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与政治：意识形态观照下的梁启超文学诠释

赵春雨

内容提要“教化”与“政治”是贯穿梁启超译介作品和文学活动的两个主题。梁启超译介政治小说极具选择性，其目的在于唤醒国民、启迪民智，实现启蒙教化。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更新文学理念并积极创作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传播新民教育思想，实现政治改良。梁启超的文学多为“觉世”之文，是其用于传达政治诉求和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

关键词梁启超译介三界革命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10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61-06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运动的推动者之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大力宣扬西方学术思想，传播西方文明观念的教育家和政治宣传家，试图唤醒国民并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除却后半生潜心研究、翻译佛经之外，梁启超都致力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和饱含激情的各种文字创作。他不仅有选择性地译介外国作品，更亲身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撰写了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各类文体在内的大量作品。他引入了西方文化和文学新观念，倡导各种文体的革新，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直以来，梁启超的政治理念、改革之声、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都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以他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为数不少。王宏志、张景华和曹亚明从梁启超政治小说的翻译或创作视角出发，阐述梁启超进行小说革命的目的、政治愿望或主张；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张景华：《改造国民性与译者的主体性》，《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曹亚明：《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关爱和与胡全章主要从特点和功用等方面论述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改革及其意义；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胡金章：《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谢飘云则从进化论视角阐发梁启超如何将之应用于中国的文学发展并以此开拓现代文学改革的新思路；谢飘云：《进化论与梁启超文学变革设计的新思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罗选民通过对梁启超翻译实践特色的分析，认为其翻译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罗选民：《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本文认为，梁启超的文学深受其意识形态观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也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实际上，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在梁启超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梁启超文学的内容，成为其文学的代表特色。本文通过对其翻译作品及文学创作的分析，考察在梁启超文学中意识形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开启民智，作为启蒙教化的译介文学

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首先体现在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中。晚清时期，清政府昏庸无道，一系列战争的失利，以及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当时的国人饱含反帝反封建情绪，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满怀报国之志，试图改良政治，变法维新，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等制度。梁启超等人1897年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提出“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第一册（2），中华书局，1989年，第58页。梁启超最早倡导所译之书，皆为“各国变法之书”“以政学为先”。可见，他的译介活动动机鲜明，他希望借助译介作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开辟改革启蒙之路，从而“明立国之本”“兴中国商学”，达到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素质，最终实现其政治改革的目的。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辅佐。

然而，戊戌变法这缕冲破重重暗黑的曙光，没能释放太久的光明，很快就因势单力薄而熄灭，中国社会重新陷入了黑暗。被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意识到单纯依靠保守的官吏和软弱的政府来实行维新变革行不通，必须另辟蹊径，扩大改革思想的影响力。如果可以唤醒国民意识，振奋国民精神，变革之路势必会走得更宽。此时，他接触到了曾经在日本社会盛极一时的政治小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里曾这样评价政治小说的功用：“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3），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称小说为“国民之魂”，极力赞扬政治小说在国民教化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胸怀政治抱负，推崇新民教育思想，企盼教化国民、开启民智的梁启超来说，政治小说对“各国政界之日进”起最大之功，无怪乎他钟情于政治小说的译介，并亲自动手实践，译介了《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俄皇宫中之人鬼》等小说。

梁启超对译介作品的选择显而易见是受其自身意识形态观影响的结果。首先，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突出弱小民族反对强权欺压，推翻专制确立民主，以及争取政治自由和国家独立此类主题，与中国当时在国际上所处的弱势地位非常契合，符合梁启超当时迫切的政治诉求：启迪民智、新民教育。他认为这些译介作品是“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6），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可见，梁启超对译介作品主题的选择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功利主义色彩浓厚。梁启超充分利用译介活动的政治工具功能，赋予它开启民智、教化大众的社会责任。后来他从日文转译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佛琳玛利安的《世界末日记》等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也是看中这类外国文学文化作品的启蒙教化作用，把这些译介作品当作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

其次，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日本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都差强人意。政治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实际上已经没落，代之而起的是写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而《佳人奇遇》“欠缺一般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情节和结构都极为简单，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于著者和其他人的谈话上”，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但这丝毫不影响梁启超把它作为政治小说的代表迎入中国的热情，并且在随后持续经年的译介活动中，完全无视日本其他具有高度文学成就的作品，仍然选择译介日本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寓个人政见和改良思想于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因此成为启迪民智和政治教化极佳的宣传工具。梁启超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个：译介文学，首要是启迪民智和政治需要，而这一点唯有政治小说方可实现。

