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永学：其画如书（上）

张春民

吞吐千年来的美术风云，对话禽鸟花植的本来初心，理清喧嚣宁静中的是非曲直，以纯粹干净的理念和这片美术沃土同德同缘。在夏永学走过来的几个时代中，装满了他自己的书卷气和丹青品质，而这些正是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所要有的人生气象。

六年前的一个普通日子，正在家里的夏永学听到自己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电话号码。“喂，您是夏永学同志吗？我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是这样，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艺术家，想请您担任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您的基本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有些细节再跟您确认一下。”

接到这个电话，夏永学的心情并没有什么不平静，他在几十年内受邀为国家政府机关画了不少大画。经历的事多了，知道他的人自然也多。荣辱不惊，已经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当时夏永学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经过申报资料并报市政府批准后，2010年3月10日，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亲手向夏永学颁发了馆员证书。他从此终身成为这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文史研究机构的一员。

今年“三伏”天里，我在夏永学的家里看到了他的两本新画册，一本就是北京文史馆馆员画集《精研博取》（线装书局2015年4月），一本是《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绘粹·夏永学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5年12月）。他自从有了文史馆馆员这个身份，我对他的魅力感受更加完整了，馆员这个名称叫起来容易，但里面又该映衬着他多少苍海桑田的底子，他的大半辈子，一直没有离开对中国传统书画的研究，实至名归的馆员身份，让我增加了写好这篇文的灵感。这不，翻开他的新画册，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透出好一股清爽。欣赏之余又发现，里面的有些作品并不是新作，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两千年之间创作的。旧作初看，反而觉得他的艺术功底在几十年前就被夯得这样瓷实，啧啧称妙的同时，也让我不能不想起他那间与书房共用的画室，那间推开窗户就能俯瞰中关村大街的繁华，能听到外面满是市肆喧嚣的画室，因为桌子小铺不开，每张画都是画一部分卷起一部分，这两本画册里的不少作品无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

因为我也居住在附近，所以对这里的环境感同深受。我很诧异他守着中关村发展的磁场效应，楞是不为金钱所动，以极其安静的心态画了二十多年的工笔画，而且是那种容不得他在画中有半点发泄和走神、一画就得十天半个月的工笔画。与其说是画，不如说他练的是一种禅定，外面的车水马龙、市肆喧嚣就是他的陪练，只要进入禅定状态，他的思绪立刻和花鸟轮番起舞，胸中情志满纸生，真是想停也停不住。二十多年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是人生里最为辉煌的二十年。但话又说回来，外面送来的热闹，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吗？再说热闹里含着的锐意进取的势头，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番情致？其实画画也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每天要和普通人一样去上班。但这里要说清楚啊，说他的画是业余画的，可没说他的画业余啊，两个概念。画画动机不被当下心事所累，画里的赋予自然是一番真性情，所以业余反倒成为一种优势。

他刚住在这里时，中关村大街还叫白颐路，沿路两旁那时还呈现着踏青折柳的空翠，可能就等着中关村传奇的来临呢！可那时夏永学的传奇却已经开始了，1978年春天，《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一些全国大报几乎同时刊登了他的作品《洁白的鲜花献给周总理》，这是他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全国美展时，被新华社记者发现作为通稿发的，作品登出后好评不断，夏永学体会到了来自舆论界的推动力量。但这样的记录并没有让他产生任何非份之想，配合着白颐路向中关村大街的华丽转型，他也要挖几桶金，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他继续钻进了中国美术的编年史中，和宋元明清的大画家们一个个的做着较量。其实也没有谁非要他这么做，非要他以画家里的“学院派”来规范自己。是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因为他不仅是学院派，而且是最正宗的学院派。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田世光正在一对一地辅导着他，在这之前另一个工笔画大家俞致贞先生辅导他六年，还有再往前的王学敏。而他毕业的学校是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他1965年毕业，卡在文革前，一点没耽搁。

现在回头看，他师承田世光先生30年，时间之长，缘分之深，在当年少见，在现在堪称传奇。田世光的人格影响为他加了分，“认识田世光先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节点”， 夏永学如是说。

