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中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功能及类型化分析

周利敏

内容提要受限于灾难特殊性、外界的“灾难迷思”及“国家中心主义”等原因，非正式制度如何在灾后维持社会秩序并创造集体行动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非正式制度是独立于国家领域之外真实存在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提供了看似“失序”的社会却“有序”运作的绝佳机会。根据描述类型学，它分为补充型、吸纳型、竞争型和替代型等四种，在非常态情境下具有底层社会维持、社会结构重新调整、迅速社会动员、社会凝聚和社区复原等功能。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强弱来自地方灾前拥有的宗族、血缘团体、人际网络和社区组织等，当国家制定了相同的灾后重建政策时，非正式制度越强，社会凝聚力越高，重建进度就会更快，反之亦然。

关键词灾后重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功能社会脆弱性社会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102-09

一、缘起：失序困境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近40年来，灾难研究（Disaster Research）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①但它以往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主要因为灾难是一种极端事件，所产生的社会现象经常不具有延续性，社会学研究的是客观和稳定存在的“自然物”。蒂尔尼（Tierney，K. J）指出灾难社会学最大缺憾就是缺乏主流社会学理论与日益复杂的灾难现象进行对话，②这也妨碍了其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大致说来，西方灾难社会学主要有三个流派，即经典灾难社会学（Classic Sociology of Disaster）、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学派，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引进福柯（Foucault）可统治性（Governmentality）范式，③因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出入较大而反响甚微，还有学者从政治学领域引进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框架即永续性（Sustainability），它提倡交叉和跨学科研究，但忽略了主流社会学理论的传统关怀。最近又出现了

社会生态韧性范式，这倒有可能成为第四个主流学派，它试图克服前三个学派的不足，即人类不仅需要学会从灾难中复原，更重要的是重建后的社会要比原来更具韧性，才能抵挡未来灾难带来的冲击。如果仅仅是恢复原状，当灾难再次来临时，难道还要承受同样的后果？

灾难社会学虽然关注了严重的行政崩溃会导致社会失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出现“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及灾民“互助合作”等现象。受限于灾难特殊性、外界的“灾难迷思”（Mythology of Disaster）及“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ered）等原因，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层面，关于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如何在灾难中维持社会秩序并创造集体行动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随着四川5·12特大地震灾难的发生，灾难社会学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新兴领域。在经典灾难社会学层面，主要集中在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视角，冲突论（Conflict Theory）和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alism）相对缺乏，后二者也是西方学界关注重点。Tierney K.J.，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33， 2007， pp.503～525.国内学者从社会结构、思想习惯、社会网络和文化积淀对灾难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的重要内容，但到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未曾见过从这一视角对灾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专文。总的说来，我国灾难社会学研究还比较薄弱，夯实基础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非正式制度被视为经典灾难社会学的新发展，从“失序”之中看“有序”是社会学擅长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发挥了什么功能，它有哪些类型，这一视角如何与已有研究进行对话？

二、非常态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功能

如何可能和如何维持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一直是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基本问题”，人们往往注意“一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掩盖了隐藏在社会底层的社会规则、地方习俗和人际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些不易察觉的非正式制度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灾后重建中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家族连接、血缘团体、宗教信仰、风险习惯、灾难伦理、社区组织、学术团体与非营利组织等，学界对非正式制度在常态状态下的功能有过诸多论述，但对非常态状态下尤其是灾难情境下的社会功能甚少涉及，它主要表现为底层社会维持、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和社会动员等功能（如图1），为灾后重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视角。

