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胡家勇

摘要：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成长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甚至趋于消失，需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供给层面看，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红利将构成新增长动力的基本要素；从需求层面看，培育居民消费、开拓新投资领域、产能和资本输出将释放生产潜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坚实地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关键在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关键词：新成长阶段；新增长动力；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5-0026-06

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迈向新成长阶段。习近平同志2013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用“新常态”来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4年11月在APEC会议发表演讲时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进入新成长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本质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从传统增长源泉转向新增长源泉。

一、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困率由65%以上降至10%以下，所有千年发展目标均已基本实现。①从世界视野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年均7%以上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②，因此，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可谓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2014年降为7.4%，2015年降为6.9%。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成长阶段，基本原因是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有些甚至趋于消失，需要重塑增长动能和寻找新增长源泉。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属于典型的外延扩张和粗放型经济。第一，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城市和沿海地区，带动了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和GDP的增长。第二，大规模投资和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力量。投资和物质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启动的1978年，中国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直到2011年，才跨越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30多年间，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和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之中，资本是其中的关

键变量。这一时期，存在着大量简单、明了的投资机会，日常消费品、低端制造业、出口加工、住宅、基础设施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盈利项目，只要有资本，就能抓住这些盈利机会。这一时期，市场需求旺盛，巨大潜在需求等待满足，消费处于饥渴状态，且呈现出低层次、同质和波浪式推进特征，产出基本不受需求侧的约束。从政府的角色看，这一时期，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广泛参与资源配置过程，利用手中所掌握大量资源从事投资活动，以追求GDP高增长和政绩，在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中，政府性投资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资源成本较低，环境容量相对宽松。土地、能源、水等资源性投入价格偏低，企业经营成本处于低位；与此同时，环境规制较松，企业等经营主体甚至可以无代价地排放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生产性废物。低资源成本和低污染代价刺激了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把中国经济引入到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轨道。第四，中国改革开放适逢世界产业转移、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大量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施激励出口政策，外需成为高速增长的强有力引擎。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理论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两个基本面。在供给面，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制度供给决定着潜在增长率；在需求面，消费、投资和外需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决定有效需求水平，进而决定潜在增长率能在多大程度得到释放和实现。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供给面看，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大不相同。第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蔡昉测算，在高速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口红利消失了。③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逐年减少。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短缺现象会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会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近几年每3年左右就提高一个百分点，2007年达到8%以上，2011年达到9%以上，2013年达到近10%（9.7%）。老年抚养比随之快速提高，进入2000年以后提高到10%以上，2007年提高到11%以上，2011年提高到12%以上，2013年达到13.1%。人口老龄化在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同时，增加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养老、医疗和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龄人口的增加都会对总体储蓄率、投资回报率和原有的比较优势产生负向影响。第二，土地、资源的供给趋紧，价格快速上涨。长期以来，政府通过低价征收土地推动招商引资、房地产发展和城市摊大饼式扩张，2003—2008年，政府征用了140万公顷土地。但可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土地越来越少，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因土地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甚至屡屡引发群体事件。第三，环境容量趋紧，已经不能再靠污染环境来求得快速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已对土地、空气和水等环境因素产生了很大压力，对自然资源供给的压力也日益增加。”④endprint

从需求方面看，投资和外需高速增长的势头已经不复存在。第一，投资的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十一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25.5%，“十二五”的头两年，增速仍维持在20%以上，但2013年降到19.3%，2014年再降为15.7%。投资增速下降从一个侧面说明投资机会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简单、明了”的投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投资机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新途径来开拓，难度和复杂度明显加大。在投资增速下降的同时，投资效率也明显下降了。新增资本产出比是衡量投资效率的一个指标，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额。2005年新增资本产出比是2.4，2008年为2.9，2009年为3.6，2014年达到了4.3的较高水平，有持续提高的势头。⑤投资增速的下降和新增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使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下降。第二，外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重要性下降。受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新兴经济体对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侵蚀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不可能维持在原有水平上。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也不需要继续追求过高的出口增长速度，因为过度的出口增长会造成宝贵资源的流失，加剧环境破坏、贸易摩擦、外贸环境恶化和巨额外汇储备风险等。

