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化解顺直省委危机

◎李东方



蔡和森化解顺直省委危机

◎李东方

中共顺直省委旧址（已拆除）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已开始党内巡视工作的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中央对各地党组织情况不了解，各地党组织也亟需得到中央的指示。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向各地派出巡视员，对各地党组织开展巡视，以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直接帮助下级党部确定正确的政治、组织、工作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方法”，解决地方党组织内部纠纷等，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巡视工作之初，即被任命为中央巡视员，负责巡视中共顺直省委等。巡视期间，蔡和森化解了顺直省委危机，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

顺直省委党内分歧升级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方成立中共顺直省委，由彭述之任书记。

中央决定彭述之负责顺直省委工作，是要他恢复已遭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和停顿已久的各项工作，开创北方党的工作新局面。但以彭述之为首的省委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坚持右倾路线，由等待主义变成关门主义，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使党的影响在群众中低落，甚至完全脱离群众，使党的组织日益缩小”，致使“顺直工运已停止一年多，党只有上层机关而无群众工作，党的指导机关与党员，尤其与工人同志关系非常紧张，工学界限很深”；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式统治，发展个人意气之争和党内的派别纠纷，“家长式的命令主义，学院式的训练，法律式的纪律”，“同志只有绝对的服从，毫无正确的党的生活，不要同志讨论政治及党内问题，对党的指导机关稍有怀疑与批评，便是违反了纪律，即予惩罚开除”。这种家长式的高压政策，严重窒息了党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引起党员的极大不满和思想意识的混乱。

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持下，对顺直省委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新省委由朱锦棠任书记，于方舟任组织部部长，彭述之任宣传部部长，王仲一负责工运，杨春霖负责农运。彭述之在顺直期间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行家长统治、严重脱离党内群众的作风受到批判。改组后的顺直省委又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不顾客观形势，盲目发动玉田暴动，导致北方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更是直接导致党内分歧升级，不少党员要求改组省委。顺直问题由此产生，纠纷不断。

第二次改组顺直省委得到中央批准

1927年12月4日，中央常委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任命蔡和森为中央巡视员，先巡视顺直和三特区（指当时的热河、绥远、察哈尔），后巡视东北三省或山西。中央常委会鉴于“彭述之同志有宣传第三党的错误、反对北方局改组直隶省委（即顺直省委。笔者注）的企图，最近玉田暴动的观点，又有军事投机的倾向，而北京几个反对省委市委改组的分子又直接间接在彭述之同志影响之下……中央特议决彭述之同志立即停职，由中央巡视员和森同志会同直隶省委彻查此案并报告中央核办”。

12月18日，蔡和森抵达天津，开始对北方工作进行巡视。19日，蔡和森在顺直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精神，但没有传达关于彭述之停职的决定，只说让彭述之回沪。20日，彭述之去上海。蔡和森在巡视中发现，顺直地区“党员群众对于省委常委会表示很不满意，激烈地批评，并激烈地要求驱逐彭述之与改组省委”。

1928年1月中旬，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身份主持召开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会议，“根据群众要求改组省委”。由于时间仓促和交通不便，参加会议的只有天津、唐山、京东等几个大工业区的工厂党支部代表及农村党组织代表，而直中、直南党组织代表均未能参会，北京市委因遭破坏尚未恢复，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一、反对机会主义；二、恢复党的组织；三、改变工作方法。这次改组，产生了由13人组成的新省委，其中工人8人，推举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很低的王藻文为书记，王仲一任组织部长，彭真任宣传部长。会议通过《顺直省委关于党内问题决议》，认为：“彭述之再不能容留在党内，必须永远开除党籍……”决议还检查了省委在4个月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认为“省委常务委员会在政治上组织上无形中受着彭述之主义的影响。朱锦堂、王仲一、吕职人3同志不坚决地公开地与彭述之主义斗争，亦应予以警告”。

这次改组会打破了彭述之的家长制统治，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调动了党内积极性，使党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改组会也存在严重缺点：一是没有结合北方实际情况制定出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二是在批判机会主义错误中，过分集中于彭述之个人，过分否定过去的工作，把知识分子同机会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从而扩大了工学之间的矛盾；三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党内民意，模糊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忽视了对党内经济主义倾向的抵制和批判，使其发展，造成了党内经济纠纷。