1.非常态情境下社会底层维持功能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结构，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心理、非正式网络和民间生活习惯，它对社会秩序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当灾难发生后，潜伏在社会底层结构中的宗教力量被重新激发出来，对灾民心灵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汶川地震后，“绵阳佛协佛学研习中心成立了心理安抚站，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等灾民安置点进行心理救助，发出心理救助单约500份，约30余位法师、居士参与了救助点工作，针对佛教信众特设了以佛法化解心理创伤的服务内容，很受灾民欢迎”。刘宁、蔡荣、陈晓春、罗达荣、黄玲：《大地震激活了什么：来自绵阳灾区的调查报告（二）》，佛教网，http：//www.tlfjw.com/xuefo-2031.html.涂尔干强调宗教仪式（Rituals）的社会凝聚功能，如果信徒相信一种他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存在，相信从中能获得美好一切，他并没有受骗，因为这个力量确实存在，它就是社会。翟进、张海波：《巨灾的可持续恢复——“汶川地震”对口支援政策案例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农村地区，它在灾后重建中作用明显，甚至以显性化方式维持着社会秩序。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新房建设与旧房维修也需要尊重地方传统与民间文化，在正式制度安排中这些往往被忽略，导致重建效果难以彰显，非营利组织则不然。“在地震中，羌族传统村落与农宅是村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态与建筑体系，也是村民长期文化认同的载体，它在汶川地震中遭到了巨大冲击，几乎被全部摧毁。地震之后，政府以补贴政策方式强力介入居民迁徙，大力推动建筑外观的‘风貌改造工程而任由老寨持续凋零，不仅重建进程缓慢且受到村民强烈质疑。非营利组织则根据地方传统而制订新的重建方案，不仅让灾民监督村落风貌的改造工程，而且积极提升灾民社区认同度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使得灾后重建趋于完整”。汶川大地震实地访谈材料（FTZM080612），本研究整理。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中则能遵循地方传统文化，不仅帮助灾民尽快安居，而且减少对社会传统体系的扰动，避免对灾区形成“次生灾难”。此外，中国人求助关系局限于家族和宗族形成的血缘与地缘圈子，如果灾难发生在偏远山区且国家控制力量薄弱、行政资源不足及市场机制不完善，地方人际网络和交往圈子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2.非常态情境下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功能

当灾难爆发后，人们通常认为灾民会出现撤离家园（Evacuation）、落荒而逃 （Panic Flight）、趁火打劫（Looting）、哄抬物价（Price Gouging）、心情孤苦无依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和惊惶失措（Shock）等现象。⑤⑦Drabek T.E.， Human System Responses to Disaster： an Inventory of Sociological Findings， Berlin：Springer-Verlag， 1986，p.130、133、150.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却发现并非如此，灾民往往出奇镇静、行为高度自制、自力组织救灾工作和扮演灾前既存社会角色，⑤在灾后呈现了稳定性（Social Stability）、持续性（Continuity）及适应性（Adaptation）等特征。除了用“连续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Porfiriev R.， “Exclude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in Enrico L.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p.59.和“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 Thesis）⑦来破解“灾难迷思”之外，非正式制度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它隐藏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具有内在约束和社会凝聚的功能，Dombrowsky W.， “Solidarity during Snow-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no.1， 1983， pp.189～205.能有效防止“恐慌迷思”出现。帕特森（Patterson）在卡特丽娜（Katrina）飓风研究中发现，南刘易斯安那地区犹太人社区由于在灾难前采取了一套佛州犹太人发展出来的非正式救助系统，在灾难发生后能马上响应。Patterson O.， Frederick W. and Kavita P.，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Disaster Response：Conceptual Model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no.29， 2010，pp.137～138.

灾难是一场局限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特殊事件，所带来的快速情景（Quick Onset）使得灾区行动者原本习惯的生活断裂，虽然不至于出现“灾难迷思”，但社会结构也确实需要在灾难底下重新调整。斯托林斯（Stallings R.）认为重大灾难能在瞬间将“有序社会”变成“无序社会”，Stallings R.， “Disaster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Order，” in Quarantelli E.L. eds.，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pp.6～13.这是因为人们行为出现不可预测性时，社会秩序就会出现不稳定状态，Elster J.，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9， p.1.不同社会单元需要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以化解这一危机，KrepsG.，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10， 1984，pp.309～330. 灾难爆发后灾民会借助非正式途径寻找、整理和解释灾难信息，以此确定行动方向和预期他人行动，灾民虽然远离正式制度的“系统世界”，却在非正式制度作用下的“生活世界”中秩序井然。

