社会政治制度变革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要改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社会制度的权利关系。

生产的“分散化”意味着反对高度集中的、等级化的庞大工业体系，即反对集中生产及大规模技术。本·阿格尔指出，改变技术集中的观念会带来技术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连锁性变化：“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1]（p.501）生产的“非官僚化”意味着工人民主组织生产。从理论上而言，韦伯认可现代工业社会的官僚化生产组织，追求生产的集中和等级制。本·阿格尔对韦伯理论提出异议，认为等级制并不真正能令人信服，并且官僚主义会使劳动破碎化。从现实方面而言，官僚化生产的典型代表是苏联式的生产模式。本·阿格尔认为，管理生产资料与拥有生产资料同等重要，为此，他反对苏联官僚主义生产，较为赞同南斯拉夫生产管理模式。在他看来，苏联的情况是实行国家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国家控制生产；而在南斯拉夫实行的是“社会所有制”，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拥有并管理生产资料。在南斯拉夫，人们利用自由市场使经济决策非政治化；南斯拉夫模式可以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抽象目标与政治上分散化的结构模式联系起来。不过，在本·阿格尔看来，南斯拉夫模式也不够彻底：企业中还存在破碎化的分工，劳动过程中存在权利和决策的官僚化（来自于中央决定的社会政治要求与工人管理之间的关系矛盾）。

不仅如此，“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之间也存在着直接联系：“社会主义所有制分散化的程度与非官僚化的程度成正比。换句话说，社会生活全面非官僚化的可能性在一个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人管理）的制度中要比在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控制）的制度中大得多。”[1]（pp.505-506）鉴于生态压力，本·阿格尔认可和追寻的是，既要采取技术分散化，又要实施分工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选择技术分散化意味着“反对大规模的、浪费能源的生产过程的技术集中”；选择分工非官僚化等同于选择工人决策、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对于前者，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可能做到，至少使其节约能源；对于后者，则需要非官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现实策略：马克思主义与北美民粹主义的结盟

在本·阿格尔看来，社会主义直接在北美宣传缺乏土壤，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即通过工业国有化、工人管理、总罢工等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在现实中行不通。其中原因有二：其一，从现实看，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加拿大已与有组织的劳工失去联系；其二，北美人对接受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有很深障碍：对大多数北美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模糊的，且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前途，因为他们“依据其他被曲解了的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不完整的模式来想象社会主义”[1]（p.513）。本·阿格尔发现的开启北美社会主义之门新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与北美民粹主义的结盟。

在本·阿格尔看来，美国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的发展。至少从历史上看，美国民粹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对集中的、官僚化的组织极端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既导致顽固守旧的戈德华特的自由经营的共和主义，又导致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但是，美国民粹主义（无论是其右翼，还是其左翼）缺少社会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故“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1]（p.511）

本·阿格尔高度重视北美的民粹主义文化及其政治传统。他认为，这种反主流文化若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引导，可蕴含更多更为激进的因素，甚至导向一种新的革命方向。人们需要做的正是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异化给以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指出它就是官僚统治和集中化。这样，北美社会就可以赢得一批生态激进主义的选民。在本·阿格尔那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更多的是向后者靠拢，其实质是将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化。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受民粹主义影响展现出更多的“非官僚化”和“分散化”特征，从而区别于苏俄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化管理模式。

应指出，本·阿格尔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的社会主义，这种生态的社会主义追求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非官僚化”和“分散化”。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环境保护和人的解放。相对而言，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集体化倒不是他所强调的重点：“我们不是主张把生产资料归还给工人（虽然不排除这是一种可能的政治目标），而是主张把创造理性和自我指导性交还给长期生活在专家奴役之下的工人。”[1]（p.515）本·阿格尔给人的感觉是，工人的创造性和管理权的重要性重于经济结构上的工人或国家集体控制生产资料，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评价：理论上的“革命”与“解放”的乌托邦

本·阿格尔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系统阐述了“劳动闲暇一元论”思想。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避开本·阿格尔，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1979年最早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词，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富有个性的思想。本·阿格尔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经济增长层面实行“稳态”发展、在社会经济管理模式上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运行模式、在政治制度层面用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生态的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其思想体系。但是，本·阿格尔终极讨论的问题是希望通过增加人在生产领域的价值实现来消除消费异化，从而实现生态危机的消除。

本·阿格尔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通过人的价值满足解除生态危机的思想。通过本·阿格尔的论述，我们可以感受到生产劳动对于人的价值实现，以及人的价值实现对人的满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有相关论述，但长期以来被严重忽略了。为了实现人在劳动中的自我价值的满足，本·阿格尔提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社会管理模式。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现需要构建其称之为的“生态健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因此，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变革是本·阿格尔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起点或说基础。当然，政治层面（包括经济领域的管理层面）的变革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者在生产领域的灵活性、创造性，以及价值感。甚至于，我们感受到本·阿格尔希望由此实现自然和人双重解放的企图。笔者认为，劳动与闲暇的统一、社会经济领域的分散化与非官僚化等思想在现阶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固然已经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并使其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但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及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并不等同于工人已经在生产领域实现了自我解放。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工人尤其是工会在生产管理和单位决策上的权力和作用，减少国家/机关通过直接管理的方式来指导具体社会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工人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人或者使工人真正体会到社会生产领域中的自由、快乐与意义感。

另外，在北美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上，本·阿格尔结合北美具体国情来探讨如何使之走向生态学的社会主义也给人以启发。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现都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本·阿格尔充分考虑到北美尤其是美国的特殊情况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显示了他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良好结合。当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该思想的一些空想性，但这毕竟对我们长期无视的、觉得无法实现的北美社会主义革命给予了美好的“想象空间”。

必须指出，本·阿格尔的某些观点我们是持坚决批判态度的。首先，我们不同意本·阿格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的看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态危机，并且其危害性似乎要超过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并未消失。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就在本·阿格尔所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出版前就发生了1973—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该书出版后不久又有1980—1982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比较而言，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之一的詹姆斯·奥康纳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经济的和生态的双重危机理论更为合理。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资本主义积累既导致了经济危机又导致了生态危机，而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也相互作用[4]（pp.292-293）。

其次，本·阿格尔只强调工人管理生产资料，不强调工人占有生产资料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与理不通。根据本·阿格尔的思想，工人要争取的是某种政策参与权与管理权而非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说，本·阿格尔努力让工人成为一个“体面的”、有一定“自由的”打工者。这至多能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如果不改变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导向的生产管理逻辑，一些工人即使成为管理者也不能左右企业的未来或减轻自身的工作压力。这里的问题在于，作为管理者的工人若不能有效创造利润是随时可以被大股东们所施压甚至于解雇的。本·阿格尔没有深刻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工人地位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创建就在于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废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人的解放是必需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p.297）；恩格斯也说，私有制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5]（pp.237-238 ）。故而，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才能集体控制生产资料；只有工人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与闲暇的统一以及社会生产领域的“非官僚化”和“分散化”才有实现的可能；最后，只有工人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才有可能实现。

[参 考 文 献]

[1][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M].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