师承名门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节点说起。那是1968年初夏的北京，25岁的夏永学当时不顾有多少事正在黑白颠倒，有多少人在做着生死较量，他通脱执拗的性格依然支撑着学画的勇气。那天刚下班，他就直奔中山公园写生，很快就站在了一簇牡丹花前。画花人能画上牡丹，在当时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要知道这类花卉在别处早已被打入冷宫，这里的牡丹能逃一劫，多少是沾了中山公园政治气候的光。那天这些牡丹真给夏永学面子，它们的叶脉如线条流畅、花朵像云霞美丽，这让夏永学很快聚精会神的进入了写生状态。他认真地观察，细心地描绘，画着画着，总觉得身边多了一个长者，而且长者的视线似乎一直瞄着他的写生本。直到夏永学找个靠椅休息的片刻，这位长者竟然也挨着他坐了下来。他的第一句话是：“小伙子，你学过画吗？”随后就和夏永学交流起来，在交流之中。夏永学知道了他原来就是中央美院教授田世光先生，没错，他就是1963年16枚牡丹邮票和小型张的绘制者、有不少邮迷称他“牡丹之父”的田世光！

交谈之中，夏永学把写生本恭敬的递到田先生的手上，田先生认真地看了几页说：“你的线勾得不错，但你走的可是弯路啊！”当时就这句话反倒把夏永学给迷惑住了，自己难道还没走对路？会有这么不堪吗？田先生似乎猜透了夏永学的心思，就从线条与线条的区别讲起，“不同种类的花要用不同的线条来勾轮廓，不仅要表现出花外形的质感，更重要的是彰显花的生命态势，鸟也是同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这些话，夏永学闻所未闻过，只觉得有一股力量让他豁然开朗，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就这么来临了。对求知欲处于饥渴状态的夏永学来说，他似乎在瞬间就明白了田先生话里的分量和含金量，其中具有的启蒙性，足可以影响他的未来。不能说夏永学当时一通百通了，但是他能顺势而为，抓住契机，以后他用田先生提供的思路当钥匙，渐渐打开了艺术心灵的闸门，比如勾勒牡丹的线条就是要勾出它的雍容华贵，勾梅花的线条要勾出它的凌霜傲骨。

那天还有更大的惊喜，田先生把他的住家地址告诉夏永学“你要学，可以到我家，我来教你”。犹如梦境的邂逅，让夏永学似乎看到了未来。这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夏永学迫不急待从永定路住家骑车飞奔般来到六郎庄田先生家里，没说几句夏永学就直奔主题，提出了要拜田先生为师的请求，并以中华民族最古老、最隆重、最深切的方式向田先生磕了三个头。田先生似乎毫不意外，边拉夏永学起来边轻声道：“现在不兴这套了，不兴了，不兴了。”

两人挚情互递，几许苍凉悲怆。

那天的拜师只有三个人在场，第三个人就是田先生的夫人。事后田先生立刻嘱咐夏永学，此事要瞒着任何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田先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那时整个美院都停课了，田先生教的工笔花鸟课，被打成“封资修”的东西。没课可教，就在家里待着呗。那天待在家里的他竟然再次想起中山公园里的牡丹花了，他不由自主地坐公交来到了中山公园，这是他在五十年代就养成的在中山公园看花的习惯。但这次看花的人却被一个画花的小伙子吸引住了，大喜过望的结果不是他看到了牡丹，而是认识了夏永学。当时田先生自有定数，宁愿再次被戴上“学术权威”的帽子，也要让这个美术好苗子有好的成长。他更高兴夏永学也有此愿，好事就好在两厢情愿。从那天起，夏永学每周都要来田先生家里几次，听教授专门为他一个人讲，为他一个人进行作品分析。夏永学何等之幸，他在教授面前，不，此时应该称田先生为美术教育家更为合适，在美术教育家看来，夏永学此时就是美院几百个学子的缩影，他把浓缩的知识营养灌输到夏永学心里，浑然化作是在三尺讲台前的教授本分。而在夏永学看来，田先生的话字字珠玑，每天他都有了甘之如饴的感受和回味。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田先生领着他义无返顾地杀进了宋元的“封资修”的美术阵营，让他学会并掌握了墨笔如锋的双钩“秘诀”，又让他学会从里面杀出来，重回眼前“不见宋元墨光却存宋元墨影”的现实世界。在很长的时间里，美术这两个字在夏永学心里是神圣的，他不容许这两个字掺进任何人性里的丑陋乖张。

