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刘刚　衣保中

[摘 要]管理工具“价值中性”观代表了对管理工具研究的一种科学理想，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基于工具主义认识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从管理工程学视角建构的技术中性物。这一在技术本质主义立场上对管理工具的单向度的诠释，实证了“价值中立”观的合理性，但又陷入“价值中立悖论”的困境。从哲学的角度审视，管理工具不是价值中立的。

[关键词]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147-07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管理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被纳入“管理工具箱”，并配有对每一种具体管理工具的适用范围、操作步骤、技术规范等方面的使用说明。管理工具看似“中性”之物。但选择的工具性迷失效应和运用的行为失灵或工具失效现象的。管理工具“价值中立”的实践悖论性在不断增强。

一、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的内涵

“价值中立”观是对科学研究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种见解。认为，科学是追求纯粹真理的事业，是关于客观事实的判断，客观性是科学的生命，与人的主体性、主观因素、价值观念等价值无涉。首先由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Wertfreiheit）概念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标准。主张“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1]（p.19），意义在于维护科学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客观性和真理性。

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代表了对管理工具研究的一种科学理想，内涵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对管理工具研究应该“价值中立”，这是管理工具成为科学的前提。二是主张对管理工具研究可以达到“价值中立”，认为管理工具就如自然科学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具体而言，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主张在“事实”层面，以“价值无涉”即祛除一切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因素，对“最佳管理实践”进行客观分析和描述，将那些能够观察到的、能够在经验上加以验证的科学化管理“是怎样的”呈现出来，并以技术体系为核心重构管理行动。只做事实的因果分析而不做价值判断，最终所呈现的管理工具就是一种非人格化的高效与秩序的“效用性装置”，内涵三种属性：

一是外在目的性。管理工具的“目的”不在自身，而在他者。它是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工具，听命于人的目的，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服务于人的主观目标，即目的性使用。人按自己的意愿定义目的。

二是本身无否定性。管理工具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标准，它只不过是达成某种外在目的实现的方法、手段，仅仅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存物，是纯粹“工具”，可以即拿即用。它本身是不包含任何价值因素的“死物”和“客体”，却有助于其他各领域的价值实现。

三是技术的有效性。管理工具的效力被看作是内在于管理工具自身的技术。管理工具只有技术上的优劣之分，并无好坏之别。管理工具不具有真假性，只有有效性。至于哪种工具优劣、更合理，并不是工具本身所能说明或证明，只能由结果或效果，正如杜威所言“真理即效用”。

二、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内涵成立的理由

（一）对管理工具的研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理由

管理工具首先是对管理科学化的工具主义认识论的概念。研究管理工具的方法论是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要求研究主体坚守“价值中立”原则。

1.工具主义认识论是价值中立的

为了突出强调最终决定行为结果的主要是手段和工具，工具主义者常常隐去“目的”，“忘却”工具的创制主体行为最原始动力的需要和动机等主观价值因素。工具主义认识论下的管理工具概念，就是追求科学的“工具手段对于人类欲望本身不起作用而仅对其所执行任务的步骤、规模和条件有所作用”[2]。管理工具主义强调在组织系统中，管理只是实现一定组织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即管理是工具，是谋求组织起来的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是组织秩序化、规范化和稳定化的工具。在探求管理方式、方法科学化，使有效管理的知识定型化、公式化的过程中，人的因素确实有一个逐渐黑箱化的过程，出现了去个人化、去情境化的“价值中立”现象。

2.研究管理工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要求主体“价值中立”

科学方法固有工具主义特征，决定了研究管理工具的方法论受“脱胎”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思维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把管理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二者具有共通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将客观性奉为圭臬，以价值不涉为基本原则，力主消灭主观偏见，不带价值判断地去揭示”[3]管理活动的秩序逻辑和规律，并用事实说话，靠实效来检验。

为保证对管理工具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要求管理工具的设计主体严守“价值中立”的原则，隐藏自己的价值偏好，只关心事实问题，也就是着眼于“what is”，而对“what ought to be”不感兴趣，“对于将如何利用它也是漠不关心的。”[4]（p.98）以“求真”的“科学”态度，对“最佳管理实践”在事实层面做客观、真实的描述，对有序又有效的管理行动做不受价值影响的科学分析和理解、设计，获得客观的和可检验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得出的结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民主性，才能够在任何地方以相同的方式被使用并得到相同的结果。

