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韩洪云 张志坚 朋文欢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58)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韩洪云 张志坚 朋文欢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58)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机理;环境保护

一、引 言

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对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1-2]。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垃圾产生量以年均5.44%的速度增长,由1980年的0.31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 1.71亿吨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3)整理。。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已经逐渐成为环境改善和公众健康的一大挑战[2-3]。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发达国家陆续开始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45],通过生活垃圾分类,有效实现了垃圾源头削减、资源重复利用和危险废弃物分类处置[6]。中国政府于2000年确定在八个城市(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厦门、杭州、南京和桂林)试点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规制措施[7],垃圾分类设施供给不足[8],垃圾回收利用体系也不健全[9],更由于公众意识和参与缺乏[10],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效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9]。“住建部调查显示,全国超三分之一的城市遭垃圾围城,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很多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依然举步维艰,甚至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11]生活垃圾混合收集的习惯是造成中国生活垃圾分类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9]。Zhang等人对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一项研究表明,约68%的受访者认为缺乏意识阻碍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推广,这个因素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因素[12]。另一项调查也表明,63.0%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人们难以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13]。

环境保护作为自我持续的改善行为,不仅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投入,而且与当地社会资本发展密切关联[1416],社会资本通过诱导居民环境态度的变化,进而促进其环境保护合作行为[16-19]。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研究的兴起[20-26],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推动环境保护集体行动,已经成为环境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16]。社会资本作为以一定群体或组织的共同利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27],有助于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28],通过社会凝聚、社会信任和非正式规则影响社会治理绩效[29]。经过社会资本研究先驱者近三十年的努力,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体系、形成发展及其在促进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已经达成了理论共识;但已有的成果缺少对社会资本培育的微观研究[30],更由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困难,亟须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27]。尽管不同学科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未达成一致的认识,但以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其具体的影响机理还缺乏相应的实证支撑[28]。

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培育[31],以制度资本促进、规范社会资本,实现可持续的环境管理转型与创新[32],是中国环境政策设计亟待破解的难题。本文将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以期为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获得

(一)社会资本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Bourdieu于1980年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在1986年《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20]。Putnam等通过对意大利社会资本发展长达20年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本发展的影响[26]。Coleman则对社会资本的产生、维护、消逝和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21]。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其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26]。以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是实现集体合作行为的核心与基础[24,26]。

社会网络是指共同体内成员间的嵌入关系构成的人际网络[20]。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载体,通过促进信息流通和个体间互动,能够有效约束居民集体行为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倾向[26],从而降低行为人因信息缺乏而导致的不遵守行为[33]。社会网络通过共同体内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和以往合作经验的积累,增加了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互惠规范[26],因为在重复博弈中,即使自利的行动者也会因为惩罚机制的威慑而不会在囚犯两难之局中出卖对方[34]。理性驱动和文化、规范驱动所形成的网络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的特征,促使个体不得不放弃搭便车而走向集体合作[25]。

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基础[35],有助于提高集体行动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增强公众对集体行动的信心[36]。社会规范是人类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社会规范规定了什么样的行动是被允许或被禁止的[36]。规范不仅包括直接外在强制约束集体成员行为的诸如法律、制度、准则等正式规范,还包括基于承诺、道德、周围人正向或负向激励的考虑,个体成员已经内化的、自觉遵守的非正式规范,如村规民约和习俗惯例等[37-38]。总之,社会规范或外在或内在地约束着个人行为,能够成为促进集体合作的协同力量。

社会信任是指一定范围内行为人评估其他行为人将会采取的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这种评估先于对特定行动的监督,并影响行为人自身的行动[39-40]。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集体合作的润滑剂,通过自我强化与累积,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居民自愿合作的自主性[22,41]。

生活垃圾分类是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并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的行为[42-43],是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管理的关键环节。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居民,其生活垃圾分类意向及行为更多地受到具有人际互动属性的社会资本的影响。相比于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系统,我国目前仍处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探索阶段。学界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国外垃圾分类的经验[4445]、垃圾分类收集的经济效益[46]、中国不同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现状[47-48]、垃圾分类方法与程序[49]以及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50]。行为意向、所处环境和人口特征是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43,51],居民广泛持续的参与是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9,52]。鉴于社会资本在促进居民环境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实地调研数据,以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为例,实证分析中国由威权社会到公民社会转型条件下的社会资本发育对环境集体合作行动的作用机制。

