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增权与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
——基于西藏山南两个社区的对比研究

杨昆（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旅游增权与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
——基于西藏山南两个社区的对比研究

杨昆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增权”缘起于社会学研究，被引入旅游研究后广受关注。本文选取西藏山南两个民族旅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观察记录和深度访谈，试图研究旅游增权与社区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增权与社区社会文化变迁之间存在联系，与去权社区相比，增权社区人口稳定性更好、旅游发展倾向更明显、社区文化自信更强且对未来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关键词：旅游增权；文化变迁；民族社区；西藏

旅游发展在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时，对当地文化造成的影响，也一直是民族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旅游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被看做是一把“双刃剑”（田敏，2003[1]）。普遍的观点认为，旅游带来的民族文化良性变迁值得推动，恶性变迁则需要避免（刘安全，2011[2]）。从这一视角出发，很多学者提出“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控制旅游对民族社区文化影响的有效方法（孙九霞，2005[3]；方世巧等，2013[4]）。其中，孙九霞（2013）的研究更是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强度与族群文化的保护程度呈正相关关系[5]。尽管社区参与理论的作用得到学者们广泛的认可，但在实践中社区参与往往流于表面而无法发挥实际效果。面对这一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后提出“增权”（empowerment）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有效途径（左冰、保继刚，2008[6]；王亚娟，2012[7]；潘植强等，2014[8]）。那么，旅游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与学界关注的社会文化变迁存在何种关联。本文在梳理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比西藏山南地区两个民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结果，试图探索旅游发展中增权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旅游增权

“增权”缘起于社会学范畴。增权（empowerment）由权力（power）、无权（powerlessness）、去权（disempowerment）和增权（empowering）等几个核心概念共同建构（左冰、保继刚，2008[6]）。其中权力是的各方争夺或获取某种竞争性资源的现有的或潜在的能力；无权是权能上的缺失或无权感；去权是社会中的某些社群权力被剥夺；增权则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Zimmeman，1990[9]）。斯切文思（Scheyvens，1999）将增权理论引入生态旅游研究中，研究提出旅游增权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维度分析框架[6]（如表1）。

左冰、保继刚（2008）将增权理论引入国内旅游研究，引起学者的关注。同时，王宁（2006）在研究消费者增权时提出的“制度性增权”[10]也得到旅游学者的普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旅游增权本土化研究（保继刚、孙九霞，2008[11]；左冰，2009[12]；王亚娟，2012[7]；潘植强等，2014[8]）。已有研究多从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出发，分析平衡相关权力关系、构建增权类型、寻找增权途径等问题，王会战（2013）梳理国内外旅游增权研究后指出，“有关旅游增权的研究主要围绕增权研究的逻辑展开，具体涉及增权是什么、凭什么增、为什么增、增什么和怎么增等问题”[13]。本研究将从“增权—文化”视角出发，研究旅游增权与文化变迁之间的联系，属于“为什么增”的范畴。

表1：旅游增权中的四个维度

二、民族社区对比研究

用于对比的民族社区在资源特征、旅游开发程度、社区规模等方面应具有一定相似性，在旅游增权上应具有相异性。在此前提下，对比社区居民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感知，从中分析旅游增权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社区选取

1、社区概况的相似性

研究选取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门中岗村和扎囊县桑耶村为对象社区。西藏山南地区被誉为西藏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和第一所佛法僧齐全的寺庙桑耶寺都位于山南地区。研究选取的门中岗村即为雍布拉康所在地，桑耶村即为桑耶寺所在地。门中岗村距山南地区行署泽当镇12公里，有公交车往返，交通便利，全村现有144户村民；桑耶村在雅鲁藏布江北岸，进出方式主要靠自驾或往返于拉萨和泽当的班车，从拉萨乘班车需要5小时左右，从泽当乘班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全村现有390户村民。雍布拉康和桑耶寺是山南地区最负盛名的两处人文旅游资源，两个景区就在门中岗村和桑耶村两个社区辖区内，社区规模基本相当，尚未因旅游进行大规模开发，社区原貌保持较好，因此符合研究需要②（见表2）。

表2：社区基本情况对比

2、旅游参与方式的差异

门中岗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业、种植业和养殖业，曾经也有过手工业，但由于手工业收入有限，如今基本参与到旅游业中。村中居民的旅游业参与分工十分明确，居民可在“牵马、开茶馆、卖水晶、卖经幡和提供住宿”五项中选择一项来经营（村中有一户人家专门养骆驼供旅游者拍照），不允许多种经营。同时，外来人员在村中从事经营活动需要逐级审批，手续十分繁杂困难（截至调查期间，全村只有一家外来经营户）。这些措施都用以保证社区本土居民能从旅游业受益。门中岗村旅游发展赖以依托的旅游吸引物雍布拉康，其门票收入也有明确的归属：门票收入的50％由县里收取，45％留在寺庙，剩余5％分配给乡镇。由政府收走的门票收入通过修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重新反哺于门中岗村。