由于供给面和需求面的基本因素发展了趋势性变化，加上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中国已经开始迈向新成长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时代。依据罗斯托标准，在向成熟推进阶段，正常成长的经济力图把现代技术推广到它的全部领域之中；国民收入中约有10%—20%经常用作投资；技术的改革、新工业加速发展而旧工业停滞，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对新的进口货物的需要增长；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迎合现代有效率生产的需要；用新的信念和制度来代替旧的信念和制度，使它能够帮助而不是阻碍成长过程。而在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经济的主导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了，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和熟练工作的人所占的比率提高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生产耐用消费品和服务。⑥按照罗斯托的标准，我国目前已经明显呈现出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某些特征。

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新经济成长阶段，中国经济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许多学者对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进行分析预测，依据蔡昉的预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6.2%⑦；依据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7.0%⑧；依据林毅夫预测，2008—2028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8%⑨。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中国潜在增长率确实下降了，但从国际范围内看，仍是很高的增长速度。实现潜在增长率，不能依靠传统的增长动力和源泉，必须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源泉。这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

（一）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在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⑩。因此，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发展生产力和提升生产能力，这就需要从供给面来探讨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结合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创新、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主要方面。

1.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

在要素供给、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条件下，未来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将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均约3.6%，2000年以后则下降到不到3%。B11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直接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不断加大，成本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更多地转向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通过不断创新来开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和新生产组织形式。

目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科学技术浪潮，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正孕育一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现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人与服务互联向“互联网+”发展提供了丰富高效的工具与平台，全方位改变人类生产生活面貌。中国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的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创新成为新成长阶段的动力源泉。

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强劲动力，需要建立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创造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创新依赖于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不同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能够为创新而竞争，新的创新企业能够不受制于老的创新企业”B12，因此，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国要加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运用市场机制动员创新要素和激发创新活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完善激励创新的机制；建立创新导向的金融体系，让金融体系去识别风险、分散风险、选择技术创新方向；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孕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现代经济增长需要有现代产业结构作为支撑，中国的低端产业结构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增长。但低端的产业结构也潜藏着巨大的增长源泉，即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使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和流向高端用途，从而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包括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品牌、售后服务、金融等的发展，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一个着力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第二个着力点是改造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附加值低，且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熊彼特有一个著名论断，即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传统制造业的“创造性破坏”，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其脱胎换骨。具体讲，主要通过“互联网+”行动计划，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信息化和智能化。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三个着力点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突破性技术和重大发明为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发展战略性新性产业将把生产可能边界大幅度地向外推移，为经济中长期中高速增长奠定生产力基础，并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面貌。endprint

3.挖掘人力资本红利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B13，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劳动力仍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劳动力资源中继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从获取“人口红利”转向获取“人力资本红利”。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水平，消化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而且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中国已经奠定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为了获得人力资本红利，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这就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使教育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相适应。一是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和质量。2014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都小于普通本专科人数，中等职业教育有萎缩的势头，这对于我国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不利的。这方面可借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经验。二是改善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包括淘汰过时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打破抑制沉重创新精神的沉闷的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这方面需要借鉴美国、英国等高等教育强国的经验。除了提高教育质量外，还需要完善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平等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增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横向流动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内的纵向流动性。

（二）从需求面看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从需求面看，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外需“三驾马车”拉动的。因此，从短期看，经济增长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需求规模和结构决定着已有生产能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利用和释放。

1.培育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因而是经济发展的永恒和不竭动力，其他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则是派生需求或中间需求。为了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采取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

第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消费的增长取决于收入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目前居民收入增长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升反降的宏观分配格局，做到藏富于民，让人民成为收入和财富的持有主体。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减轻个人所得税，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生产要素报酬由市场决定的机制，消除拖欠、压低农民工工资现象。从长期看，中国要尽快扩大社会消费的主力——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第二，优化消费环境，提供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建立安全、透明、规范和低交易成本的消费品市场，强化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顺应消费层次提高和消费选择的日趋个性化，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变进口政策，提供迎合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和服务；加快消费信贷发展，方便消费者基于收入周期和生命周期来安排消费计划，提高一生的福利总水平。