3.非常态情境下弥补“国家失灵”功能

媒体或民众往往将救灾与重建视为政府功能，政府被期待已经“控制大局”（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事实上，灾难后国家经常表现为行政崩溃、信息残缺、领导混乱、互踢皮球和资源调度不均等现象，⑦Fischer H.W.， Response to Disaster： Fact versus Fiction & Its Perpetuation-The Sociology of Disaster，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pp.1～12.可称为“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现象。民众期待国家能自上而下恢复社会秩序，却出现了“全能国家迷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在灾难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韧性（Community Resilience），尤其是灾难底下社会运作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自主性（Social Autonomy）更是值得探索。灾后重建工作多、时间长和任务重，凭国家一己之力往往难以完成，民间组织则能依靠自身的自救功能弥补国家不足。“绵竹民乐村社区组织通过发动村民讨论，带领村民进行细致的重建工作，说服村民同意用260余万捐赠资金成立‘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以重建村集体经济，同时通过集约化经营方式发展规模农业。合作社还培育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采用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形式，还建立项目招标、职业经理人经营和金股否决等运作机制，帮助村民在进行住房重建同时发展产业，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汶川大地震实地观察材料（GCTM080720），本研究整理。到了灾后重建阶段，灾民需求不像紧急救援时期那样集中，常常被政府“统归统建”方针忽略，而非营利组织则能理解灾民需求及契合村庄脉络，比冷冰冰的重建条例更能深入一般灾民心中，尤其当它与灾民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之后，灾民更愿意将自己需求通过第三方表达，这一时期的非营利组织就成为政府与灾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王勇、廖兴友：《村民按股分红，绵竹试水种养“民乐模式”》，《华西都市报》2009年6月3日。它的介入会对重建产生不一样效果。

4.非常态情境下社会动员功能

在灾难爆发阶段，动员最迅速的往往不是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一环，而是能够迅速集结起来的各种自发性组织，这些志愿者在民众还处于惊慌与恐惧的时候，就已赶在政府之前深入灾区提供服务。⑦“助学行动是一家关注教育的公益组织，它招募了一批具有一定特长和艺术专长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开设一些参与性和娱乐性课程，同时消除地震灾难对孩子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他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小渔洞板房区中心小学，社区组织还为当地社区开展文化传播、心理疏导、社区文艺演出和协助村民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活动”。郭虹：《四川灾后重建中的社会问题》，http：//www.ngocn.net/home/news/article/id/79189.这些民间力量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资助和正式支持的情况下，由社区自行动员、迅速组织与独立运作以减少灾害带来的巨大冲击。Nakagawa Y. and Shaw R.， “SocialCapital：A Missing Link to Disaster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vol.22， no.1， 2004，pp.5～15.此外，拥有良好组织架构和领袖传统的社区在灾难爆发后能马上进行有效回应，使灾民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呈现出高度的凝聚力。帕特森（Patterson）发现美国灾后的越南裔群体在特有传统文化影响下，不仅能很快撤离现场，在重建阶段也能很快返回社区，社区领袖通过居民联署签名和社区运动等方式，让政府注意居民需求以快速完成社区重建。Patterson O.， Frederick W. and Kavita P.，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Disaster Response： Conceptual Model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no.29， 2010， pp.137～138.而且，人际网络密度较高地区比人际疏离地区重建速度快。

三、灾后重建中的非正式制度类型：基于多案例分析

通过非正式制度可以窥探灾后社会如何重新浮现的深层逻辑，根据正式制度是否有效将非正式制度区分为补充型、替代型、吸纳型和竞争型等四种类型，与此对应的是合作或监督型、替代型、专断型和混乱型四种不同的重建模式。一般说来，基础行政能力强的地区能有效贯彻正式制度，但有些地方则因为行政能力不足，只能依赖非正式制度制订重建规划与进行资源分配（见下图）。