夏永学和田世光的遇合，给了我适逢其时的美感，这种美感甚至超越了他们绘画的本身。当年两个人的机缘，没有“花好墨缘”的浪漫，也不像“师徒如父子”的简单，他们相互依存在无名无利无私念之间，以后的师生缘分三十年，惟一的驱动力就是中国美术。

夏永学钟情于美术，溯源有路，为他最早开路的是王学敏和俞致贞。大凡中外画家的成长都有从小的美术积淀，虽然浅薄，但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几乎成为这同一事物发展的共性，夏永学也概莫能外。有趣的是，夏永学少年时差点和他的美术擦肩而过，还好，是他的身高把他拉了回来。怎么回事？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

夏永学是河北农村的孩子，在小学他是学校美术课之翘楚，这就源于，一是冀中平原的花草鸟趣很早就浸润涵泳在他的心灵；二是刚解放的新中国盛行的新年画里的美感，（少年夏永学当年看到的可能就是田先生的作品，195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全国多省市的美术出版社联合印发了田世光先生的大量新年画，如《芙蓉鸳鸯》《花鸟四季图》《柳岸山雀》《百花争艳》等）让他有了美术家的理想雏型。夏永学就是在那种民风淳朴的环境里顺利读完小学。即将小学毕业时，一个跳伞学校来招跳伞队员，招上了就是凤毛麟角的人才，结果他居然被录取了。不管怎么样，这当时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去向，他将要在蓝天白云的画面里脱颖而出，想想都让他兴奋。当别的孩子都在上初一、初二的普通课程时，他却在跳伞基地进行着艰苦的跳伞训练。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到了初三的年龄，事情有了变化。由于他的身高在两年内增加了20多公分，接近一米八时，学校不得不终止了对他的训练。当时夏永学有些沮丧。怎么说呢？如果他没长个头，很可能他是一名出色的跳伞队员，但他长个了，以后国家会不会多一个美术家啊？于是他重新拾起少年梦。

1960年中学毕业他考入北京电影学校摄影班，因为里面有美术课程，这就成为最接近他理想的学校。本来又是不错的选择，只可惜，三年自然灾害电影学校被迫停办。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随后他又报考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并如愿已偿，所学专业是特种工艺。虽然接受美术教育的上学之路一波三折，但是有一点倒是慰籍了他，那就是他对自己美术功底的信心，其实有了这一项，对他来讲也就够了。

承前启后

再把时间退到1961年。

走进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夏永学亮出了他极大的求知欲，如果课堂上的知识满足不了他，他就会去偷听别的班的课。一来二去，他就被代课老师王学敏发现了，王学敏慧眼识人，他从夏永学的写生本里发现了这个十七八岁孩子的天赋，就把他叫到家里开起小灶，竟然辅导了三年。当夏永学临近毕业再次来到王学敏家里，偏巧又遇到了俞致贞先生，算是和俞致贞先生的邂逅吧。夏永学觉得，他在俞致贞面前就是个晚辈，这次见面纯属偶然，礼貌几句也就罢了。但王学敏和俞致贞之间的默契，倒是夏永学没有想到的。在王学敏看来既然俞致贞来了，就让她把夏永学接过去，让晚辈继续有先贤前缘可续。