第三，培育消费新热点。排浪式消费已经过去，传统消费热点开始消退，需要培育和释放新的消费热点。要充分挖掘新的消费热点，如信息消费、高端消费、老年人消费以及教育、文化、健康、休闲、旅游等精神领域的消费需求等。

2.培育新投资热点

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第一拉动力，虽然新常态下投资的作用会下降，但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还处在城镇化加速推进和经济结构急剧转型期，投资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但投资率会下降，投资方向需要调整。与消费不同，投资具有两面性：既构成当期的需求，又形成下一期的供给。因此，在新常态下，投资应主要投向那些与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互补性，能改善生产力结构而又不会形成过剩产能的领域。

第一，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社会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信息服务水平滞后于社会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落后。2014年中国的平均网速为4.25Mbps，而日本的网速为15Mbps，韩国为25.3Mbps，中国香港为16.3Mbps。以宽带、无线互联网、云计算中心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将成为新一轮投资的重要领域。

第二，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未来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重点包括：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城市间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提高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农村公路、电力、通讯设施建设，将广大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更好嵌入到全国基础设施网络；长期被忽视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城市地下管网和道路微循环系统等。

第三，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包括产能更新、产能转移和产能绿色化所需要的投资。中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落后产能造成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需要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更新落后产能，这需要大量投资。适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和新增长极生成，产能需要在区域间转移，这会带来大量投资机会。

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提升到战略高度，并确立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重点领域和34个重点方向。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七个重点领域2015年和2020年的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与重大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进行大量投资来奠定基础和分散风险，而且需要大量民间投资配合和跟进。

第五，养老、医院、学校、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投资。适应人口老龄化，需要投资兴建大量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等；适应居民精神追求的需要，需要投资兴建大量公共文化、休闲、娱乐和旅游设施。

3.以产能和资本输出引领外需稳定增长

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2014年，中国出口仅增长4.9%，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3%。面临新形势，中国必须提升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由原来以初级产品、一般加工品、微利产品出口为主转向更多依靠技术产品出口、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等将拓展新的海外市场，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多的主动。endprint

三、奠定新增长的体制基础

培育和释放新增长动力，需要有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阶段的根本动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关键在于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应紧紧围绕这一关键环节展开，从科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作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着手。

第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经济起飞和模仿追赶阶段，由于发展瓶颈和投资缺口明显，且有发达国家作为经济技术追赶标杆，政府计划、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可以起到较大作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某种优势。但是，一旦经济结构复杂化，隐含知识、私人信息和冒险精神在经济发展中起更大作用，消费选择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技术模仿空间变小，各种不确定性增强，市场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重要和关键，政府的角色就需要作根本性调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部分资源配置活动和创新活动交给市场进行，市场通过错综复杂的网络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动员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财富、资源、知识、技能和各种创造力，使它们成为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支持性框架，包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使各类生产要素能够顺畅、廉价地流动；构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分散社会成员的经济风险，保证个人选择自由和发挥冒险精神；完善宏观调控框架，稳定经济主体预期，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第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新常态下，政策的重点需要更多转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自由投资和自由企业制度。除少数必须由国有部门垄断经营的领域外，其他领域都应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不仅是现有领域的开放，而且是新兴领域和未知领域的开放。二是平等的法律和竞争地位。为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必须改革现有的银行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土地市场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而真正的市场机制一般不会歧视某个特定的市场主体。

第三，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新常态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分布领域会不同于以往，因此，要基于新发展阶段，准确界定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的功能，完善国有经济结构。为了适应新常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应加快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步伐，深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回归公益性，向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领域集中，同时实现国有经济领域产业和产权的广泛开放，使国有经济分布更合理、比重调整到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水平。

注释

①④⑧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

②这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是：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西班牙、中国台湾。

③蔡昉：《以转方式调结构引领新常态》，《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

⑤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

⑥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⑦蔡昉：《增长潜能+改革红利》，《人民日报》2015年8月5日。

⑨林毅夫：《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潜力依然强劲》，《理论学习》2014年第6期。

⑩在谈到生产对消费的作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的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参见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B11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B12达龙·阿西莫格鲁：《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比较》2014年第74期。

B13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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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晓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