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留美军校生浮沉录

2016-06-07 09:26王戡
凤凰周刊 2012年34期
关键词:西点军校弗吉尼亚军校

王戡

1928年夏天,孙立人自美回国,手握普渡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和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文凭,却找不到军队工作,只能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当学生队长。原因无它,没人引荐罢了。

民国军界以学系为派系,连蒋介石都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会捐款,以示自己是圈子中人,何况其他人呢!民国海军专崇英国,留学其他国家的军校学生绝无仅有唯—有留美背景的海军上将蔡廷干,回国之后还得从天津水雷学堂做起。陆军还算包容,收纳了留学各国的军事学生。

从晚清到民国40余年间,留美军校学生仅有20余人,来自美国国立的西点军校、州立的弗吉尼亚军校、私立的诺维奇大学三所军校;二战结束之前,美国的确也不是后发国家进行军事效仿的对象,鉴于这些因素留美军校生人单势薄、颇受冷遇,还有人称戏称他们是“奶油军人”、“锈花枕头”。

随着美国在二战中崛起成为世界领导,留美学生才炙手可热起来。冷热之间,这个小小群体艰苦奋斗,颇有一番成就,值得后人探究。至于二战后期开始涌现的留美现役军官则是另一个群体、另一组故事了。

学成不易

官费派遣学生赴美国军校留学始自晚清,当时美国陆军以工程队形象闻名于世,其军校毕业生也以工兵为最优选择。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便从南洋公学铁路专班(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生中考选了温应星、陈廷甲二人,以求术业相合。

那会儿进入西点军校需要联邦参议员推荐,尚未对中国开放名额。温、陈二人虽是官派,也只能先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待1905年3月美国第58届国会专案决议通过后才正式进入西点。

以此为开端,共有8名中国学生从西点军校毕业。由于保送与接收未成定制,中国有学生考取。美方却无名额的情况时有发生。1926年官派赴美的王之在诺维奇大学读完两年后才等到西点的入学许可,以22岁的“高龄”进入该校。

西点军校训练严苛,最初的中国留学生受先天条件限制,成绩并不优秀。温应星1909年毕业的时候名列全部103名学生中的第82位,陈廷甲则敬陪末座。颁授文凭的美国战争部长迪金森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不要气馁,我国许多名将毕业时也是垫底的啊!”温陈二人的同届同学中便有一位留级生,毕业时排在第45位,他就是二战名震全球的乔治·巴顿将军。

此后的中国学生成绩愈加优秀,王之在1932届262名学生中排名第12位,张道宏的数学在1924届300名学生中名列第一。

相比之下,报考弗吉尼亚军校、诺维奇大学要轻松许多。孙立人1923年8月赴美,使用清华学堂的学分直接插入普渡大学从三年级开始读土木工程,一年又十个月后毕业。

1926年1月,孙立人又插入弗吉尼亚军校文科三年级第二学期,次年6月便取得了第二个学位。西点之外的留美军校生多循这一途径就学,有些人甚至同时拥有博士学位和军校文凭。也有仅取得军校学历的,温应星之子、弗吉尼亚军校1944届的毕业生温哈熊便是一例。

这些军校管理训练之严酷、淘汰率之高不逊于西点。孙立人回忆,在他之前弗吉尼亚军校有一位胡姓同学,“张作霖保送的”,“不到半年,就活活被打死了”。后来有一位姓王的,在清华比孙立人低一班,入校后因为不能忍受管训退学,“出去之后就得了神经病,跳海死了”。另外还有个姓李的中国学生被“打得患羊癫疯退学”。

入行更难

对官派的西点毕业生而言,回国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发展。

北洋系军队连本土的保定军校生都不信任,更不用提留洋学生。温应星、陈廷甲回国之后,多年在参谋、科员、秘书的职位上打转。1918届的王赓、曹霖生毕业时正逢巴黎和会,以驻外使馆武官身份分配到代表团做秘书。1922届的王成志直接去交通大学做了助教。

不过,当时陆军军官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与留学生们在西点军校所学所知相差甚远,也许在教育、外交领域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西点最后一名中国留学生、1937届的颜朴生是外交元老颜惠庆之子,一毕业便子承父业做了外交官,没有当过一天军人。抗战期间他在缅甸仰光做领事,对中美英之间军政折冲贡献良多。

对自愿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往往连军队工作都难找到。弗吉尼亚军校1925届的曾锡洼和他师弟孙立人同命相怜,遍寻军职不得,只能到中山大学当军训主任。同届的黎公度跑去建国粤军第五军讲武学堂这样一个杂牌军的边缘单位做教官。1926届的陈传广靠着叔叔陈嘉佑是湘军宿将,得了个骑兵团长的职务。

孙中山的卫士长姚观顺是回国参加国民革命的美籍华人第三代,毕业于诺维奇大学1914届,北伐时是蒋介石总部的交通处副处长兼交通兵教导团团长。在他引荐下,诺维奇大学1927届的何浩若、朱世明都进入军校担任教官。

北伐成功之后,已经位居第46军参谋长的何浩若深感发展无望,主动解甲归田,以他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的资历到金陵大学当了教授。朱世明做到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也因学校合并至中央军校被免职,跑到安徽省政府当交通处长去了。

当然,也有不同凡响的幸运儿。弗吉尼亚军校1929届的李忍涛毕业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层镀金,在处处以德为师的国军中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当上了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上校副主任兼留德军官预备班副主任,而且一件条陈说服蒋介石,允许他从零开始筹建防化学兵。李忍涛因此得到了“中国防化兵之父”的美名。