(二)模型建立

目前,我国各地区尚无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根据现行标准,生活垃圾可分为可回收、不可回收和有害垃圾三大类,或有机和无机两大类。为避免可回收、不可回收以及有机、无机概念的模糊性,本文在预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居民垃圾处置习惯,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有经济价值的垃圾(主要包括废报纸、旧书籍、易拉罐、塑料瓶、废金属等)、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如废电池、废灯管等)三类,并进一步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具体分为四类(见表1)。

表1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

显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带有明显的层次性,因此本文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来进行分析。其模型定义如下:其中,y∗表示事件的内在趋势,不能被直接观测;ε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中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4种水平,相应取值为:y＝1表示不分类,将所有垃圾一起放入垃圾箱;y＝2表示仅对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进行分类;y＝3表示在将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分类的同时,将厨余垃圾分类处理;y＝4表示将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进行细分。那么共有3个分界点(cutpoint)μj将各相邻水平分开,即:如果y∗≤μ1,则y＝1;如果μ1＜y∗≤μ2,则y＝2;如果μ2＜y∗≤μ3,则y＝3;如果μ3＜y∗,则y＝4。

给定值的累计概率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假设ε为logistic分布,通过自然对数转换,则可以得到 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其中,α为常数项,xk为解释变量,表示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第k个因素(k＝1,…,n),βk为第k个因素的回归系数。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社区居民。社区作为我国城镇居民最基本的居住单元,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居民行为的相互影响最为直接,同时,社区居民之间最有可能发生频繁的互动和密切的交往,这正是居民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实地调研于2013年6月至8月间进行。在预调查和问卷修改的基础上,正式调查于2013年7月展开。调查人员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研究生,调查地点为安徽省安庆市、浙江省建德市和江西省南昌市的主要城镇地区。本次调查采用“街道—居委会—户—受访者”的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样本选择,根据调查组确定的随机数表确定最终受访者。

调查随机抽取10个社区,每个社区30个受访者,采取面对面的访问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67份,获得有效问卷236份,问卷有效率为78.67%。由于租房客的流动性较大,其社会网络和生活习惯与当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剔除了17个租房客样本,余下219个样本进入模型分析,分别占有效样本的7.2%和92.8%。调查内容除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外,还包括居民社会资本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

1.社会资本特征

对社会资本的度量目前仍缺乏比较系统的工具。本文基于Putnam等的分析框架,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度量[26]。

与西方国家的居民社会网络往往通过会员身份和自愿加入非政府组织不同[53],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使居民社会网络更多地表现为亲戚、邻里和同事关系结成的“私人圈子”[54]。因此,本文借鉴桂勇和黄荣贵的做法[55],采用“与受访者见面打招呼的社区居民数”、“可以登门拜访的社区居民数”以及“每月拜访社区居民的频次”来度量居民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则通过居民对规范的遵守程度来衡量[53,56]。本文采用居民对正式环保法律法规、非正式规范(环保标语)的认知以及规范对其行为是否有影响来度量。社会信任包括包容性社会信任和局限性社会信任,前者不以彼此是否认识或有相同背景为基础,后者则仅限于对朋友、邻里、同事等熟人的信任[40]。本文只涉及社区居民间的信任,属于局限性信任。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社会资本构成因素是通过多个相互关联的题项度量的,因此在对各题项得分标准化处理后,基于因子载荷矩阵分析,本文抽取了3个公因子,即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社会资本度量题项进行降维处理后,获得了加总的社会资本变量①限于篇幅,社会资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未能呈现于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2.社会人口统计特征

已有研究分析了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对环境和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影响[57-61],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仍存在争议。Stern认为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不仅可以反映人们对生活垃圾管理问题的认知与解决相应问题的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居民的生活垃圾管理行为[61]。但Barr和Sidique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与居民的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关系并不稳定,其解释力十分有限[57,60]。鉴于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可能影响,问卷包括了被访问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是否为中共党员和是否为社区干部等信息。

表2列出了本文计量经济模型所用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结果分析

(一)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相关因素分析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在219个受访者中,8.68%的受访者将所有垃圾不分类地放入同一垃圾桶;32.42%的受访者是出于部分垃圾具有经济价值的考虑,而对垃圾进行简单分类;41.10%的受访者在对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厨余垃圾继续分类;仅有17.81%的受访者对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进行了进一步细分。