（二）管理工具能够达到“价值中立”的理由

管理工具是依据科学原理指导下技术成型的。无论是所依据的科学理论还是技术化过程中，都做了祛除价值因素的技术化处理从而达到“价值中立”。

1.指导管理工具建构的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的

管理工具是对管理科学化有效途径探索的事实“求真”。长期以来，人们以一种科学家的方式，研究如何使管理方式、方法科学化，致力于“怎样”管理才能达致有序而高效。对客观的、可观察到的“最佳管理实践”进行描述、说明、总结，并归纳出一些客观规律，作出预测，以把握管理活动发展的某种整体的齐一性和规律性。指导管理工具建构的“管理理论习惯上忽略甚至取消价值因素”[5]（p.18）。

实证主义方法论思维下创制秩序与高效的管理工具，正是在“事实”层面，直面现实管理“问题”而进行的实用性设计。强调理性、科学、逻辑推理和精密分析的唯科学主义思想主导了管理工具的模型建构。以科学的“求真”，强调实在、有用、确定等意义，追求对有序管理的“效用性装置”的科学研究与设计做到精确、明晰、客观，即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机巧”。以科学理性的设计来规范集体行动中人们的举手投足，以具体可操作的技术性行动方案来保证协调一致的秩序与高效，就不可避免地就会以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工程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把管理工具概念处理成为具有操作性、技术性的实体性存在，这是一种“中性”存在。

2.管理科学技术化过程中祛除价值因素

管理工具是探索“直面管理实践的直接路径”[6]，是将管理学技术化或者说是对“管理”这一术语理解的技术化的概念。管理工具是以科学的方式将管理操作标准化、管理过程图示化、管理方法模式化，也就是曾峻所说的“管理科学化的工程化、应用化体现”[7]（pp.28-60）。以科学求秩序，具有明显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在科学技术化过程中，“科学本质上是中立性的观念又扩大到技术”[8]（p.141），直接导致建构管理工具的技术方法论是中立主义的。

基于管理工程学设计的管理工具在技术成型过程中，依据科学主义方法论，完成对管理技术标准化、规范化、模型化，对影响“确定性”的因素做了“简化”的技术化处理，即把价值与情感这些不符合精确的理性逻辑的因素排除在外并在推理过程中被忽略，形成管理工具的功能世界相关联的客观化。正如芬伯格在所谓的“初级工具化”（Primary Instrumentalization）的概念中采用的“去语境化”和“还原论”的处理技巧。“所谓去语境化，就是呈现某种‘世界的疏离化，即人为地将其从产生它的语境中脱离出来。”[9]（p.12）这种将管理工具及其社会生成与作用环境相隔离的技术化处理，使得管理工具成为人类理性所追求的具有普遍性知识。所谓还原论“是指由‘世界疏离化而获得的简化的、去除技术上的无用性而还原”[9]（p.12）其“基本性质”。还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目的性意向加于工具制作材料上并对材料加以目的性改造，赋予其新的基本性质的过程。原材料原本的基本性质被改变而按人的意志被“还原”，原有的性质变成次要。这种由去语境化和还原论所架构的管理工具，被赋予了结构化的技术属性。而人是外在于管理工具的目的，不可避免带来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而导致“价值中立”。

因此，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线性外推的结果是，管理工具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同样的高效率标准。这种管理工具一旦被发明、被创造出来，其本身就具备了稳定的、可重复性的性格，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能够被借鉴、被继承，能够被社会公共性使用。如韦伯创造的官僚制组织体制工具，不仅在企业，在政府、公共事业、社会团体中广泛采用，成为普遍性、具有普适性的典型的组织管理工具。

三、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的本质

在“价值中立”观下以技术理性来形塑的管理工具，在“事实”层面，在管理工程学意义上对行动进行具体操作性规划。就不可避免会导致“概念的意义被局限在对待特定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8]（p.81），按操作主义者P·W·布里奇曼的话说，就是使“概念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8]（p.13）。管理工具就是针对具体的现实管理问题，以工艺层次的实用要素，对管理实践活动进行“怎么做”进行可操作性设计，建构起来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技术性规范设计和实践操作行为体系，是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法的技术解案。

