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与专业反思

葛军伟++杜会芳

摘要：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灾害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的助人方法，在满足受灾群众需求、创新灾区社会管理、加强灾区社会建设、促进灾区社会发展方面的成效日益显现，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支持与关注。本文以汶川地震为例，从本土化的视角分析灾害社会工作实践现状，并从“社区为本”和“嵌入性”等层面对灾害社会工作进行反思，加快灾害社会工作的由本土化向扎根阶段的进程。

关键词：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专业反思 灾害社会工作是以受灾群众、家庭和社区为服务对象，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帮助受灾对象修复受损关系、提升发展能力、增强社会功能、走出生活困境的专业服务，是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早期的服务标志着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的专业，长期以来都有介入灾害救助的经验。

一、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基本情况

“5.12”汶川大地震，强烈的破坏性给受灾者代还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压力，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灾害社会工作开始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灾害情境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实践空间，社会工作者的迅速介入、积极干预，努力开展灾害救助与帮扶等工作，使受灾群众尽快从困境中得以解脱。笔者以汶川地震为基点，从灾害社会工作的功能、介入模式、目标和关注核心、工作原则等方面分析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过程中，我国社会工作组织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介入模式。总结这些经验模式，对形成本土性灾害社会工作的服务机制具有促进作用。

（一）“鹤童服务模式”：社会企业推动灾害服务发展。在汶川地震中，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及其在绵竹紫岩护理中心的运作模式在资源自主性、人力资源市场化、参与式管理方面反映出了社会企业的特征，其运行模式收到了许多研究社会企业发展模式的学者关注。鹤童在灾区建立养老院，政府通过购买其社会服务的形式负责向该院输送受灾老人，鹤童负责养老护理员的培训、专业化的服务和管理。当运营满一年的时候、并建立起完整的运行制度后，由政府收回养老院，并使当地培养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运营。鹤童的社会企业的形式与一般性的“政府购买服务”有所不同，不仅接受一部分政府资源和社会捐助，而且依靠一些有偿服务来作为其主要收入，实现可持续性的项目化运作。

（二）“剑南社工”：“寻解导向”介入社区能力建设。“剑南社会工作服务站”成立，通过与社区居民建立“专业关系”和“寻求解决问题方法”，开展社区能力建设、各类文体活动等，积极促进社区康复和发展、增进社区能力建设，同时为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多元化服务。“寻解导向”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强求问题的成因，明确地震等外在客观环境是不可抗逆的因素；第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是多渠道的；第三，寻解、创造性解决是可以清楚描述，并且可以学习的；第四，建构关于未来的信念，与案主同行，共同参与社区能力的建设，再由案主自决采取行动，实现社区的重建。

（三）“青红社会工作”：社区为本的“生计发展”模式。由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联合建立的青红社会工作服务站，致力于从经济、资源开发等层面恢复和发展灾区的生计，他们的工作内容明确为三方面：家庭生计发展、残疾人康复和个案家庭辅导。其中生计发展是重中之重，残疾人康复和个案家庭辅导要配合家庭生计发展这项工作。

二、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专业反思

灾害社会工作的引进阶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工作相关理论的引入，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正在不同程度的进行；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阶段，主要是对社会工作进行全面反思，并在中国这一场境中诠释、发展和创新，本土化阶段正处于起步阶段，初现成效；扎根阶段，主要是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社会、历史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实务过程。反思当前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阶段在中国发展已有一段时间，如何让它在本土生根、开花、结果，将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化，发展我国的本土性社会工作，笔者对此作了几点反思：

（一）坚持“社区为本”，避免单向度的“问题为本”或“方法为本”。Germain、Gitterman（1980，1996）提出的生活模型（life model）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指出个人与他人和环境的相互依赖性，形成“人在情境中”假设。这一假设既强调个体内在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同时注重改善和动员外部环境中的资源以创造个体更好地生存福利，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的。“社区”作为个体和环境互动最为直接和基础的载体，是个体最初的“生活模型”。坚持社区为本的灾害介入方法，是切入灾民需求的最好平台。“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通过开发社区资源，恢复和建设个人生存的环境和外部资源。同时，个体和家庭功能的改善有可以为社区注入优化资源。以社区为本，不是否定“问题为本”或“方法为本”，也不是单一的社区工作，而是以此加强资源链接和恢复社会支持网络，避免工作开展的片断化，在社区这一场域中开展综合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灾害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

（二）坚持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嵌入性”机制

1、将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嵌入政府的政策体系。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中，国家（政府）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和分配者，也是大型危机事件的核心应对者。在汶川地震中，国家迅速启动了专项应急预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的一级响应体系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对灾后救助予以明确立法，明确灾后救助的预期。而且，中央政府责成经济社会较发达的省和直辖市，对口援建遭受极重灾区的县或县级市，而“社会工作”作为援建项目的一个“软项目”，支持灾区的恢复和重建，如上海的“政社模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将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内容嵌入政府的政策体系，不仅可以积极指导和推行社会工作的政策实践，提升社会工作服务内容合法化地位，而且使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救助形成合力，促进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优化。

2、注重服务内容嵌入本土文化。灾害社会工作只有适应本地场域和满足安置点的需要才会发挥其积极作用与功能，社会工作需要适应安置点的社会文化并尊重其主体性，在工作手法上融入当地居民惯常的习俗，重复利用本土化文化资源，协助他们承担灾后重建的责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积极发展本土化的服务模式，他们从首先就是“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结合灾区的“羌绣文化”，动员组织灾区妇女成立“映秀母亲”刺绣小组，社工充当小组成员的小组监督，不仅促使自身和小组成员的人际关系得到发展，而且为灾区居民找到了生计恢复和发展的渠道。

3、 嵌入本地社会组织服务体系 灾害社会工作从服务内容来看，它包含着跨领域的分工与合作，也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宏大工程。社会工作服务方案在基本方向上必须保持与本地社会组织服务体系相一致：意识到社区重建的主题是当地管委会、居委会和居民是社区重建的主体，对这些机构要保持充分的尊重与良好的沟通，并动员本地志愿服务资源，实现与原有的服务设施、服务资源有效对接创造条件，实现人力、资本、政策等方面向社会服务机构汇集，造就一支本土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民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2013.12.

[2]从历史上看，灾害社会工作起源于美国内战时期，社会工作者在美国退伍老兵中心帮助士兵处理因战争而造成的身心创伤。此后，慈善组织会社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以及大火中也提供过危机救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