表3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之间的关系

续表3

表3显示,对所有生活垃圾均不分类的居民组平均年龄为39.15岁,略高于对具有经济价值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居民组平均年龄(39.07岁),而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居民组具有最高的平均年龄,为40.98岁。综合来看,受访者年龄与其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虽然女性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略高于男性,女性中生活垃圾不分类的比例仅为5.15%,而男性达到11.48%。但总的来说,两者差异不大。婚姻状况和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已婚居民和未婚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各个水平中所占比例的差异并不明显。

受教育年限越高,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也越高。但对生活垃圾不分类的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7年,高于将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分类处理的居民(10.21年),说明居民对此类垃圾的处理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而非对环境影响的考虑。

家庭年收入和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不具备简单的相关性,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最低和最高的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相对较低,分别是6.05和7.21万元,而处于中间水平的两组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较高,分别是8.07和8.16万元。

中共党员和社区干部身份与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在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居民组中,党员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非党员,分别是28.85%和14.37%;而社区干部所占比例也略高于非社区干部,分别为18.75%和17.73%。

(二)计量结果分析

为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基于OLS和Ordered Logit的极大似然法在参数估计的方向和显著性上存在一致性的考虑[62],本文在进行Ordered Logit估计的同时,采用了OLS估计作为对照分析。如表4(1)和(2)列所示,联合系数非零检验F和x2统计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变量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高度一致,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显著地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表4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对社会资本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回归结果

与所有基于截面数据分析一样,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模型估计可能面临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社会资本除了比较常见的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外,即社会资本与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共同受到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如性格、生活习惯等)的影响,还会因社会资本和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相互影响而导致联立内生性问题[17]。为控制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以受访者在社区居住的时间长度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之所以选取此工具变量,是因为受访者在社区居住的时间直接影响受访者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但并不直接影响其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决策。

表4中(3)和(4)列分别报告了2SLS和2SCML的二阶段估计结果①限于篇幅,一阶段简约式方程的估计结果未能呈现于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相较于OLS和Ordered Logit的估计结果,两个模型的联合统计检验和拟合优度都无明显变化。更为重要的是,Hausman检验和Wald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绝两者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并不存在我们担心的社会资本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仍重点关注Ordered Logit的估计结果,而非2SCML的估计结果。

由于Ordered Logit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只能从显著性和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为了直观地识别出各变量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如表5所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和社会资本三要素显著地降低了不分类和只对具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分类的概率,从而增加了更高层次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可能性。

表5 Ordered Logit模型的边际效应

表4和表5的估计结果表明,虽然性别、家庭年总收入、婚姻状况及社区干部身份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并无显著影响,但受访问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以及社会资本三要素,包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都显著地促进了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合作行为。

1.社会网络作为居民互动的载体,能显著地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见面打招呼的社区居民数、可以登门拜访的社区居民数和每月拜访社区居民的次数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表现出一致的正相关关系(见表6)。居民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互动越频繁,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居民生活垃圾回收行为与关系网络显著正相关[63]。因为网络互动的群体舆论效应在有效抑制居民机会主义倾向的同时,作为信息传递载体的社会网络也有助于促进环境信息溢出和知识传播[64],能够培养居民集体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集体行为[14,19]。密集的社会联系和公共舆论形成对环境保护非合作行为的群体压力,能够降低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激励,从而使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也得以提高。调查还显示,社会网络特征较高的居民,其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特征也往往较高,说明社会资本三要素相互强化,共同促进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表6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社会资本特征的关系

2.社会规范通过奖惩机制能有效增强居民行为的可预见性,进而促使居民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居民了解环保法的数量越多,对环保标语的赞成度越高,越倾向于实施较高水平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见表6),这与Grafton和Knowles、Halvorsen的研究结论相似[65,66]。有序的社会规范能够有效促进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35,6668]。相对于垃圾不分类以及分类水平较低的居民,垃圾分类水平较高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环保法、环保标语对自身的行为有引导作用,并对自身破坏环境的行为感到自责。因为规范的奖惩机制能强化自身权威,内化为居民的个人信念[69],当个体将规范内化为自我认知的组成部分后,规范不仅是约束性规则,还是个人习惯性偏好[70-71]。规范借助于互惠信任、复仇报应或舆论压力等形式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集体行动中作为一种避免未来报复的激励机制,成为集体行动的促进力量[72]。

3.自我强化与累积的社会信任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且在社会资本三要素中,社会信任的作用最强。对于愿意向社区居民提供借款、赞成社区居民是诚实并值得信赖的、不赞成社区居民只为自身利益着想而忽视他人利益和认为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居民,其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见表6)。邻里信任让居民更加重视公共环境卫生的维护,生活垃圾分类程度也往往较高。社会信任作为凝聚社会各方面的黏合剂,是促进合作的最重要因素[24]。它通过给居民提供“如果自身这样做,其他社区居民也会这样做”的信念,促进居民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更高水平的垃圾分类行为。这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73-74]。社会信任能够显著地促进居民实施生活垃圾管理的环保行为[75]。

