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分析

龙雨　李月星　唐菁菁　肖峰

摘 要：区域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分析对于就地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省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以长株潭为例，采用熵值法对区域发展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作用大小依次为内源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长株潭工业基础雄厚，对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推动最大，政府的投入次之。

关键词：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熵值法；长株潭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065-03

引言

就地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过程，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动力结构[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支配中国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模式主要为“自上而下”型[2]；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动力模式主要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资推动成为就地城镇化的新动力，中国就地城镇化的动力已逐步转变为多元驱动型[4～7]；目前，中国就地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的动力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9]。与就地城镇化动力的变化相适应，科学地测度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理想动力，将有助于区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质量的提升。

长株潭是我国中部就地城镇化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我国学者对城镇化动力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涵、分类、作用机理等方面，本文利用熵值法对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加快长株潭地区就地城镇化进程提供参考，为湖南乃至中部就地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省区提供示范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2004—2013年长株潭地区动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各指标测算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9—2014年《湖南统计年鉴》和2004—2008年《湖南改革开放三十年》。

（二）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就地城镇化内涵出发，结合世界各国就地城镇化的经验，将就地城镇化动力大体上分为四种：内源动力、行政动力、市场动力、外向动力。

内源动力主要指区域内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和经济基础；行政动力即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引导等政府行为对城市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控，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市场动力是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通过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调节供需，促进产业发展升级；外向动力则是外资外贸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根据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及长株潭区域的发展特点，本文共选取18项反映动力因素的指标，构建反映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的指标体系（见下页表）。

二、动力分析法

熵值法[10]属于客观赋权法，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其出发点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指标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来确定权重系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各评价指标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因此，熵值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11]。

由于动力化因素涉及指标较多，为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本文运用熵值法对四种动力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以往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相比数据处理更加细致，考虑更加全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丰富我国就地城镇化研究的理论和个案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熵值法评权过程如下：

一是数据预处理。为了消除量纲影响和变量自身变异大小和数值大小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评价矩阵：x′={x′ij}t×ni=1，2…t；j=1，2…n。其中，x′ij=xij/∑xij，x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值。

二是确定各指标权重。根据标准化评价矩阵计算出信息熵ej：ej=-k∑x′ijlnx′ij。其中，k=1/lnn。第j个指标的权重wj公式如下：wj=（1-ej）/∑（1-ej）。

三是水平测度。第j个指标权重wj与标准化矩阵中第i个样本第j项xij的评价值为Zij=wj×x′ij，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为Zi=∑Zij。

三、动力影响分析

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首先对长株潭地区2004—2013年18项指标的180个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选取的18个指标中，只有市场动力因素中的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为逆向指标，为此我们进行取倒数处理；其次，依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出每个单项指标的熵值；再次，分别计算18项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进而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j（见上表）；最后，运用公式：fij=wj×x′ij，计算出2004—2013年长株潭地区动力因素的水平值，并绘制折线图，进行分析（见下图）。

（一）动力因素综合测度评价

由上图综合看来，在2004—2013年长株潭就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四种动力促进作用强弱依次为内源力、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其中内源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行政力。

内源力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所占权重最大，达到0.2718，说明长株潭城市群作为老工业区代表，工业基础雄厚，发展空间大。紧接着是城镇固定投资资金中国家预算内资金，达到0.2066，表明自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启动长株潭城市群整体规划方案以来，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大。

除此之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的倒数、人均出口贸易总额的权重都在0.05以上，动力作用突出，他们分别属于行政力、市场力、市场力、外向力。

（二）主导动力因素分析

从上页图可以看出，市场力作用从2004年开始减小，一直到2007年减至最低点后才开始上升，而外向力和内源力在2008年分别达到最高点和最低点。动力因素的总体发展趋势在2008年附近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从2010年起，各项动力因素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研究发现，这些变化与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局势是同步的。在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长株潭通信一体化迎来重大机遇，所以外向动力呈现增长，但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受到波动，骤然下降，但之后渐渐回升。从2008年湖南省主要领导宣布启动“长株潭通信一体化”到2009年长株潭通信一体化动员大会召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支持导向，因此在2009年，行政力占据主导地位。从2010年起，各项动力因素呈现稳步上升，长株潭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综合看来，2004—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3年，主导动力因素分别为市场力、外向力、行政力，内源力；动力因素的总体发展趋势在2008年附近有所不同，从2010起，各项动力因素稳步上升。为此，我们建议长株潭加快产业升级，保持工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鼓励引进外资，活跃市场，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

参考文献：

[1] 吴莉娅.生产要素市场化与江苏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J].地理科学，2006，（5）：5529-5535.

[2] 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88-95.

[3] 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J].城市规划，1999，（12）：8-60.

[4] 薛凤旋，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地理学报，1997，（3）：3-16.

[5] 崔功豪，马润潮.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J].地理学报，1999，（2）：12-21.

[6] Kevin Honglin Zhang.What explains Chinas rising urbanization in the reform era？[J].Urban Studies，2002，（12）：2301-2315.

[7] Yi Feng，Jacek Kugler，Paul J Zak Population growth，urbanisation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A political economic model of demographic change[J].Urban Studies，2002，（12）：2329-2343.

[8] Kevin Honglin Zhang，Shunfeng S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time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386-400.

[9] 陈波，郝寿义，杨兴宪.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J].地理学报，2004，（6）：1068-1075.

[10] 郭显光.熵值法及其在综合评价中的应用[J].财贸研究，1994，（6）：56-60.

[11] 朱喜安，魏国栋.熵值法中无量纲化方法优良标准的探讨[J].统计与决策，2015，（2）：12-15.[责任编辑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