抱团取暖

出身官宦世家的温应星在留美军校学生中资历最老,人脉十分广泛,自西点军校毕业之后浪迹南北,他在光绪皇帝、孙中山大总统、张作霖大元帅和张学良少帅麾下都任过职,还给宋美龄做过家庭教师,俨然成为这一群体的老大可。每当他获得一个职务,都有一批留美同学前来依附。1925年,温应星出任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时,陈廷甲、王成志等人便在处中挂名顾问。

上世纪30年代初,温应星曾显赫一时。1930年初,张学良引荐下,财政部长宋子文邀请赋闲在北平一年多的温应星出任财政部盐务缉私处处长,主持整理陈旧的盐务缉私武装,成立新式税警部队。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钦点下,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宪警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中央军校宪警班主任,参与整理重建宪兵。

税警部队有盐税作为支撑,装备精良、待遇优渥且地位超然,成为留美军校学生的聚集地。

王赓担任了税警总团的总团长,曾锡担任总团参谋长,张道宏担任了税警官佐教练所主任,黎度公担任了税警总团教导总队副总队长。1927届的诺维奇人赵君迈成为第一团团长,王之毕业回国后,也从总团工兵营长职位上开始军旅生涯。温应星还利用职务之便,在宪兵和税警之间调剂人员,化解矛盾。在宪警教导总队担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的孙立人与总队部人员发生冲突时,便被温应星调到税警总团担任了特种兵团团长。

此后,留美军校学生长期把持着税警部队。淞沪战役后,税警总团被改编为陆军第40师,财政部在两淮盐区另建税警总团,由曾锡珪担任总团长直至1938年被第三战区兼并。孙立人则以税警总团负伤官兵为基础成立了财政部缉私总队,又演变为陆军新编第38师,成为唯一一支留美军校生掌握的陆军部队。

献身抗战

孙立人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常被后人认为与其留美军校经历密不可分。但在孙氏扬名之前,留美军校资历并不受社会好评,甚至有人以绣花枕头、奶油军人相称。这种印象,与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王赓关系匪浅。

王赓是西点军校1918届第14名毕业的高材生,曾在孙传芳五省联军中担任过参谋长,以及炮兵指挥官、铁甲车司令等指挥职务,在留美军校生中十分罕见。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王赓率领税警总团参战。2月27日,王前往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拜访同学,途中遭到日军士兵伏击,避入礼查饭店后被俘。王赓原本就以与陆小曼、徐志摩之间的三角恋为世人所熟悉。被俘之后,坊间传言他是为了会见陆小曼才独自出行,且随身携带的军事地图和作战计划都被日军缴获,上海之战因此失利。此说虽不属实,影响却十分广泛,对留美军校学生颇有杀伤力。

王赓在停战后被释放,从此一蹶不振,一度退出军界。1942年,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在前往华盛顿途中因肾病逝世于埃及开罗,以军礼葬于当地军人公墓,年仅47岁。西点军校在悼词中写到,“从军事角度而言,王赓的事业并不成功。王赓一生坦诚、正直、爱国。他是西点的光荣”。

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后,留美军校生活跃在军事外交战线上。何浩若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征募训练大学生担任各部队美军顾问的翻译官。曾锡珪担任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联络参谋,经历了后者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传奇经历。温应星之子温哈熊1944年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参谋。王之担任了驻太平洋盟军总部联络参谋,密苏里号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时,他正在现场。

有两位留美军校学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1944年,李忍涛视察驻印军防化学兵部队后乘飞机回国途中,遭遇空难殉国。孙立人担任新编38师师长后,邀请清华的同学、也是留美生的齐学启担当副手,第一次远征军失利撤退时,齐学启为带伤兵归队不幸被俘,他誓死不屈,之后死在日军监狱中。

风吹云散

抗战胜利后的十年间,孙立人在留美军校学生中一枝独秀。从新编第一军长一路晋升为陆军总司令,官拜陆军二级上将,与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并列为国民党政府博取美国支持的标志性人物。

好景不长,1955年8月孙立人因被诬牵涉兵变案被软禁,30多年后的1988年才恢复自由,两年后去世。弗吉尼亚军校对这位杰出校友十分关心,曾声明称赞孙将军当年“品行上表现优异。军事学科成绩良好”,毕业后关怀学校,对兵变一事表示“难以置信”。

不同于世界大战,国共内战没有多少位置留给留美军校学生。温应星在国共内战结束后赴美定居,1968年5月病逝于华盛顿,是唯一一名安葬于西点军校校园的中国人。曾锡珪、何浩若等人在50年代陆续退出现役,以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

曾任驻苏武官、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1950年4月在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任上,因被认为有率团倒向大陆方面的意向而被免职。他的副官黄仁宇也受到牵连,无法继续留在日本,于是选择赴美留学,日后成为历史学家,写出了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王之的经历有些特殊。1951年,在香港赋闲的他加入以前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为首的“自由中国运动”,依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在塞班岛上训练情报人员并空投到中国大陆,为大陆同胞提供了不少“抓特务”的集体回忆。朝鲜战争结束后,“自由中国运动”解散,王之返回台湾任“总统府参军”,1966年届龄退役,是军界最后一个西点军校生。

1949年前毕业的留美军校学生中,温哈熊在军界任职时间最长。兵变案发生时,他是孙立人的随从参谋,但仅被软禁一晚就被放出,此后长期在蒋经国身边工作。1984年,温哈熊晋升为台军联勤总司令成为留美军校学生中第二位上将。温哈熊1993年退出现役,2012年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

老一代的留美军校学生,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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