“术”，在工程学意义上被定义为“技术”、“技能”，是人们最先以感官直接感知的客观实在，是物质的、经验的、事实的。毛主席形象地把工具比做“此岸”通往“彼岸”的“舟船”、“桨帆”。曾峻曾在两种表现形式上描述管理工具：一是管理工具以文字形式系统化为方针、法规、制度、规章。诸如法规文件、管理方针、政府指令、政策制度等等；二是管理工具的具体应用，如宏观调控、目标管理、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开发、全面质量管理等[7]（pp.28-60）。这些都是在物质层次上依据科学原理和技术理性来阐释的管理之“术”，是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得到的管理活动的过程安排、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与行为技术等客观实在。实质上，是形成了内涵管理规范系统和操作技术系统的实存形态的“效用性装置”。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实存的效用装置，祛除了价值判断，就如机械装置一般，仅仅是“管理思想的附属品”，讲到底只是“术”的概念（施正洋）。按照康德的说法，经验法则和操作技巧的堆积只能算作技术。能够模仿学习的，也只能是技术，而能直接拿来即用的，只能是“中性”之器物。如果认同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就是仅仅在“术”的层面把管理工具等同于中性之“器物”，管理工具便只能是附庸于科学技术，附属于权力意志的附属品，仅是承载特定功能的实存的“效用性装置”。

因此，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是站在技术本质主义立场上把管理工具理解为具有单向度的技术物，即在“术”的层面把管理工具当做是具有操作意义的管理之“器”。这是一种“超历史的概念建构”，把管理工具理解为脱离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抽象物，企图“在技术这样一种历史流变物中，固化出某种单一的本质”。单向度的技术本质主义认为：“所有的技术装置，无论其多样性如何，都具有同样的本质。”[9]（pp.11-12）预先就排除了技术“为善”或“为恶”选择的可能性。

四、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的功能

“价值无涉”的中立观在事实层面解决了“是什么”和“怎么做”才能以科学求实效获得秩序问题。管理工具是以科学技术化方法建构的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为基础的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它以强大的“效用装置”的技术“功能性”实证着“价值中立”观的合理性。

（一）导引功能

管理工具“价值中立”强调功能性与技术性管理的效用性装置，以可计算和可预测的技术理性为管理活动确定了科学合理的功用目标，并致力于科学设计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也能够对行动的后果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期。它以合理的规划设计技术和科学，提供了反映管理活动规律的客观知识，提供了一种理性思考的活的思想和实践智慧，激发了人对管理行动的正确认识，不仅能使人做到“头脑的清明”，更对人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引导性。管理工具所提供的确定性、预测性，精确力，促进管理行动的科学化进程，规约着组织人的行动目标，为人的行动获得明确的方向性，引导管理行为有效。同时，管理工具是在整体规划和战略思考中使集体行动获得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的一致性，能整合行为，产生组织凝聚力。

（二）规范功能

要想使管理活动获得稳定、有序的运动形式，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合理而有序，离不开“价值中立”观下人类的理性算计，对确定性进行了科学的、技术的诠释，遵循步骤、程序，对活动过程进行科学规划，以实现产生可预见的、可计算的、可估量的、“可观察到的客观后果”即组织活动的高效。也就是说，对人的行为和思想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管理规范，也必须在实际上反映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按科学理性原则构建，崇尚逻辑上的合理、形式上的完善和操作上的可行的规范体系。

管理工具把对管理行动展开有序的安排的程序和操作技巧进行科学规划与战略思考，以一系列或强制或激励的规章制度体系即可操作的规范赋予行动以具体实际的表达形式。管理工具是以一系列的制度体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达致秩序与高效。因为规范性制度能为行动提供了一套内涵特定行为价值取向的行为规则，规约着个体行动和具体交往的方式、方法。制度总是包含着具体的规则和要求，规范人在组织中享有哪些自由，告诉人们追求什么，禁止什么。通过这些规范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方向性引导，使个人行为组织化，生成有序。在制度导引功能作用下，管理行为成为有计划、有技术手段的理性行为。

（三）转换功能

“价值中立”观下的管理工具提供了解决特定管理问题的有效方法，它在工具主义视界内把理性思考从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落到了立足于现实的管理行动中。正是在“知”与“行”转换意义上，把管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

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立足于管理的现实问题，以科学理性所提供的确定性和可预测、可计算、可操作性成为管理工具追求的目标，为现实的管理行动建构一种完全是操作性的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即在规范的意义上设计合理的管理程序、组织结构和操作标准，并在行动意义上转化为一系列简单的操作技巧。管理工具是管理过程的可操作性、标准化、实证化的技术设计的成果。其标准、程序自身，可视为行动的先导，成为解决问题的技巧、方法、途径。在客观上增长了人的技术操作能力，增加了人的“实践自由度”。这种以简单、易操作的技术化设计的“效用性装置”，是可以直接拿来即用的。正如西武在《如何管理：影响世界经济进程的28种管理工具》的《序》中说，“由于科技的发展，就像人们熟悉的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在没搞清软件的运行原理之前，人们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该操作系统，对于很多管理工具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直接运用”。