1.补充型非正式制度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当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时，非正式制度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当二者目标一致时，非正式制度就会扮演补充型角色以促使正式制度有效运行。补充型非正式制度具有政策倡导作用而不具备政策制定能力，只能通过民众力量对政府进行监督，推动政府谨慎进行重建工作，从而产生了合作型或监督型重建模式（如图2）。“三佳社区位于市区南街临街，在汶川特大地震中，社区房屋大部分被摧毁，经专家应急评估为D级而建议拆除。由于涉及门市利益，部分业主不愿楼房被拆，一些住户收集大家意见和建议，又请绵阳一家建筑公司评估，搞了一个加固方案，报建设局备案，引起另一批住户不满。住在这一社区热心公益的住户代表JTY和CMC召集业主开会，收集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社区居委会也从中调解，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在社区提供重建服务的志愿者组织作为第三方因此积极参与调解，将相关信息及时通知住户并积极与之沟通。此后，志愿者主持召开协商会，先让代表说出前期工作进展、维修加固设想和重建意见，接着让在场的每一位业主都发表意见，让每一位都有发言权，同时让双方把自己加固方案的优缺点一一现场评判，等到70%以上业主发言后，再让大家进行表决，最终居民达成了一致意见。”郭虹：《四川灾后重建中的社会问题》，http：//www.ngocn.net/home/news/article/id/79189.由志愿者倡导形成的业主协商模式，推动了居民达成非正式合作，使得严重受损的住房维修加固工作得到了妥善解决，进而促进了居民自下而上非正式参与灾后重建的进程。在灾后重建中除了需要国家政策的正式支持之外，还需要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参与以补充其不足。此外，在灾难严重地区，一些地方干部不幸遇难，再加上政府机关在地震中崩塌，使得原本就已薄弱的基础行政能力进一步弱化，这时只能依靠重新浮现的社会力量进行有效补充。

克累普斯（Kreps）认为虽然重建中政府正式支持非常重要，但来自民间社会的非正式支持也不容忽视，它能对政府救灾和重建工作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Kreps G.，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10， 1984，pp.309～330.当国家制定了“统归统建”“统归自建”和“原地重建”三种重建政策模式时，非正式制度强的地区能很快通过灾民进行集体决定，同时督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它发挥着加强灾民沟通、执行重建政策和减少制度执行成本等功能。“成都公益组织帮助村民重建幼儿园，这些志愿者中的高校建筑学教授提供免费建筑设计方案，还有海归和白领志愿者主动联络了海外的一个木业协会，提供防震级别最高的木结构房屋咨询。这个全新的幼儿园就像一颗公益种子，扎根在乡村社区，成为外界与当地持续沟通的一个渠道。志愿者还为当地社区开展了文化传播、心理疏导、社区文艺演出和协助村民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活动，芦山当地政府对于公益组织的这些行为也表示支持，这实在是补缺了政府目前顾不上的一些领域。刘敬文：《灾后重建政府需要放手和放心》，《晶报》2013年6月3日。在芦山地震中，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幼儿园重建纳入乡村规划中，志愿者积极与基层政府进行沟通与合作，大力引进社会各界资源，弥补了政府规划的不足。灾后重建任务繁重且时间漫长，许多重建工作即便是政府也无法很好完成，反而是扎根于社区的民间组织能有效补充政府不足。由于非营利组织具有扁平结构和弹性特点，能很快通过在地的强人际关系网络影响灾民行为，在正式制度难以立即落实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加拉帕蒂（Ganapati）在对土耳其歌觉市（Glcük）地震灾后重建研究后发现灾前拥有公民组织与政治经验的社区能在社区领导带领下获得更多的国内外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完成灾后重建。Ganapati N.E.， “Rising from the Rubble： Emergence of Placed-Based Social Capital，” in Glcük Turk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no.27， 2009，pp.127～166.

