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墙看戏中国导演在阿维尼翁戏剧节

翁佳妍

在飞往法国阿维尼翁的飞机上，翻译对黄盈说：“黄导，你这个戏就准备失败吧。”

黄盈问为什么。翻译说：“给你翻译戏，这叫一个费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怎么翻都不对，法国人不喜欢复杂的东西，一看到这个官名就崩溃了。”黄盈说：“那就让他们崩溃呗。”

那是2011年夏天。中国戏剧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这是“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与英国爱丁堡、德国柏林戏剧节并列。黄盈花3个月排了一部戏《黄粱一梦》，讲煮一锅黄米饭的时间里，卢生经历一番富贵炎凉，在饭香中恍然醒来，发现是大梦一场。这部戏“四平八稳”，台词极少，全程无笑点。

这是专门为阿维尼翁戏剧节写的，要是在国内演，他倒不敢保证有勇气做一部一小时没有笑点的严肃戏剧。既然是去法国演，“我就任性一次，对一切观众都任性。”黄盈估计在阿维尼翁演完24场回国，这辈子也就这24场了。结果这部戏在5年里演了近100场。一个法国文化部退休官员在退场后，对黄盈说，这部戏法国政客应该每星期至少看两次。

在阿维尼翁收获好评后，黄盈再没去过戏剧节。他不想“跟法国人瞎凑热闹，要么像是去旅游”，打算等几年，“体体面面地、有文化自信地去对话”。2016年7月，是阿维尼翁戏剧节70周年。5月12日，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奥利维耶·庇携其作品儿童剧《少女、魔鬼和磨坊》开始了在中国北上广三地的演出，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与中国对话。

乌托邦

一张十年前的借书卡，让黄盈第一次知道了“阿维尼翁”。

2002年，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学导演。图书馆几书架戏剧理论家余上沅捐赠的外文书，没人借，一天他正钻在小抽屉里翻借书索引卡，图书馆老师说：“你别翻了，直接开架，进书架里找吧。”于是，黄盈有了“特权”，每个月进一次书架，每次挑四五本书。

一次，在一本关于演出场地的英文书里，黄盈看到几张照片，一身戏装的外国人在阿维尼翁古城街头狂欢，沿街窗户上海报招展。背后插的书卡显示这书十年没人借过。黄盈抽出一看，上个借书人的名字是孟京辉。2003年，孟京辉第一次来到阿维尼翁。什么人都在街头表演，有装一大篷车豪华布景的私人剧场，有开着私家车的家庭剧团，甚至一人一狗一木偶。孟京辉觉得阿维尼翁不只是“好多人来演出”那么简单。“戏剧是阿维尼翁的生活方式”，他想有生之年，一定要带自己的戏来这里。

与此同时，同在中戏上学的赵淼在课上听到“阿维尼翁”，那时候还跟着台湾翻译作“亚维农”，说戏剧节一个月聚集几千个戏，赵淼不信，想这怎么可能呢？

“亚维农”这名字，听着跟古希腊有点关系。查资料，上面说这是法国南部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城，离地中海200公里。1947年，一位不知名的戏剧导演让·拉维尔在二战废墟里发掘出了阿维尼翁，突发奇想在14世纪建造的教皇宫庭院里搭台演戏。整个戏剧周持续了七天，教皇宫里聚集了4800名观众，莎剧经典《查理二世》、知名剧作和新锐作品轮番上台，三部戏演了七场。

晴天海风里的古城人潮，让拉维尔十分中意，他把戏剧周归纳成几个词“天空、夜晚、文字、民众、节庆”。戏剧对他来说，就像酒、面包、盐一样必需，在他的理想里，掌柜、法官、教授、邮局职员应该坐在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剧院里，并肩看戏，聊天碰杯。于是，阿维尼翁成了他的乌托邦试验田。

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孕育绵延并非偶然。戏剧节所在的7月恰好是法国的度假期，阳光薰衣草的南部又正是热门旅游线。在地中海沿线旅游的法国家庭常常在阿维尼翁驻足。平均20欧一场的戏剧价廉物美，源源不断的观众，使得戏剧节传统一年接一年延续下来。

1966年，阿维尼翁艺术周延长到一个月，还根据演出空间区别为两类，渐渐演变为官方邀请的“in”单元和自费演出“off”单元。80年代后，民间剧团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起来。到现在，每年约有50部左右名家作品受邀进入in单元演出，一千多个参与off单元的自费剧团活跃在古城街头。