最后，梁启超在译介活动中采取的策略，也显示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他的“豪杰译”法。“‘豪杰译一词见于晚清时期，但它最初可能来自明治时代的日本。”蒋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3页。它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不乏对原作的增饰删削，甚至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其《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中都不乏“豪杰译”的笔法。方华文认为，梁启超在译介《佳人奇遇》时，“处理字句时虽然采取直译法，但整个作品改动极大，任意删减，实际上属于‘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束缚，任意添削、改动原文。”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修订版），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他对原作中批评和攻击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部分都进行了删改，而且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甚至在译文末尾加上了一段自己的创作，在贬低日本某些政治行径的同时，也表达对中国形势的同情。王志松也认为，“《十五小豪杰》不能算成功的翻译之作，增加、删减、改写之处比比皆是，是晚清翻译界‘豪杰译的典型”。王志松：《析〈十五小豪杰〉的“豪杰译”》，《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梁启超秉承“译意不译词”的原则，重视对原文思想内容的译介以传播其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而对文体结构等表现形式则极尽改动之事，比如用章回体译介《十五小豪杰》等。可见，梁启超的译介实践目的明确：原作的语言、结构和艺术性是否得以再现并非他关注的重点，原作体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否符合他的要求，是否在译作中凸显才是最为重要的。

纵观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无论是最早译书局的译介导向，还是变法失败后的亲自实践，其译介作品内容均与其时中国的形势和遭遇类似，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都指向“开启民智”“教化启蒙”的目标。“西方的种种学术思想在中国也都一一化为意识形态了”。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84～85页。这种意识形态化倾向在梁启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直接。

二、经世致用，文学的改良之功

除了译介文学外，梁启超先后倡导小说界、文界和诗界革命，他的文学创作也无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中国文学长久以来都肩负着“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其中“道”以儒家理论为核心，诗、文、词、曲以及小说等文体均以各自对“道”的赋值关系来确立自己在文学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及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诗文仍因其对“道”的强大价值体现而长期位居中国传统文学格局的核心，而小说则被视为“君子弗为”的“末技小道”，处在正统文学格局以外。

在《译印政治小说序》时期的梁启超还仅仅停留于提倡域外政治小说的译介上，但到了1902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梁启超已经形成了独立而鲜明的小说观。他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⑦⑧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二册（10），中华书局，1989年，第6、9、7页。他一面大力鞭挞旧小说，把旧小说视作“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源）”，⑦把国人的“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封建思想皆归于此。同时他又极力褒扬小说之文学地位，声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⑧他大声疾呼，欲借小说界革命改良群治，借新小说新民，这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使一直徘徊在文学范畴以外的“小说”堂而皇之地亮相于中国文学殿堂，甚至坐上了文学的头把交椅。中国的文学结构从此发生突破性变迁，文学格局也由传统逐渐转型为现代。这一革命完全是应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改良这一抱负的需要，也是其意识形态主导的结果。

梁启超的政治改良的意识形态倾向决定了他创作小说的主题。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他的一部政治小说，在“绪言”中梁启超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⑩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专集之89），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其创作目的在于“发表政见、商榷国计”。⑩从内容看，这部作品完全是一部长篇政论文章。梁启超一方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进行揭露，激起当时广大民众痛恨腐败政府、要求铲除专制统治的强烈政治感情，以博得他们的共鸣。另一方面，梁启超借助主人公之口表达对变法维新的维护和不放弃，“我看古今万国革新的事业，一定经过许多次冲突才能做成，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倒也不必忧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专集之89），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新中国未来记》实际上是梁启超对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说明和宣扬。它借助对主人公们关于如何改变中国现状之论争的描写，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精神，同时希望扩大影响，开启民智，唤醒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反抗精神，以实现政治改良的最终目标。

除了创作政治小说，梁启超也撰文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能。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改良群治”，可以“新民”。他还描写小说可以对读者产生熏、浸、刺、提四种力，会使读者在阅读中受到种种陶冶和影响，并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提升。梁启超所费笔墨良多的这四种力，显而易见是着眼于小说作为一种发挥社会功能、实现政治功利的工具。与此相对照的是，作为一种文类的小说，其作品如何架构，人物形象如何刻画等等此类诗学因素却不在梁启超的考量范围之内。维新失败之后的梁启超，时时未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极力搜寻一切可以传播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工具，于是，小说带着这种能够满足其政治实现的功能，被梁启超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于梁启超而言，提升的小说地位是为其政治改良目的服务的，小说的创作也受其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看中了小说启蒙大众的功用，于是将其作为工具帮助自己实现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政治改良、经世致用，才是梁启超发起的文学革命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理念。