2.吸纳型非正式制度

在非正式制度薄弱地区，当正式制度有效且两者目标产生分歧时，灾民就会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压力及有效监督，也无法置疑资源的公平分配，杨慧：《社会脆弱性分析：灾难社会工作的重要面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只能任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划和单一主导。如果地方政府拥有良好行政能力并重视灾后重建，虽然其决策没有顾及灾民意见，但至少能够有序推进重建工作。如果地方政府行政能力不足、无力整合社会分歧及无法顾及受灾地区需求时，整个重建工作就会落入“失序的陷阱”，导致混乱型灾后重建模式的出现（如图2）。在地震灾难死伤惨重、原有村落被震垮及社会网络瓦解的重灾区，不但灾前的正式制度被搁置，而且整个社会网络几乎被瓦解，这时不再有非正式制度力量制约政府灾后重建规划。

当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重建政策时，尽管违背了社会规范与民众期待，但灾民却无法反抗，它也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满足行动者利益即被正式制度吸纳，从而达到消解灾民不满情绪、提供部分表达渠道和维持社会稳定目的。李宗义：《灾难下的社会力：512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考察》，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台湾），http：//www.docin.com/p-110642703.html.“四川大地震爆发后，灾区内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流行，灾区急需医疗预防知识而政府却无力顾及。四川公益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率先将艾滋病防治活动整合到当地的救灾活动中，制定长效的医疗救助计划，由爱白成都青年中心实施。这一项目旨在加强参与地震灾后重建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NGO在救灾项目中整合艾滋病防治活动的能力计划在四川举办至少3个培训，之后组织全国性培训。爱白开发的手册也引起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关注，该手册正式出版并全国发行。汶川大地震实地访谈材料（FTWS080626），本研究整理。在地方政府的正式支持下，公益组织将艾滋病防治活动整合进政府救灾工作中，虽然在防艾理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等层面与政府还存在着磨合的过程，但却能将政府想完成却没能完成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顺利推进，二者关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迈向和谐，使得灾后重建工作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而且，非营利组织第一时间进入灾区救援以迅速响应灾民需求，政府通过吸纳非营利组织力量，能获得民众高度认同，这是灾后重建计划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Jalali R.，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Turkey after the Earthquake，” Disasters， no.26， 2002，pp.120～139. 在政府主导型地区，灾后还往往会对仍留在灾区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整顿，规定除了合法登记的机构与人员，其他各类组织不得留在灾区继续服务，政府吸纳和掌控了原本因灾难而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至于留下来的非营利组织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则要看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有的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指派下协助规划重建方案。

3.竞争型非正式制度

当涉及不同行为者之间多重、间接或直接的合作关系时，同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追求结果存在分歧且相互排斥时，遵守一种势必违反另一种（如图2），从而使得二者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例如，重建资源分配有时会根据不成文的非正式原则，可能违反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而导致两者之间的竞争。尤其在二者并存的二元性村庄秩序中，双方共同为灾后重建提供正式与非正式支持。“陕西妇研会援川志愿者在绵竹遵道新田村五组和马跪村六、七组通过动员居民合作搭建大棚屋以提升社区协作能力建设，志愿者通过与村民共同讨论、规划和设计，进而组织村民自建与合作，共搭建过渡性大棚屋36座，面积2130平米，参与村民128户。棚屋组织培育基于近邻和宗族关系基础上构建的公共生活空间，接纳和帮助村里的困难户，发动村民相互扶助形成了良好的扶老助弱氛围。志愿者着重提升村民组织与协作能力，同时引导村民进行住房重建及文化重建。汶川大地震实地访谈材料（GCTD080715），本研究整理。志愿者通过非正式动员居民合作搭建大棚屋以改善居住条件，同时接纳村里的困难户。大棚屋搭建过程也是编织一张近邻和宗族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很好地利用了传统文化以营造村民互助的氛围，从而建构了乡村公共生活的新空间和新秩序。这一重建模式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协作能力，有效引导了村民参与灾后重建。灾害不只是损坏了灾区的基础设施，还会改变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社会认知，由于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区紧密联系，当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受到质疑或不被灾区社会接受时，非正式制度就会与之竞争并在灾后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4.替代型非正式制度