1985年，20岁的奥利维耶·庇第一次参加off 类演出。他的创作不乏政治题材元素，如关于南斯拉夫战争的《斯雷布雷尼察安魂曲》。2013年他成为戏剧节总监后，in单元戏剧不少带有政治色彩，“年轻、富有地中海色彩和战斗性”是他的偏爱。天主教徒和同性恋者的双重身份让他颇受争议，此次来华演出的儿童剧《少女，魔鬼和磨坊》也倾向于向孩子真诚展现暴力。黄盈评价庇的作品“富有争议”，《少女，魔鬼和磨坊》在他的作品中属于中下游，“只能打60分”。然而，孩子不时爆发的笑声、全场起立鼓掌，以及两次返场谢幕依然证明了它的魅力和观众的热情。

2011年，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阿维尼翁戏剧节。孟京辉带着自己的作品《三个橘子的爱情》，以及北京青年戏剧节的五个戏来到off 单元，黄盈的《黄粱一梦》是其中之一。孟京辉管这六个戏叫“中国之吻”：“是一次接触，一个招呼，但又是有所贡献，不是那种很轻薄的东西。”

尽管有in单元的合作邀请，孟京辉仍然“本能地觉得我要off”。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孟京辉说：“我觉得in是他们西方价值观下边的主旋律，off是带有颠覆性的，是边缘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是特别野性的。我不想去迎合任何价值体系，我只想找一个最舒服的方式坐着、站着、跑着。”

狂欢节

到阿维尼翁之前，赵淼一直觉得书上对戏剧节的“狂欢”形容是假的。学生时代，他能想象的戏剧节是这样的：一个西装革履的领导站在话筒前宣布“戏剧节开幕！”下面一片掌声。

当他2012年带着作品《水生》第一次到阿维尼翁，发现它“甚至还没有书上说的那么理性，有点梦幻，像我小时候的北京”。一个封闭的环形古城，“像个大音箱似的”，特别远就能听到火车的咔嚓声，甚至能听到演员念台词，在教皇宫的戏开演的时候。“天蓝得简直有点可怕”。地中海的水刚刚造出云，低低的一大朵一大朵。晚上九点后天才开始黑。

观众舔着甜筒站在街头看表演，拎着红酒瓶到处晃。古城墙上、窗户上、电线杆上，到处是铺天盖地的海报，甚至给节后清除制造了麻烦。于是古城有了不成文的规则，剧团相互效仿，把海报粘在纸壳上，再用细绳系上。在赵淼看来，这就是“文明”。

整个7月，除了警车、清扫车，所有机动车禁行，大马路上是骑着自行车的人。警车路过围着一圈人的街头表演，就停在一边等演出结束，或是绕道走。这让赵淼感动：“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戏剧是最伟大的。”没有现代楼房，不像爱丁堡、柏林戏剧节那么城市化。赵淼觉得它“不刻意，有一种天时、地利、人和叠加的效果”。

赵淼的三拓旗剧团花10欧包下了市政厅前的旋转木马，戴着《失歌》里的傩戏面具，拿着海报旗子，上去转了两圈。“周围所有的法国人都围过来看，哪见过这阵势啊。他们不一定来看，但至少都知道这个戏了。”之后不少外国剧团纷纷模仿。

黄盈背着大三弦琴上街发传单，琴身和琴杆连接处咔嚓断了。剧团里只有一把大三弦，一把小三弦，音质不一样，用来区分梦境内外。剧团急坏了，找到阿维尼翁一家卖吉他的乐器店，小哥研究半天：“我没有修过，你们给我一天试试看。”他开了开脑洞，用修吉他的方法，连粘带绑加铁夹上螺丝愣给修好了。后来他看了黄盈的戏，说早知道是为了演出，还应该再修得快一点。

一整个月，几千个戏在几百个临时剧院里一部接一部上演。一天9个戏，每个1小时左右。演完谢幕，换景，下一部，从早上演到凌晨。赵淼觉得“在剧院里，阿维尼翁并不‘法国”，跟偏向英语剧目的爱丁堡戏剧节相比，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国际化。黑人舞蹈、古巴现代舞、德国的波兰的戏剧，英语、德语、法语、汉语，各种语言都有，只有字幕是法语。

采石场、学校、火柴厂被改作临时剧院，黄盈演出的剧场就在一个中学的大教室里。写《黄粱一梦》剧本花了三个月，一天他躺在床上翻书，随便抽到沈既济的《枕中记》，一顿饭工夫过了一辈子，朴素的哲学思辨让他感动。他打算在戏开场时在台上煮一锅黄米，伴着黄米烹煮的香味，观众看戏；戏演完，盛出米饭分给观众。演员用文白夹杂的方式念台词，弹三弦、走圆场、太极动作，整个戏十分中国。

“一开始连对法国观众看不看得懂都怀疑。‘他们会不会喜欢？我当时想。”然而观众的反应令黄盈惊喜。有观众问他要道具灯笼上贴的汉字，一个法国记者跑来告诉黄盈：“这个戏我看懂了，是在讲未来。”黄盈有点蒙，觉得观众看不明白：“怎么是讲未来？”观众说：“我们以为未来是最好，事实上被忽略的当下才是最幸福的。”黄盈觉得这番理解也颇有道理。