改组会后，蔡和森赴唐山等地巡视。他发现唐山党组织因负责人傅懋恭（彭真）调省委工作，党的领导力量减弱以致于工作陷入停顿，蔡和森即着手恢复唐山地区党组织，建立健全各地党支部工作，并开办了短期工人支部训练班，亲自授课，向工人传授“做支部的经常工作及怎样组织部分的日常斗争”等。在主持训练班期间，蔡和森还主持召开了唐山党组织代表大会，改组了唐山市委，使唐山党的工作走上正轨。

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会听取了彭述之、刘伯庄关于北方工作的报告，彭述之对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常委作了解释，并指出了蔡和森在领导北方局及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的错误。中央认为顺直问题比较复杂，决定调蔡和森、朱锦棠来上海解决问题。接到中央的信，蔡和森召开省委常委会进行讨论，会议认为：唐山工人支部训练班尚未结束，蔡和森不能立即赴沪，且省委认为彭述之问题，不是蔡和森与彭述之个人之间的问题，省委改组经过须得省委向中央详细报告，请中央审查。顺直省委决定派王藻文、傅懋恭、张昆弟及前书记朱锦棠赴沪向中央汇报。蔡和森亦向中央写了报告，就北方工作、彭述之问题等，向中央作了汇报。

1928年2月16日，中央在听取朱锦棠、傅懋恭和王藻文关于顺直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发出《致顺直省委及全体同志信》，肯定了改组会议反对机会主义的精神，对改组后的新省委予以批准。信中也指出了改组会议决议案对中央精神没有深切明了地了解而存在的错误。

2月中旬，蔡和森遵照中央命令，停止在北方的巡视工作，离开天津返回上海。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蔡和森的巡视报告，并根据蔡和森、顺直省委的告发及彭述之的答辩，再次讨论了彭述之的问题。4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彭述之中央委员资格。

由于顺直问题的复杂性，蔡和森的这次巡视并没有完全解决顺直党内的纠纷和错误，随着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先后又派出刘少奇、陈潭秋赴北方帮助顺直省委处理并解决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直至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赴北方亲自处理，顺直问题才宣告解决。

主动请求处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蔡和森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

对于蔡和森巡视顺直省委期间的工作，1928年10月12日，《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充分肯定了1月改组会议，指出 “1月改组会的召集在当时挽救顺直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危机有十分的必要”。同时，决议案也指出蔡和森作为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犯了个人意气与成见的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失。蔡和森在给党的六大产生的新的中央常委会的报告中也承认：在巡视期间对顺直省委的改组，没有作出一个总的政治决议案，否认过去的一切，极端民主化、党内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在反对彭述之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带有个人意气等。他认为，自己的错误“最根本的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而“极端民主化这个坏处不比机会主义好，一样的破坏党与革命”。他还向中央提出，为了党的前途及完成党的六大赋予的责任，请求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资格。

蔡和森在巡视期间的工作错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党处在成立早期，关于党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准备不足，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加之当时的白色恐怖，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巡视工作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蔡和森因维护六大决议，反对冒险进攻城市，被错误地攻击为“右倾”。而此时，连续发酵的顺直问题成为开除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借口。

1928年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常委、委员资格，仍在宣传部工作。受到错误对待的蔡和森，因哮喘病发作，病情严重，于1928年底赴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0年12月，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立三路线错误时，专门提到：“六次大会之后，中央的组织路线是和我的错误密切相关的。我们机械地理解了党的纪律。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譬如，你们知道的‘北方问题’，当时因此而不正确地开除了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

总的来说，蔡和森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功绩还是主要的。通过巡视指导，使遭到破坏的北方党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工农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蔡和森本人在检查自己的工作时，能够直面错误，勇于检讨自己的不足，主动请求中央对自己处分。对于自己遭受不公正对待，他当时保持了沉默，不申诉，不发表意见，甚至反对旁人代鸣不平，终日埋头读书，不顾重病坚持为党工作，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服从组织、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