“知行”转换的成效表现为在实现意义上，将知识的实用性转换为物质财富，获得经济效益的实惠。管理工具“价值中立”遵循工具理性的最佳的效率逻辑，以科学理性，最合理利用资源的一种科学技巧；以效益最大化，即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绝对优先性为主旨，从大自然中获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满足了人的物质欲求，创造了“物”的价值。管理工具成为经济增长的促进要素，也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生存意义上，以工具理性的力量完美诠释了人的“物质的、技术的生存行为”。为个体生命的存在、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潜在的物质条件，对人性发展以达致完善进程奠定了必备的物质基础。

五、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的反思

坚持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是把“现象等同于本质”，不可避免陷入“价值中立悖论”的困境。症结在于它把自然客体与管理客体混为一谈。在“价值无涉”的非人格化的效率逻辑中，“人”如同客观实存的自然物一样，沦为可资利用和算计的客体，是供它谋划的材料，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沦丧。而专注于事实层面的“物”的体验和追求，使个体的丰富性的生命体验被单维的技术所“座架”，人之存在的精神需要、内在体验和感受等被忽略，失去了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和辨证反思的形而上学维度。因此，在“价值中立”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人性丧失的危机。其结果便不可避免地导致管理工具本体意义的失落、破坏和被遮掩，管理工具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与依据，就真的成为一种“畸形的和扭曲的”“病态的价值系统”[10]了。

事实上，“‘毫无偏见就像‘科学客观性一样，只是一种神话。”[5]（p.7）以哲学的反思、批判和超越的“补偿的”精神力量来审视管理工具，透视外显的实体性的“效用性装置”背后，隐含着一个承载着人性丰富完满的价值理想的“目的性装置”，即“术”之魂。管理工具不是价值中立的。

（一）关于“外在目的”的反思

管理工具“价值中立”观本体意义的失落是从坚持外在目的论伊始的。如果承认管理工具的属人性和主体性，就决定人的管理目的性是管理工具的内在规定性，内蕴着“应然”的价值理想。

1.管理工具的属人性和主体性决定了“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任何管理现象都是由人的行动所构成的。建构人的行动的管理工具是属人的。“人”应永远立足于管理工具的核心。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有思想和能动性，人的行为又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引下和一定的动机驱使下做出的，与人的社会属性与特定情境相关联，又与人的意愿动机等主观因素相关。所以，哲学视角下对管理本体的思考，即“人”的介入必然带来“价值”意义的思考。人造管理工具，少不了要借助价值判断或价值关系来做因果分析，又要对驱使人们行动的动机等进行理解，理解和解释管理工具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才能适合于人这一对象，并最终认识管理现象。在哲学视阈下，管理工具是作为服务于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的基本手段出场的。这是管理工具本体性价值的基本体现。

一定意义上说，管理工具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人类意志”体现为“创造”的目的，使管理工具在生成时就被先在地赋予了“为了作…之用”的意向性结构。人创造管理工具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管理工具本身必须承载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预设，即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和理想，也承载着目的实现的使命。管理工具中蕴含着管理目的性的深刻意象，是在孕育和确立“创造”的初始观念母体中赋予管理工具原始的和本真的价值追求，是作为创造观念中的灵魂的价值追求；先在限定了管理工具的本质，表达着一种对人类自身发展的趋利追求，规定着管理工具的内在价值指向。

2.管理工具蕴涵实现人本质的终极价值理想

管理工具是出自人的精心构思的谋划、设计的人造物。谋划的出发点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诠释。对人而言，管理工具不再仅仅是人类可资利用的工具，还是人类对自身存在及社会存在的方式、规范、意义的反思的结果。正是关于人的存在的诠释才是管理工具的真正根基，赋予管理工具以终极目的和意义。所以，“管理工具”就是蕴含“目的”与“目的实现”的“人造物”，虽然把管理“目的”作为实践行动的价值目标，在易操作层面是“可见”的、可付诸实施的，并被科学设计进了规范性程序之中，但它本身还必须始终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作为人性丰富的“完满”摹本而建构。管理工具本身必须蕴含“应然”的管理理念，承载着人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认识，为人们提供了某些精神上的追求和超越指向，也确证着人的创造性实践本质。

因此，管理工具的属人性和带有的强烈主体性决定了“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管理工具本身“无否定性”的反思