与此同时，赵淼却感到《水生》遇到了文化隔阂。

《水生》剧本取材聊斋故事《王六郎》，讲人鬼的友谊。人和鬼打得不可开交，打累了，老头拿出酒和鬼分食，喝着喝着变成好朋友。散场后，观众纷纷问他，轮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喝了酒，人就不怕鬼了，鬼就不吃人了？“可能故事看懂了，但是背后藏着的‘一笑泯恩仇还是有隔阂。但是我不能为了让你看懂，就摘掉那层壳，那就没意思了。”但是这种文化给观众留下印象了，他们开始好奇，赵淼觉得目的就达到了。

第二年，他的作品《失歌》用九个小节讲述关于老人温情和残酷兼备的故事，九种傩戏面具和形体动作，呈现老人的衰老、孤独、恐惧。“这不是我们在法国经常能看到的戏剧类型，但这种尝试非常有意思，表达的形式非常准确。”法国影评人马克罗评价。法国的国家戏剧报上，记者在剧评旁边配上漫画，是边看戏边素描出来的。从观众的反应中，赵淼觉得他们“看懂了”。

戏剧节的观众也会提前退场，赵淼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当观众不认可这场戏，他就走了；但是当遇到喜欢的戏，“所有观众站起来鼓掌，演员谢幕七八次还没有完，我就想在这个地方演戏好幸福啊。”

不是唱solo，不是听讲座

去阿维尼翁转了一圈，赵淼和黄盈都“看了一圈戏，受了一圈刺激”。

“第一年觉得戏还不够，第二年觉得人还不够强大，第三年觉得我们的团队还不足，现在觉得是整个生态和体制的巨大落差。”五年阿维尼翁戏剧节，赵淼开除了四个员工。

国内习以为常的行为开始让赵淼觉得刺眼。员工将手机带到操作台边，即将演出了，还在瞄手机。法国舞台监督提醒赵淼，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另一场演出，这名员工又一次看手机，于是赵淼给他订了回程机票，“之后也不用跟着剧团演出了”。赵淼觉得这不是一个员工个人的问题，“是大环境里养成的习惯”。

“剧团发展非常吃力，因为有一层膜阻碍着你。人才的培养管理，剧目的统筹建立，剧目批评评论，媒体报道，整个一盘棋都是乱的。”在阿维尼翁，赵淼发现就连一个家庭运营的剧场，技术上的细节都更细致。

在戏剧节，他们看了不少戏，有的戏“特牛X”。赵淼记得一部《大师和玛格丽特》，当它想展现场景时，就在大屏幕打出谷歌地球，一块大陆，一个城市，越拉越近，最后落到舞台场景。布景格局用激光打成房间户型图的简单线条，告诉观众那里是个怎样的房间，哪儿有扇窗有个门。“你根本不用听懂语言，就知道它在讲什么。”

Off单元的零门槛也让剧作水平参差不齐，黄盈也看过特别烂的。他特别看不惯一些中国戏剧人对外国戏剧和戏剧节的盲目崇拜和效仿，“外国的什么二流剧团，中国戏剧人一片叫好，最后结论人家多牛X咱们多傻X，这挺无耻的。”西方戏剧有古希腊下来开枝散叶的一套体系，中国戏剧“要是拿着人家祖宗的东西，浮皮潦草看个形式抄一抄，耍耍性格，弄弄腔调，然后好像就怎么着的往那儿一站，就是个笑话”。

“去国外演出应该是一次对话，绝对不是你个人的solo，也不是去听讲座，是你来我往的事情。不该一提人家戏剧节就无限向往。是挺有意思的，但咱们别老看热闹，心态上别输。”黄盈说。他对这一代中国戏剧抱有希望，中国这三四十年美妙的天翻地覆，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你的生活，外国人还需要想象，你只需要记录就可以了。”

每次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赵淼都觉得在照镜子，“不是让我们更西化，而是更中国。”西方形体戏剧中的面具训练、默剧手势，让他回头思考中国戏曲中对应的训练体系：傩戏面具、敦煌壁画里的舞蹈动作、京剧的身段，都有挖掘不尽的东西。他觉得只有对传统能说得出三二一来，才能有“骨子里的自信”。

赵淼始终记得在阿维尼翁一个矿场改造的露天剧院看戏，演出前没有入场须知，没有打铃，只有一个小号，嘟嘟嘟嘟，演出开始。没有手机铃响，没有人吃东西，所有人都屏着呼吸一动不动，像是一个宗教仪式。换场的时候，月亮照亮山头，旁边有蛐蛐声，远处有人吹笛子，抬头能看见星星。这是他能想象的戏剧最纯粹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