它与竞争型类似，不同之处是其在行政能力不足的地方且正式制度无力达到预期效果时，行动者只能依赖非正式制度完成重建计划和实现重建目标，它最终取代正式制度安排而成为重建的主旋律，从而出现了替代型重建模式（如图2）。它常常发生在制度转型时期，原来的正式制度逐渐衰退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非正式制度发挥填补空缺和意料不到的效果。“环保人士廖晓义在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发起的乐和家园项目，保留了自然村的历史形态，不仅帮助村民争取政府投资的村道项目，还通过乐和生态保护协会把村民组织起来投入家园重建。村民通过参与式规划将自然村分成五个自然组合的居住点，同时将生态旅游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方向。项目还积极培养乡土建筑师，就地取材使用本乡生产的木材，并结合当地资源修建生态住房，帮助农民开展刺绣、生态养殖和种植等农业生产。同时，将村民民主参与方式融入项目中，村里所有重大公共决策都通过村民集体讨论决定，例如村里原有石灰窑污染问题，在经过村民讨论之后，通过民主决策方式将其迁走”。郭虹：《四川灾后重建中的社会问题》，http：//www.ngocn.net/home/news/article/id/79189.大坪村属于少数“原地异址重建”的例子，由于灾后重建缺乏政府统一规划和自上而下的正式支持，地方只能凭借自身力量与依据本土规则进行资源分配，村民要自行完成土地交换与购买、房屋外观设计和建材选择等任务。对于大坪村村民来说，民间组织不仅带来了灾民急需的社会慈善救助，更重要的是与村民共同参与了重塑村庄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一场变革。对于彭州而言，这一模式不仅是乡村灾后重建成功的典范，还是以民间社会为主导形成的城乡统筹重建模式的探索。它主要通过引导居民建立乡村经济合作模式，有效地促成了乡村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在当地交通困难和缺乏政府正式支持的情况下，原本很难完成的任务却由于非正式组织的介入而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由社会形成的自发性组织及协商出来的重建规则常常超越国家正式制度安排，往往成为灾后重建有效的治理策略。

在三佳社区重建过程中，民间组织引导居民进行非正式协商以化解分歧，进而达成了维固加修的非正式方案，补充了政府重建政策的不足。成都公益组织长期扎根于社区，通过积极链接社区内外资源，弥补了政府幼儿园重建方案的缺失。四川公益组织借助政府自上而下的救灾活动，将自己的防艾教育活动整合进其中而形成了合力，有效地推动了灾后疾病防治工作。在绵竹社区居民自助案例中，不仅有政府的灾后重建政策的正式支持，还有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自助机制的非正式支持，二者的良性竞争共同促进了灾后重建工作的进展。乐和模式则是由民间组织自发探索和自主形成的，在正式制度薄弱的地区，非正式制度发挥了积极的替代性作用。补充型、吸纳型、竞争型和替代型四种非正式制度在发动村民自治、链接灾区内外资源、利用传统宗族文化、尊重灾区历史及善用民间信仰等方面为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非正式参与途径（如下表）。

表1灾后重建中的非正式制度案例表

案例事件非正式制度类型非正式制度内容非正式制度功能

三佳社区住房重建合作与协商案例补充型非正式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将争议问题沟通第三方调解每位业主都有发言权和共同表决达成一致意见有效弥补正式制度不足

成都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帮助重建幼儿园案例补充型非正式制度主动联络海外资源并提供咨询扎根于乡村社区开展心理疏导和社区文艺演出等补缺政府顾不上的领域协助生产自救

灾后重建中的防艾教育案例吸纳型非正式制度防灾教育整合进救灾活动整合非营利组织防治活动的能力吸纳后有效弥补政府行为不足

绵竹社区村民自助互助模式案例竞争型非正式制度加强社区协作能力建设与村民共同讨论、规划、设计组织村民自建和互助合作基于近邻宗族形成公共生活空间相互扶助提升协作能力引导村民重建

农村社区重建的乐和模式案例替代型非正式制度保留自然村的历史形态争取政府投资组织村民投入重建家园参与式规划和民主参与方式扮演政策决策者、资源整合者和分配者角色

克雷普斯认为灾难的突然爆发带来了社会混乱，原来的社会规则在混乱中被扬弃，这种失序现象被称为“混沌状态的触媒”（Agents of Chaos），Kreps G，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10， 1984， pp.309～330.灾难形成了类似于“无知之幕”的自然实验室。在看似失序的社会中，这些不易察觉的非正式制度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基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看似“失序”的社会发现“有序”运作的绝佳机会，也成为学界在有序社会受到破坏时探究社会深层变化的契机。灾难的突然爆发造成日常社会的瞬间瓦解及国家机器的短暂失能，长期处于“全能政府迷思”下的民间社会得到解放，灾区外志愿者涌入、非政府组织匆忙成立、传统社会宗族纽带强化、血缘团体的依赖及计划经济时期合作社的重新涌现，非正式制度在灾难诱因刺激下被重新激发了社会功能，灾后社会有序运转及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仰赖这些潜藏在社会深层结构中的非正式制度及其形成的社会力量的非正式支持。