如果说“小说界革命”旗帜鲜明，在晚清文学界掀起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创作热潮的话，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革命”也同样举足轻重。在此之前，中国文学格局中的“文”，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中国古代书面体系，即在文章学意义上加以理解。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具有尊崇的地位，是雅文学的最为核心的体现。”邓伟：《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这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文”主要还是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以及桐城派古文，它们宣扬儒家学说、推崇程朱理学，这与当时危机四伏、民族矛盾深重的政治形势格格不入。改良主义思潮基于政治文化的大视野，呼吁文学变革的出现。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赞扬德富苏峰文笔“雄放隽快”，并首次提出“文界革命”。梁启超对苏峰的推崇，除了其文采风格外，很大程度上在于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之22），中华书局，1989年，第191页。这一点确实为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而对于梁启超来说，这种做法无疑与他希望以文致用、经世救国的主张极为契合，是他的政治意识在文界的一种反映。几年后，梁启超在介绍严复所译《原富》时，也强调其文笔“流畅锐达”“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梁启超主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1904年，第851页。梁启超所呼吁的救国运动，作为一场拯救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改良主义运动，需要文学这一“新民”有效工具的帮助，所以他主张以流畅通达之笔，平易清晰地将文明思想传播于国民，这也是梁启超希望借助文学来传播改良主义思潮的表现。

作为此理论的实践者，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不遗余力地推介西方的新思想、批判愚昧的国民性、弹劾国内的旧时政。他的报章文体语言风格条理明晰、平易通达，内容上提倡变革、宣传西方启蒙思想，这种创新性的文体被称作“新文体”，也叫“报章体”。这一时期梁启超著述甚丰，创作了《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南海先生传》《李鸿章》《少年中国说》《饮冰室自由书》等各类政论文、传记和杂文。他提出“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⑥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5），中华书局，1989年，第14、33页。认为应该“知国家”“尊国民”，才能激起人们的爱国之心，保护国家之基础。梁启超还把“国民性”理论纳入开启“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思想构建中，并引用孟德斯鸠之言，“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⑥以此批判专制，倡导资产阶级启蒙的改良主义思想。梁启超声言“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4），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主张“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4），中华书局，1989年，第6页。

梁启超的这些文字往往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特点。他所提倡的“新民”观是一种启蒙民众，建构新人的文学改良观，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梁启超对于自己的评价，也无外乎“政治”二字。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9、70页。“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③因此，梁启超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并极力渲染它的政治色彩。

“文界革命”之外，梁启超也于《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也是在其意识形态倾向下的产物，可以说，改革中国旧体诗歌的内容，借诗歌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改良主义民主思想，是梁启超发起“诗界革命”的主要目标。他首先论及诗界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之22），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页。此后又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到，“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之45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以此来强调诗歌在改造国民精神中的重要性。梁启超推崇“新意境”和“新语句”，主张诗歌不应局限于旧内容，在思想上不应拘囿风花雪月、伤春悲秋，而应开拓新意境，创造新内容。他提倡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强调积极爱国和关心政治，这一内涵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随后，梁启超即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饮冰室诗话”等专栏，或进行诗歌评介，或阐发革命主张，以推动诗界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创作了不少诗歌，身体力行实践自己所提倡的“旧风格新意境”诗界革命主张。《饮冰室诗话》以“新民”为宗旨，在诗歌题材上有严格的标准，要求作品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或体现新的思想意识，或反映国内外重大事件，或讽刺揭露社会丑恶，目的在于唤醒蒙羞的民族，拯救存亡关头的国家。

三、责任与抱负，体现政治诉求的文学

梁启超的译介作品和他之后的文学创作，都是其政治诉求的体现，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动荡不安的时代，民族矛盾深重。一大批有志之士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奋起呐喊，甚至高举维新变法的大旗，梁启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视救国为第一要义，可变法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只依靠若干力量有限的维新人士来救国是不可能的。东渡日本之后，他转而把目光投向可以传播新思想，影响广大国民的文学，并发起文学界的三场革命。此时的梁启超，是一位政治家，他主办多种报刊和杂志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有效并相当成功地把文学变成改良主义的载体，通过译介并创作包含寓意的政治小说来宣传民主政治，通过慷慨激昂的散文来警醒国民，还通过提倡具有“新意境”的诗歌来启蒙大众。梁启超的文学更多是用来传达他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实现政治抱负的方式。他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救国的责任感与满腔的政治热情，梁启超的文学更多体现了他文学以“觉世”的选择。