不可否认，“我们不是一种不经任何指导就自动地行为的造物”[11]（p.66）。指导管理工具技术成型的管理理论先在预设了管理工具的初始价值模型。

1.管理理论的一般原则提供了创设管理工具的初始价值模式

对管理工具创设的“需要”是因现实“管理问题”为出发点的。“需要”的确立和“问题”的阐释及解决基点都并非是脱离情境与理解视阈的中性概念。

创设管理工具的“需要”的确立是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意识到的，并受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认识视阈、解释视阈的限制，其本身就是主体依据理性算计，对自身目的进行甄别、筛选和排序，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的结果。而对满足需要的现实“问题”的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视点及构筑管理工具的初始条件的认知，以及认识过程的结果——观念性产品，则受管理理论为管理主体所提供的形上之思的影响。管理理论所提供的“原则构成了一种形式的约束：我们约束自己来按照原则的指令行事。”[11]（p.22）这种合规律性的要求首先框定了主体的思维和意识。管理主体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将认识、理论与现实的条件结合起来，设定目标及实施路径，成为知识背景框定合理设计管理行动方案的技术可选择空间。其次，科学理论为科学、理性解决管理问题提供视界基点，为解决现实管理问题而创设“效用性装置”提供初始条件。再次，形而上原则规定管理主体的心理取向和行为定势，决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以及管理主体现实的各种物质运动的行为方式，并指导着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包含了一组技巧和技术的行为规范。可见，管理理论的一般原则“指导自觉反思性造物的审思与行动”[11]（p.66）。它所框定的主体意识的“主观性把价值输入其中”[5]（p.29）。

人正是借助于管理理论所提供的理性的逻辑之思，凭借主观意志的驾驭，将材料予以转换、加工和利用，并打上人类意志的烙印，在头脑中呈现了一个理解和认知的模型，是可能的和希望达到的未来状态的愿景图像。它表明了主体在进行实践活动之前在头脑中形成的有效管理方法的“完满模型”，作为观念的整体，是一种“还未展开的、处于初始状态的价值模式存在”[5]（p.24）。它表达了“为什么”行动的阐释，在形而上的观念层面对未来管理活动的目标、方法和途径以及结果进行了预先谋划，为结果的取得设定了实现路径，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技术资源的手段。

2.关乎人性的管理哲学形塑了管理工具内在灵魂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切科学的运思都只是哲学运思衍生出来的和凝固化了的形态”[12]（p.26）。实际上，我们创设可以“拿来即用”的“效用性装置”的管理工具，是在管理理论所提供的一种对人的行为认知的管理哲学的指导下运思的。人性行为假设作为管理理论的前提预设，为以人作为价值尺度去设计、调配、决定和开展的管理行为提供管理理念作为目的，是被预先确定和选择的，并依据理性的逻辑推理而被以适当的方式阐释与建构的，构成了一种观念形态的人性丰富完满的存在模型。这种抽象思考的精神理念，重点表达本质上是一种从主体出发的管理工具所具有的精神特质。它是管理工具在精神层面的内核，诠释着管理行动的原因。管理理念以一种深刻的精神性要素指导着管理行为的具体展开，并为具体行为的有效展开提供先导的合理性价值预设与内在依据。观念形态的先验图示为管理工具建构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健全的“大脑”思考的观念，它以高屋建瓴式的战略思维无形地、潜移默化地形塑着管理工具的灵魂，构成管理工具本质的内在规定性维度。

（三）关于“技术有效性”的反思

“价值中立观”认为管理工具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有技术优劣之分，无善恶之别。在哲学审思下，管理工具的功能实在性，必须以行动主体的操作视角才能被阐释。是主体的创造性使用和艺术性运作决定了管理工具的成效。

1.使用主体的艺术判断决定管理工具的成效

管理工具从效用装置的技术设计到其价值功能的实现，必须要“行动”的转化。如果说，在“价值中立”观下把管理工具形塑为实存的“效用性装置”是科学的“求真”，那么对管理工具的运作实践则是一个“求善”的过程，就是把“简化”了、“还原”了的“价值中立”物投放到具体语境中去。“必须进一步寻求‘如何整合管理工具的功能化的自然的、技术的、社会的因素。这种整合过程可以通过‘再挪用语境关联因素而弥补初级工具化过程中由于追求普遍性而缺失了的具体性。”[9]（p.13）当语境化的技术被组合时，种种社会利益、价值将重新“分配”、赋予技术的功能意义，导引选择，并确保技术与社会在技术层面上的一致性。这就是芬伯格所谓的“次级工具化”（Secondary Instrumentalization）。它表明了在一定情境下生成的管理工具，又是在一定环境下被使用的。人在一定环境下使用管理工具时总会遭遇随机和不可预见的非正常的干预，使人的“活劳动”带有不确定性特征。要想使被“简化”技术处理的管理工具获得紧密嵌入新的社会语境，就必须完成“在具体的语境中组合与再嵌合的‘重组过程”[9]（p.13）。

