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背后的故事

“丛德滋”这个名字，在革命烈士之中不算著名，他不曾担任过党的重要职务，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赫赫战功，甚至直到去世，他也只是一个没有档案记录的中共特别党员……丛德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00001号烈属证为何颁发给他的家人？这张烈属证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曾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丛德滋原籍是山东文登，后随祖父落户辽宁凤城，1928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白山黑水沦为战场，东北大学迁入关内，来到北平。1933年，丛德滋被介绍到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授中尉军衔。

1935年前后，《小实报》《东方快报》等进步报刊在北平发行，丛德滋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通讯和评论，揭露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内的行径。在报纸上频繁的亮相让丛德滋被盯上了，1935年夏天，丛德滋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捕，羁押在武汉行营军法处。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刑囚并未持续太久，在张学良的交涉下，一批参与救亡的年轻人都得到了释放，丛德滋也在九月初重获自由。此时，红军进入了陕北根据地，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开入陕西。也正是在这时候，丛德滋进入了张学良的视野，他被调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担任总部办公厅秘书，负责机要工作。

据与丛德滋一起共过事的李秋生回忆，有一天，张学良将一本纸簿拿到了机要组，说：“你看这人有多么自负！”那是丛德滋随手写下的几篇日记，其中有一天记着“画山水一幅，有尺幅千里之概！”

“尺幅千里”为国画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一尺长的画幅，画进了千里长的景象。一名20余岁的青年以此自夸，言辞未免狂妄了些。但张学良非但没有责怪这个倨傲的小青年，反而由此注意到了他。张学良曾说丛德滋“为人正直热情，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与怀乡的感情与抱负，学问和思想均有过人之处，笔下也很不错”，对他十分信任，还“经常单独把他叫出去談论一些事情。”丛德滋由此进入了张学良的核心圈子。

西安事变“第一报”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报刊史上，有两份《解放日报》：一是1941年在延安创刊、1947年停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二是1949年创刊至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实际上，还有一份鲜为人知的《解放日报》，存世虽仅两个月，却记录了当时震动中国的政治事件———西安事变。这份《解放日报》的首任总编辑正是丛德滋。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撤销，中共代表团进驻西安，组成了联合办公厅。联合办公厅下设多个委员会，丛德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这个宣传委员会的主任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1933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西安事变当日凌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徐彬如等同志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同时拘捕了西京日报社社长。郭维城随即派丛德滋和关吉岗二人接管了西京日报社。

《西京日报》这个国民党喉舌的报名当然不能用了，众人商议之下，决定将报名改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创刊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真实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刊发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经过和张、杨“八项主张”，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成为当时西北爱国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办公厅，丛德滋负责特种宣传组工作。

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囚禁后，丛德滋被党组织秘密转移到西北，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同志介绍到兰州，由谢觉哉同志直接领导，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并创办了民众通讯社，并亲任社长。

在狱中惨遭敌人毒害后壮烈牺牲

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在谢觉哉同志的安排下，丛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清的秘书。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清找丛德滋谈话，态度十分反常，丛德滋预感到敌人已经怀疑他是中共秘密党员。1941年1月20日，敌人将丛德滋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秘密监狱。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后来把他关在站着伸不直腰、躺着伸不开腿的小铁笼子中。在他入狱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均未获成功。张学良的老师莫德惠也曾派人前往重庆向蒋介石说情，被蒋介石拒绝。

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发高烧，要求一直不给他水喝的敌人给他碗水。敌人看他病得太严重，就给了他一碗下了毒药的污水……

在丛德滋中毒身亡后，敌人将他的遗体扔在了白塔山下一个破窑洞里。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和他的生前好友冒着敌特监视的危险将他的遗体装殓后，葬在了兰州郊区五省义园墓区。解放后，党和政府将其遗骨移至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

毛泽东亲笔签署第00001号烈属证

丛德滋牺牲时，他的女儿丛丹才三岁，但是到1951年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丛德滋。

1951年春天，兰州市政府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将一张烈属证送到家里，并在门口挂上“革命烈属”的牌子。那时，丛丹叫高锦明，弟弟叫高锦茂。那天晚上，她的母亲王竹青向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身世，并决定将他们的名字重新恢复为丛德滋当年起的丛丹、丛甘，以安慰丛德滋的在天之灵。

根据丛丹的介绍，解放后，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丛德滋烈士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更是不忘丛德滋这位早逝的革命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谢老经过许多努力，得知丛德滋的遗属在兰州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王竹青询问情况。为了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还特意叮嘱拍一张照片寄给他。

于是，王竹青领着丛丹和丛甘去兰州葆真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寄给谢老。谢老从照片上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衣着破旧，丛丹的脚趾都露在鞋外面时，心里很难过。

1950年冬天，中央开始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时，谢觉哉想到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丛德滋，立刻把丛德滋烈士遗属的有关情况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在“西安事变”时，他就知道丛德滋。于是，毛泽东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00001号烈属证。

难忘跟“邓伯伯”的见面

1977年10月，带着给被诬为“苏修特务”的父亲平反昭雪的心愿，丛丹专程到了北京。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丛丹终生难忘。

一天傍晚，丛丹陪伍修权夫妇在院子里散步时，伍老说领她去见一个人，于是，丛丹跟着伍老来到了另一个四合院。一进门，令丛丹吃惊的是，穿着白色短袖、一脸慈祥的邓小平正站在院子中间。伍老走上前去对邓小平说：“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她就是丛德滋的女儿。”小平同志走过来握住了丛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阵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卓琳抚着丛丹的肩头安慰说，孩子，别难过。但小平同志却说：“你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

邓小平同志是1937年与丛德滋在山西认识的。“八一三”事变后，丛德滋曾经到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八路军总部与邓小平等一起共事，并任八路军115师团级文职干部。

小平同志不仅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她加入党组织没有，而且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

临出门时，小平同志还不忘给丛丹留下地址，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虽然从那以后丛丹再也没有见过“邓伯伯”，但是她说那次会面她终生难忘。

（摘自《北京日报》201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