相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社会信任是促使个体采取环境集体行动的最直接因素[24]。社会信任可以有效提升社会责任感,并通过自我强化与累积以降低交易成本[16]。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对其行为的预见性越强,彼此间自愿合作的自主性也越高[41]。如果个人能树立信誉,其他人就能学会信任拥有此信誉的人并开始合作,以获得对所有人来说更大的收益[22,76]。倾向于相信同伴的成员会以集体利益为行动目标,更愿意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来保护自然资源[15,75]。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集体里,个体所感知的成本更低,普遍相信所有成员都会团结起来保护公共利益[15]。信任作为集体行动的“润滑剂”,能在第三方强制缺失的条件下,促使个体采取集体行动[77]。

4.年龄对居民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Martin等和Olli等的研究结论相似[58-59]。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空闲的时间增多,时间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更愿意花更多时间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年龄对居民的分类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见表7)。但Sidique等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健[60],而 Weigel的研究认为年龄对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具有负向影响[78]。因此,年龄对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

表7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关系

5.受教育年限对居民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e Young认为,居民环保知识缺乏是制约其实施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主要障碍[79]。教育作为个体提高认知、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仅能让居民获得一般的环境知识,更能使居民获取实施垃圾分类所需了解和掌握的技能知识,以减轻居民“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对垃圾分类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6.中共党员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而社区干部与非社区干部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因为党员本身意味着一种会员资格,是中国一种特殊而又具体的社会资本表现形式,相对于非中共党员可能表现出较高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而居民是否为社区干部对其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相关性因素分析和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党员身份对居民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性别、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是否为社区干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社会资本三要素即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会信任的影响最强。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帮助克服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就是因为它能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80]。信任也是人们对交换规则的共同理解,即允许个体行为者对他人行为有预期,并且在缺少完全信息或法律保证的前提下遵循信任原则[81]。

培育居民社会资本是提高居民集体行动效率,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途径。为发挥社会资本对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推动作用,必须通过居民间的互动沟通,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和提升居民间普遍信任。同时,应加强公共宣传教育,其内容不仅包括环保政策的宣传和环境信息的披露,而且更应注重实际生活中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普及。最后,应充分发挥中共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

本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微观度量困难是阻碍社会资本对于集体合作行为解释力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的度量要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特征使居民社会网络并非体现在以特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而更多地体现为以亲戚关系、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而结成的私人圈子,并且“圈子”的边界模糊。对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边界设定十分重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只是其他类型资本的补充,并不能完全代替代其他类型资本”[82],换言之,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共同发展,更能够促进环境保护的集体合作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以及中共党员身份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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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on Households’Waste Separation

Han Hongyun Zhang Zhijian Peng Wenhuan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social capital;social network;social norm;social trust;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behavior;influence mechanism;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s a major challenge in urban areas throughout the world,especially in the rapidly growing c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rising urbanized population and changed life style have substantially accelerated the volume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China.Recently,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d in the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ety,economy and environment.It has gradually been a focal poi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which involves facilitating collective action via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capital.

2014-12-19[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01-22[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70);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30101110144)

1.韩洪云(http://orcid.org/0000-0003-2969-3907),女,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源利用与环境管理、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等研究;2.张志坚(http://orcid.org/0000-0001-5549-1546),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管理研究;3.朋文欢(http://orcid.org/0000-0001-7266-5165),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发展研究。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4.12.193

This paper extends the previous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on the behavior of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a successful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which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waste reduction,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in developed countries.As accomplishing an effective soli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 priority for the governments of all cities in China in the years to come,source separation of solid waste has been promoted as the key measure in wast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social capital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Tight social networks can reduce the opportunism and free-riding behavior of residents;the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of social nor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edictability of other residents’behavior,enhancing the confidence of residents in collective a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self-reinforce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social trust has the stronges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behavior of the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Meanwhile,householders’age,education level,and party membership significantly activate the behavior of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To resolve the issue of cities being besieged by solid waste,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acilitating households’collective action for solid waste management.However,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ocial capital in one community cannot be fostered automatically,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social networks of residents,to promote the trust among residents,and to cultivate the social norms.In addition,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publicity of the knowledge of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and the exemplary role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