从工具本身来看，管理工具中所创造的的结构化的操作标准与规范，是技能本身，不是使用技能的环境。对具体管理环境的判断，离不开个体管理者的经验、感觉、甚至直觉和智慧，会出现偏差或差异而体现出个性化。对管理工具的运作实践必然是一种创造性使用，艺术性必然融如其中，同一性被差异化。无论管理工具的“效用性装置”的技术设计如何“先进”都代替不了人这个使用主体面对具体的情境做灵活处理的艺术判断。对于大多数管理工具的“重点不在于其技术的复杂程度，而是在于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它的规则”[13]（p.186），在于使用它的人智慧、经验、判断和尺度的把握。管理工具的艺术运作使“技术客体与主体相互‘卷入，从而使技术世界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而不是自主的和非人的”[9]（p.14）。

2.有效性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价值标准

有效性是管理工具的基本功能性价值。有效是管理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管理客体的属性、规律，观念地改造管理客体，产生对行动结果的预测、预见和想象，提出的管理实践活动应该达到的价值目标。这是主体关于管理的集体行动结果的预先规定，它明确行动的“应然”指向。在“应然”的价值目标确定之后，主体在“建构”意义上所进行谋划、计算、设计和规范管理行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步骤、操作方式的预先规定，也都是紧紧围绕“有效”为目标指向和追求的管理工具的基本功能性价值。

有效，也是衡量管理工具中所建构的管理方式的行为、价值和意义在实践运作成果的最终评判标准。检验管理工具所建构的行动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地运行效果进行评价时，往往以是否有效来判定管理工具设计的结构在运行中其功能的实现程度。正如德鲁克所言，一种工具，并不一定越大就越好。能够以最小的努力、最小的复杂性和最小的动力做好工作的工具，就是最好的工具。可见，有效性的评价尺度，反映了管理工具设计主体以及选择主体的价值标准。“在管理与组织生活里，高于一切的元价值是效率和效用”[5]（p.41）。而效率只有在价值观的背景下才是有用的概念，也就是效率本身就需要对其对象做出好坏的判断。

可见，管理工具“价值中立”也是以一些价值判断作为前提的。主张价值中立本身就意味着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实际上就做了一些价值预设，借助价值判断做出了选择。同时，管理工具的主体性和对象性的特性都与人及行为相关，理解和解释管理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属于价值领域，也决定了管理工具“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因此，哲学视阈下审视的管理工具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外延上绝不是单质的、纯一的，仅仅体现为纯粹的管理之“术”的概念，而是扎根于受价值支配的行动系统中。所谓管理工具是价值主体按照自己的意志而形成的需要与动机为目的、依理性价值预设能力而产生对行动结果的预测、预见和想象，提出的价值实现模式，是人性完满的阶段性实践模型；并以是否有效作为实践成果的最终评判标准。管理工具既是一个技术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价值支配着技术，技术承载并服务于价值。如果说，管理理念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是管理工具的形上之“道”，那么，管理工具就不仅仅外在显现的实体性的“效用性装置”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与内蕴的“目的性装置”共同构建了一个“道”与“术”相结合的“场域”的有机体。

[参 考 文 献]

[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赵乐静，郭贵春.我们如何谈论技术的本质[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4）.

[3]张彦.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移情与超脱——兼评韦伯的“价值中立”观[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4）.

[4][苏]达夫里扬.技术·文化·人[M].薛启亮，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5][加]克里斯托夫·霍金森.领导哲学[M].刘林平，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6]吕力.管理学如何才能致用：管理学技术化及其方法论[J].管理学报，2011（6）.

[7]赵乐静.可选择的技术：关于技术的解释学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9]曾峻.公共管理工具新论——体系、价值与工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H. Putnam， Beyond the Fact/valueDichotomy， A.I.Tauber ed.Science and theQuestforReality，Macmillan Press Ltd.，1997.

[11][美]罗伯特·诺齐克.合理性的本质[M].葛四友，陈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2][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3][澳大利亚]哈里·奥斯曼.20种经典管理工具[M].费琳，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佳木斯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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