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不懈探索

摘要：生态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虽然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认识过程，但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中，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是重要内容，这些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人类因生态环境的破坏“吞食各种悲剧而又无可挽回的恶果”，需要人类采取共同的行动实现这些目标。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共同行动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人类必须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学会在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约束下生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吞食各种悲剧而又无可挽回的恶果。因为人类的行为正在使得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各种无意造成的恶果正在使得人类的智慧变得无能为力。[1]313

20世纪50至70年代前后，伴随着许多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生态环境问题异常突出。例如，英国经济学家E.J·米香（1970）曾经描述过20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奇迹”背后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荒地蔓延、交通瘫痪，以及城市里混杂着的乌烟瘴气和荒芜破烂。

日本经济经过1955～1973年的发展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以后，带来的公害问题也日趋严重。出现了一系列震惊日本甚至世界的生态环境污染事件：例如，淡水俣工厂的废水引起有机水银中毒、大气污染引起的哮喘、阿贺野川流域的有机水银中毒，以及三井金属矿业神冈矿业排出的镉导致许多人染上了“疼痛病”。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600多座城市的大气总悬浮微尘浓度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十几倍，全国流经城市的河段，86%遭到比较严重的污染。[2]近几年，不少城市和地区持续的PM2.5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10微克/m3的安全值。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全人类都必须谨慎抉择的问题：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据此，本文试图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探索过程进行简要梳理，了解人类对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反思过程，以及全世界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进程。

一、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理论探索

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将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的灾难，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早就发出警示，但在当初世人对这种后果的认识似乎置若罔闻。例如，1960年，福瑞斯特等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世界末日：公元2026年11月23日，星期五》一文中发出的警告，在当时被视为危言耸听的奇谈怪论；1962年，莱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论述了杀虫剂对鸟类和生态环境毁灭性的危害。但该书的命运同福瑞斯特等的论文一样曾经备受诋毁。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坏境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发展影响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对于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认识是逐渐明晰起来的。

首先，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渐趋向明晰。一个重要的证明是，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的委托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作为非官方的背景资料，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公布。《只有一个地球》指出了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且呼吁世界各国行动起来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同年，研究全球问题的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该报告预言，人类和经济需要的增长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以《我们共同的未来》为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该报告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用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论述了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行动建议。2015年8月2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代表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达成一致，形成了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169个子目标。

在“可持续发展”提出之后，各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应运而生。在多种类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中，生态环境问题在评价体系占据重要位置。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模型表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施加的压力，将会影响环境的质量以及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状态。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其基本宗旨是“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有四个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

其次，除了国际组织的评价体系之外，许多国家也根据其国情制订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例如，1996年3月，白宫咨询机构“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为题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有52个用来评价国家既定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所构成。值得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有十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健康与环境”，第四个目标则是“保护自然”。

1994年，英国政府所属的一个部际间的工作组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细分为四大目标：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提高生活质量，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优化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地利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活动对环境承载力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对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危险最小化。

中国科学院定期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几乎总是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例如，《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分为生存、发展、环境、社会和智力支持系统等五个支持系统；《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更是以“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为主题，利用更新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阐释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最后，众多的国内外研究者对生态坏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例如，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生态脚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通过测定人类为了维持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提供了一个自然资本利用核算的框架。

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徐强、郭本海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统一[3]25；张孝德的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人与自然制衡统一生态观的指导下，将原工业经济系统运行中形成的外部成本进行“成本内化”，使经济可持续发展。[4]

综上可见，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各国政府，以及经济学家和其他理论工作者，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一个共识是，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舍此就根本谈不上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共同行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人类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对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地球温室效应的出现、生物圈的破坏、水资源的严重污染等。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摆在全世界的面前，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保护生态环境。

1992年联合国制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据该公约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应当承担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责任的主要义务。2007年中国政府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将其作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措施。此后，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了双边合作协议。

但是，在如何解决减缓全球变暖、防止臭氧的消耗等世界生态环境问题上，由于“搭便车”倾向和解决这些问题高昂的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并没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也谈不上共同的行动。例如，1997年旨在解决缓和全球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在许多国家迟迟没有获得批准，尤其是美国政府，虽然在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由于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和制约，每次气候谈判的过程都异常艰难。而且气候谈判所形成的纸面协议在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上往往争论不休，因为只有在谈判形成的纸面协议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时候，减排（节约能耗降低废气排放）才有可能变为实际行动，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做法就是如此。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参加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经过艰难的谈判和磋商，最终通过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的《巴黎协议》，协议包括目标、减缓等29条内容。该协议指出，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21世纪的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根据《巴黎协议》，发达国家不仅要继续带头减排，而且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巴黎协议》的落实，相信世界正在关注美国政府是否重复对待《京都议定书》的做法。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减排问题上真正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200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两个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的节约能源约束性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2007年5月国务院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规定了更为具体的指标：至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 549万吨减至2 295万吨，化学需氧量（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原性物质的量）由1 414万吨减至1 273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此后，中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述具体目标和措施足以体现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在对待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实际行动。

2009年12月24日，中国政府（国务院）正式批复《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2011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通过《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批复同意）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其目标是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取得积极进展，森林覆盖率达到19%左右，森林蓄积量增加3.3亿立方米，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势头得到遏制，水土流失面积大幅减少，以及其他许多具体指标。这些标志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划，彰显了中国政府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态度，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重视程度。

20世纪60年代，多伦多大学的约翰·戴尔斯（1968）在其著作《污染，财富与价格：一篇有关政策制定和经济学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排污权交易概念。他指出，建立一个排污权交易市场，让超额减少污染的企业将多余的排污权卖给那些污染排放多和治污成本高的企业。这样，双方都可以从排污权交易中获利，并且可以激励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1972年美国开始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为排污权交易奠定了基础。1976 年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开始将排污权交易用于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源的管理。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成熟并付诸实施的标志，是1990 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污染许可证，控制全国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经济学家肯定了这一制度是经济创新之举，排污许可证市场的运行也产生了令人惊奇的结果[1]325。在美国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国家环保局于1990～1994年间，在全国16个重点城市试点“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并且在其中的6个城市进行大气排污权交易的试点。自2002年3月开始，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上海、天津、柳州等省市开展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的示范工作，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工作不断深入。

我们虽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如何处理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的关系，从而使经济可持续发展，仍旧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难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需要跨越的一道难关。中国在稀土开采的过程就证实了这一判断。曾经出现过的稀土开采乱象告诫人们，任何一种自然资源无论怎么稀缺与珍贵，如果没有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盲目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破坏了自然资源，而且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蕴藏在欠发达地区的稀土有工业黄金之称，但2010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无序的破坏性开采，对内造成了稀土开发区域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对外出口的价格低廉。于是，中国政府自2010年开始限制稀土出口，并在国内整顿稀土出口的乱象，整合稀土资源处理无序开采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限制稀土出口，2014年3月，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对稀土采取的出口关税、配额管理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可见，对稀土的破坏性开采的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地解决，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任何愿望也就不能真正实现。

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都应当牢记：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可持续发展，而且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人类必须猛醒和警觉起来，坚定不移地限制污染和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应当对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怀有敬畏之心，并且与其共存共荣。相反，那种认为人类的智慧足以应付任何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的枯竭只是遥远的未来等的观点，极有可能引导人类走向毁灭之路。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M].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2]樊万选，戴其林，朱桂香.生态经济与可持续性[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3]徐强，郭本海.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区域形象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4]张孝德.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1）.

作者简介：刘秀光（1950-），男，山东青州人，广东白云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