四、小结：学术对话及理论反思

灾害爆发后社会自行发展出一套响应灾难的机制，这套机制有可能原本就存在社会之中，学界需要挖掘出这一潜在的机制，才能避免灾难发生后落入“全能国家依赖的迷思”。文章以非正式制度做为因变量并结合实际案例解释了灾后社会力量在重建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弥补了社会学主流理论与灾难研究之间学术对话缺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需要进一步强调几个问题。

首先，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发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失灵问题，但社会并没有因此失序，这是由于还存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即非正式制度在灾后隐性、默默和潜在地维持了社会秩序，这只“无形的社会的手”将“无序社会”重新整合成“有序社会”。以往研究过度重视灾后重建中的正式制度，忽略了历史文化、民间传统及风俗习惯等无形力量，致使重建规划往往无法与地方脉络契合，重建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在灾后重建中，让社会回归社会，让民间回归民间，人们需要充分重视非正式制度及其非正式功能，使之成为灾后重建重要的模式选择。

其次，在芝加哥热浪中，克兰纳伯格（Klinenberg E.）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热浪中孤独地死去（Dying Alone），为什么明明可以打一通电话就能获救却未打？热浪背后凸显的不是异常气候，而是这一“整体性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暴露出来的深植于城市结构中的社会过程。当市民孤独地在家中死去却没有朋友与家庭提供帮助，这是社会断裂与秩序消失的信号。Klinenberg E.， Heat Wave：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p.52.他从社会分层、社会资源和社会制度等视角进行了研究，非正式制度这一视角也许能更好回答这些问题，由于非正式制度在城市中较弱而在农村较强、在团体性社会中较弱而在差序格局社会中较强及在法制社会中较弱而在情理社会中较强，尤其在“守望相助”“大一统”和“和合”等特征的中国社会土壤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的空间就会更大，它能有效避免“热浪中孤独死去”这一失序现象的产生。

再次，非正式制度对于社会凝聚的作用一直是社会学高度关注的话题，从古典社会学对礼物交换的描绘到近期社会资本的争辩都表明了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运作的深远影响，与之相关的社会秩序形成的深层结构探讨也是学者重视的问题，非正式制度视角是经典灾难社会学的新发展。灾难激发了潜藏在社会底层中的无形力量，这股力量在灾后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传统社会秩序理论从权力（政治）、价值观（文化）及交换（经济）等三个面向对社会整合进行了解释，非正式制度则提供了另一个新的面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结构非工业化、家族势力强大化、灾难形成原因神的旨意化、产权制度私有化和正式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灾后重建还非常依赖非正式制度功能的发挥。

最后，本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来源（强弱）来自于当地在灾难之前所拥有的传统宗族、血缘团体、人际网络和社区组织，当国家制定了相同的灾后重建政策，非正式制度能否有效介入将成为重建成败的最主要变量，非正式制度越强，社会凝聚力越高，重建进度就会更快，反之亦然。非正式制度深植于社会深层结构中，它是被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吸纳到重建政策中还是被忽视或无视，这些都会对灾后重建产生重要影响。无论如何，非正式制度是独立于国家领域之外的真实存在的社会力量，能发挥合作、监督、替代性行政和“公私协力综合效用”（Public-private Synergy）等功能。

总之，灾后重建如果要克服“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现象，人们就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支持功能。虽然它在灾后重建中存在着短期效益不明显、不易在实践中被正式运用、与正式制度安排存在矛盾、可能妨碍政府重建进度及国家难以有效利用这股力量等局限。但毋庸置疑，它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甚至一般民众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