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马笑春

1.内质性文化因素的有效传递——跨文化语言教学的旨归

1.1语言教学应与文化培养并重

语言文字作为一套人类在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是社会集体中个体之间及不同社会集合之间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而社会文化则是赋予不同语言文字血肉灵魂及各自不同精神气质的内质性因素。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同时是文化的载体，外语教学中教授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从语言教学的第一课开始所教的语言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因素，文化就成为语言教学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语言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要求语言教学与文化意识的培养共同进行。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听说读写能力的掌握只是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跨越不同文化场域的交际能力才是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也是最终阶段。

1.2英汉文化交流的紧迫性

汉语和英语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难免产生障碍。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语言国家的跨国交流不可避免。英语作为全球通用率最高的语言，汉英之间的交流成为跨国交流的主流。人们很快便会发现在它们的交流合作中存在着有很多的文化分歧、文化误解甚至文化震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昭示着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迫在眉睫的重要性。然而，当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成果并不乐观，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顺利地进行交流和沟通。因此，对于英语口语教学，如何将英语背后的内质性文化因素恰当地传递，使语言学习者成功进行无障碍的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口语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2.应试逻辑和实利主义——跨文化交际能力障碍的隐性原因

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在当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教学实践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成果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比之理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可谓“小巫见大巫”。总体而言，当前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尚处于起步和探索期。究其原因，问题出在教育体制中根深蒂固的应试思维和当前社会盛行的实利主义。

2.1文化培养——应试教育的视野盲区

就当前教育的目的而论，应试教育的势头远远压过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劣根深种，自80年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原则泛滥以来一直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应试教育的黄金原则是：一切以分数为准绳，考什么，教什么；考多少，教多少。这种教育模式完全脱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这种简单粗暴的应试逻辑不仅在中考、高考中泛滥成灾，而且这样一种丧失思维力和想象力的刻板思维同样在大学阶段框住了学生和教师。如今许多大学生苦学英语的目的并非交流沟通的迫切愿望和需要，而是为了出国成绩单上的雅思、GRE分数。必须承认，如此这般并没有给当前英语口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及其相关知识的教授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口语教学中文化素质教育和恰当传达日渐成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盲区。

2.2补齐外语教学中文化短板的重要性

任何两个不同语言国家之间的交流碰撞，首先需要掌握对方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及由语言文字排序组合而成的书面文件是两个不同语言国家实现交流之可能的首要条件，而不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交流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需要语言文字的作为载体，因此在语言学习中文化元素的教授同样重要，首先需要在语言学习中掌握和理解目的语的文化，然后才能够实现跨文化的交际。

3.非语言交际——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策略

3.1非语言交际的四种语言策略

跨文化交际研究专家毕继万教授提出了“跨文化非语言交际”[2]的概念，论述了如何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新颖而且极具启发性的教学设想。毕教授在《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一书中提出了语言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四种语言策略：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体态语即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副语言则包括非语言语言甚至沉默，话语转接等；客体语，顾名思义，指包括衣着、化妆、皮肤、颜色、气味和个人用品在内的客体物的交际作用；环境语是指包括空间信息与时间信息及人对自然的影响。这四种非语言策略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如果可以有效运用，将会使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目标在潜移默化之中悄然实现，并且产生几乎永久性的影响效用。非语言交际，顾名思义，便是语言文字教学和学习之外的方式，无论是体态、环境、客体还是副语言，这四种非语言策略最好的实现途径便是实际的跨文化交流。

3.2语言迁移：非语言交际策略的理论合理性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参与者会在交际过程中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带着来自其文化背景的文化烙印，并且常常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或者社会语言规则来判断和理解对方的行为含义，这种现象被语言学家称为“语言迁移”。“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迁移不仅仅是传统的迁移研究中所指的来自学习者母语的影响，还可以指学习者已经习得的任何其他语言的知识对于新语言习得的影响”[3]。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沟通交流空前便捷的现代社会，国际交流的频繁和便捷为当前英语口语教学过程中发挥非语言交际策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所以高职高专院校应当尽可能加强与国外高校之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为口语教学和语言学习提供尽可能真实的文化环境，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更亲密、直观的感受，理解异质文化背景的交际对象的语用迁移的规则和特定含义。比如，日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都会在课堂上讲解日本的公共文化：诸如日本人把在公众场合讲话低声细语视为一种礼貌，在面馆吃面把发出很大的响声视为赞赏面的口味，尊重卖家。如此这般，千百次这种口头的生硬传授不及学生和日本同学一两次的真实相处。

所以，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尽可能将英语口语的教授过程变为诸如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相处的文化空间，并在这样一种文化空间中积极引导学生利用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体验异质性的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教育出版社，2000：35.

[2]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1.

[3]杨连瑞，张德禄.二语习得研究与中国外语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