如果再加上几年以后的田世光，这件与三个美术巨匠有关的往事传奇，却是围绕着一个懵懵懂懂的美术青年展开的，放在那个人格凌驾学识的年代，这件事本是一件按常理出牌的事，但今天看来这个常理却有格外重的分量了。想想看，俞致贞和田世光，两个都是重彩工笔画的大家，两大美术流派的旗帜，两个先后提携一个美术青年，这还没分量吗？好就好在中国美术的发展非常重视它的传承，古代大家皆有师承可循，近现代的艺术家们也是互相吸引，惺惺相惜，如陈师曾发现了齐白石，徐悲鸿发现了小学生刘勃舒等。同样，当年王学敏、俞致贞、田世光受夏永学才华的吸引，谁也没有绕开他，甘愿为他铺石建路，这就是大师们那个时代的脉冲式思维。这里面的启承转合夏永学当然知道，“师承传统，继往开来”。美术评论家贾德江这样评价夏永学：“俞致贞、田世光两股支流，在他这里得到汇合。”

这个传奇故事，现在说起美丽得就像一个难以复制的童话。说它难以复制，是说这件事很能引起现在学子们的羡慕，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重回过去时代，既不可能也回不去。

或许有人问，夏永学在田世光之前师从俞致贞六年，他离开俞致贞，是不是嫌她教的不好？其实俞致贞非常注重学生的临摩、构图、敷色，这和她的画风细腻、工整、艳丽是分不开的，那时是在写生不便的文革初期，环境所限，不能说她教得不行。我问过夏永学，他很疏朗回答：“俞致贞先生习惯根据你的范本辅导，且表扬多，批评少。”所以，绘画有风格，教学有个性，夏永学当时审时度势，择师而行，既是对俞、田两位老师艺术财富的共同吸收，又是对自己“有执志而有所待”的交代，这也是夏永学的性格，他的工作经历也证明这一点。

小叙一下。1965年他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法琅厂，担任美术设计，听起来好像干的就是他所学的，但那只是个名声。文革中，夏永学算是厂里的知识分子，既然如此那就先到车间当几年钳工再说吧。当年田先生和他在中山公园偶遇，夏永学告知先生的就是他是钳工。我相信，不用夏永学再往下说，田先生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原委，我也相信这反而增加了先生收他为弟子的决心。1970年到1976年，夏永学在颐和园节日游园指挥部任美术设计，算是初出茅庐的亮剑，这就为几年后他有大的作为埋下伏笔。1976年到1980年，他回到海淀区工会，成为群众美术活动的组织者，他干得有生有色。1981年被调到国家建材局展览部当美术设计，才华终于有了施展的场地。其实他每次工作调动，就是他的一次人生选择。这次调动他感到最理想，一直干到了退休。以上所说的他的工作经历，其实都吻合在他与“柳浪庄”结缘的时间里。

海淀区六郎庄的历史，可以说是行走在画里的历史。从这儿向西眺望，昆玉河、昆明湖、佛香阁、玉泉山、西山展示出了一幅开阔的画卷。除了天然地理、人文自然，这里还是花鸟的天堂，据当地人说光鸟类得有七、八十种。难怪田世光一生都没离开过家乡，并把对家乡的热爱抒情在作品中，很多画的落款“柳浪庄”，便是赞美家乡的佐证。