在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区分了“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2），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可见所谓“传世”之文，目的在于追求一种极高的文学价值，从而传世不朽；而“觉世”之文，则只需要条理明晰、言辞通顺，传达出符合时代所需的信息和思想即可。之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原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觉世”之文的选择，“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原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前言第9页。声明自己之所以为文，不是追求“藏之名山”以流芳百世，而是要“应于时势”，发胸中所预言。

梁启超对文以“觉世”的选择，是他变法改良、新民兴邦这一意识形态倾向的必然结果。这既可以从他在文学活动中所秉持的理念上，也可以从他所提倡的文学实践和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窥见端倪。

首先，梁启超的文学观中蕴含着强烈的启蒙教化意图。梁启超在早期的译介活动中，强调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而且注重日本等国家政治小说的译介，而之后他所提倡的“三界革命”，也多是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以及对社会改革的呼吁，其目的无外乎是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思想，旨在教化民众、改良社会。梁启超文学理念的核心是近代启蒙意识，是一种“新民”观，是资产阶级文学观相对于封建传统文学观在价值功能观念上发生的重大转换。从他的文学活动中，人们可以明显感知到他于文学中弘扬启蒙精神、宣传启蒙思想，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服务的宗旨。

其次，梁启超的文学观表现出很强的致用性。在变法革命失败之后，梁启超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强国新民，就必须拿起民主和科学两样武器，对国民进行深刻的思想启蒙，从而改造国民精神，塑造国民品格，使民主和科学逐渐传播开来，逐渐取代国民的封建意识。而文学的大众传播功能正可以为此所用。因此他创作政治小说，撰写多篇政论文、杂文、时文等等，提倡“三界革命”，这些文学活动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新民”和“救国”，都是在追求一种文学的济世致用价值，借助文学来影响和唤醒国民，因此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可以说，梁启超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和表现出的文学观，都并非是为了文学自身，更大程度上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

最后，梁启超的文学观具有大众化倾向。既然梁启超进行文学创作，提倡文学革命都是出于其政治宣传意图，目的是把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文学的力量传达给民众，从而达到改良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那么他所期望的文学活动涉及面自然是广大国民。充分利用文学的传播力影响更多的国人，无疑是梁启超所希望的。因此，他提倡使用能为广大国民所接受的语言，以达到普及启蒙思想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他所提倡的“三界革命”中显而易见。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把小说的地位大大提升，正是看中了小说的阅读面更广，影响面更大这一特性。而且他还提倡俗语小说，这明显不仅仅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是借此使政治小说的传播面更大，使更多的民众受到启蒙教化，了解并接受民主和改良思想。在“文界革命”中，梁启超所主张的，也是一种明快练达、通俗易懂的“报章体”，通过报刊的宣传力影响国民。同样在“诗界革命”中，梁启超提出“新语句”，倡导通俗体“杂歌谣”和白话歌词。梁启超文学的大众化倾向使得文学不再仅仅面向知识阶层精英分子，而是真正扩大了文学受众，影响了更多的国民。

四、结语

纵观梁公一生的译介活动和文学创作，“教化”与“政治”是两个始终贯穿其中的主题，其主要作品无不深深打上改良与政治的烙印。一方面，这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联。晚清时期的近代中国正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政治形势波谲云诡，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也深受当时社会背景影响，并往往借助文学运动、文学思想斗争等形式体现。实际上，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活动，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把作品与其创作背景断然割裂开来的研究，无异于将其置于真空中去考察，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另一方面，梁启超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主要身份也导致了他对文学的态度，他本身的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梁启超一腔爱国热忱，满怀报国之志，不仅推动维新以实现其政治抱负，更是笔耕不辍，用文字大声疾呼，以行唤醒国民、启蒙教化之实。

无论是在梁启超的译介作品里，还是后来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文学更多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梁启超文学追求的价值核心并非文学本身，而是其政治理想和改良社会的目标，因此，意识形态化是梁启超文学极其鲜明的特点。虽然梁启超文学并不追求传世之作，但它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顺应历史潮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们，着力引进西方文化，倡导民主改良观念，这些新思想猛烈地冲击文坛，使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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