夏永学凭此机缘走进柳浪庄，就跟在短缺的春天里盼望夏天收获，冬天的等待盼春天播种一样，其中有一件往事连时间都难以磨灭它。那是夏永学拜师的多年以后，艺术回暖，大地回春，田先生重回教授岗位，夏永学是一个上班族。一个平常的星期日，夏永学按惯例来到六郎庄来看老师，现在回忆起来，就跟歌曲“常回家看看”一样，是他三十年生活的一部分了。在旁人或在田先生家人看来，他早已融入了田氏家族的生活，是先生儿孙辈的一员了。这种和和睦睦的家庭式气氛真让人羡慕。但话说到这儿，还有让人更羡慕的呢。就说这天吧，这天夏永学本来想利用周日帮助先生干些家务活儿，可一进先生的画室，只见墙上一张六尺整纸画赫然在目，画的内容是白描淡墨孔雀牡丹图，作者是一位老先生，夏永学第一眼印象这画不怎么样。这时已经是北京画院专业画家的田镛和田世光先生先后进来。田世光先生指着这幅画先后问田镛（田先生之子）和夏永学，“你们看这画画得怎么样？”俩人答得一个意思，一个说不怎么样，一个说没看出好来。田先生听后说，那你俩慢慢看吧，随后离开了这个画室到外间屋喝茶去了。田镛和夏永学在这幅画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坐下，谁也没看出所以然，这样他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等田先生再次进来，俩人的回答依然照着刚才说的重复了一遍。田先生这下憋不住了，“你俩顺着我的手往右下角看。”两人不看则已，一看恍然大悟，恰如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只见画中右下角一块不大的地方，老作者潇洒得用轻轻的淡墨在此处皴擦了一个土坡，还寥寥几笔勾出的一个水口。“老先生这几笔，神情俱佳，好像是信手拈来，老辣不僵，灵动流畅，墨色滋润，干湿适度，目及之处，似乎听到了里面汩汩的流水声，整个画也随之活起来（夏永学语）”。此时此刻，夏永学立刻明白了恩师的良苦用心，“要善于看别人的优点，哪怕一丁点，也要学习。”这次罚站的收获，让夏永学受益一生，虽是批评，但每次回忆起来反倒是恩师对自己舔犊情深的回味。

回忆伴着他的感恩，也伴着他在绘画里的成长。美术里的奥妙与滋养，融解了许多画理画论的方方面面，其中有造化心源的意象，天人合一的情理，有诗书画的结合，有变幻无穷的笔墨色彩，等等。尽管里面充满疑惑和张力，但夏永学像蚂蚁啃骨头，咀嚼、消化、吸收，变成营养，重复往返，他发现用线条写下的故事绝不比用文字写出的故事逊色。顾恺之、黄荃、徐熙、崔白、“马一角”、“夏半边”陈老莲……还有恩师田世光当年的那幅《竹枝伯劳》作品，先生将失传三百年的“双钩技法”重新找回，赢得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养庵的感叹：“此技法三百年未有矣。”这让夏永学渐渐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绘画主张：“不猎奇形式，不降低标准，不远离传统，而是继承传统，循古出新，继往开来”。

他的绘画回应他的人文：“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东坡诗）。”飞鸿是人类精神，有了精神这条线，夏永学一直崇尚“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司图空《诗品》）”的人格就顺理成章了，这以后几乎也成为提挈自己的人生主题。他认为美术领域，无外乎有两座山脉，一座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一座是未来的历史，中间的这段，即现实中画家的行走，行走中被以后的历史留住才是好画，以后的艺术群峰里就会有你的影子，尽管你可能等不到那一天。夏永学也有因社会浮躁而迷惘、纠结的时候，但他没有懈怠。“历史上‘品德冠当代，为原则而争（林语堂语）的不乏少数，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甘愿寂寞，远离市肆侵袭，远离精神的浮燥。那种津津乐道于书画的行情，不过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社会浮躁罢了，这对美术的发展十分不利”，这是夏永学跟我闲聊时的话。这不是他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他对工笔花鸟画前景的一种忧虑。

恍惚记得十多年前甚至更早，夏永学对庄子一度兴浓，后来才知道，对庄子的美学他其实早就喜爱了。虽然庄子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他的美学观点在绘画及文艺作品中，一直被艺术家们津津乐道，夏永学也是如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促使他在画里尽情抒发了“我与万物合二为一”的美学理念。他画的花鸟王国，实际上说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他赋予鸟类的人情味儿，那种快乐感，有许多就是从“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故事里引申来的，里面有他的影子，含着他的一颗平常心，一种他对静寂、典雅、清旷、韶秀之美的追求。这让我们读了他的画，真还感到了几分亲切。

能让我们感动的画，里面自然有境界。“夏永学继承了传统工笔花鸟的精华，把古代传统笔墨与他师辈的技法巧妙的融合在自己的艺术语言中。（贾德江）”这就是他画里的境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