桑耶村居民390户，从事与旅游相关行业的只有28户，主要是开餐馆和茶馆，其他的多是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村中的餐厅和住宿多是由藏式家庭住宅改建而成，接待条件和接待能力均十分有限。桑耶寺在村中的旅游接待中居于核心管理地位，村中唯一的现代宾馆“桑耶镇宾馆”的所有权属桑耶寺所有，桑耶寺门票收入实行独立管理。村中道路修缮和门店建设均由桑耶寺出资，桑耶寺具有大部分店铺的所有权，以出租的方式转移经营权，不特别限制外来人员参与经营。

综上，在同样的旅游资源禀赋和开发程度下，门中岗村显示出更加明显的增权特征，而桑耶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去权特征，两个社区符合对比研究要求。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研究社区进行观察记录，并依据访谈提纲与部分社区居民进行深度访谈，了解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旅游增权和文化变迁。访谈样本如下：

表3：访谈样本

三、旅游增权与文化变迁

（一）旅游增权

根据田野调查的观察记录和访谈记录，两个民族社区在旅游参与中的增权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差异。门中岗村村民的旅游参与缘起于为旅游者牵马，全村有56户人家以这种方式从旅游参与中获得收入。全部马匹分为两队，每天轮换，当值的马队也通过序号为旅游者提供牵马服务，晚上全部收入汇集后在平均分配给当值马队的每个成员，最大限度的保证每个参与者的利益。这种方式又衍生出村子将社区居民旅游参与分类化的方式，每户只能参与一种旅游经营项目。由此，旅游为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收益被社区中所有家庭共同分享，经济增权得到体现；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中享受到最实际的好处，村民都表示愿意通过培训和其他方式继续投入旅游经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心理增权得到体现；由于门中岗村旅游参与十分重视“公平”和“共享”，村民基于公平感知更愿意投入合作，社区整合度较高，社会增权得到体现；同时，村民们有机会集体决策某些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具有政治增权特征；更重要的是，社区旅游参与和管理已经出现制度化指导，由乡镇政府负责监督引导，制度增权的出现保障了社区利益的落实。

表4：两个民族社区的旅游增权

桑耶寺在桑耶村旅游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是当地社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吸引物，另一方面，它在当地掌握着很多经营资源。如桑耶村唯一的现代化宾馆由桑耶寺直接经营管理，社区店铺很多都由桑耶寺出资修建并掌握所有权，出租给经营户时也没有区别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口。桑耶村大部分居民无法分享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更没有对旅游发展的决策机会。因此，居民对旅游经营的热情也不高，对旅游发展没什么特殊的期待和希望，甚至对旅游发展给当地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由此可见，桑耶村更多表现出旅游去权的特征。

（二）社会文化变迁

本研究从人口结构、经济变迁、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对两个社区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对比。

1、人口结构

门中岗村人口结构没有明显的人为变化，为保障社区居民利益，村子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的经营活动，但桑耶村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社区旅游参与中有很多外来人口。

我们搞旅游不仅可以照顾家里，而且能赚钱，比打工强。（受访者M1）

马队和经幡也是村里面组织的，外地人一般不让来。（受访者M5）

外来人员没有影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促进旅游发展和旅游收入，但要来从事经营活动，手续十分复杂，村里目前只有一户外来经营户。（受访者M4）

这里开店的很多是外地人，那家是昌都的，那边那家也不是本地的。（受访者S2）

2、经济变迁

旅游业的发展使门中岗村经济结构由过去的种植、养殖业为主变迁为旅游业与原有产业并举。旅游业与原有产业并无直接冲突，村民在闲暇时间也更愿意投入到旅游业中。桑耶村村民从事旅游业的主动性较弱，原有经济结构变化不大，即使从原有产业中退出，也很少选择旅游业。

因为雍布拉康是西藏第一所宫殿，有浓厚的历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游客，现在村民的大部分收入是靠旅游，但也有农业和畜牧业等，且旅游的收入比其他的收入方式好得多。（受访者M2）

以前有手工（业）的，但手工既费人工，又不怎么赚钱，所以现在都从事旅游了。（受访者M1）

除了开茶馆以外，还有的就是种地、畜牧和外出打工了，以前还有制作藏香的（一个月差不多工资有1000元），现在不做了，在山上采天然的香，不过现在桑耶寺在修建，村里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受访者S4）

3、社会关系

淳朴的民风随经济利益矛盾突出而消逝的现象在民族旅游中十分普遍。旅游业的发展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瓦解？调查中发现，门中岗村和桑耶村均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关系恶化，但比较起来门中岗村居民对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更具信心，桑耶村居民虽未明显感觉到社会关系的变化，但出现对未来显示出某种担忧。

旅游的发展会使得各家庭之间关系更融洽，不会引起斗争，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大家似乎达成共识，有的有工作，有的搞旅游，基本家家户户都有做生意的，都想着要富裕起来，他们不会出现抢客人的情况，甚至有的还帮邻居的忙。（受访者M4）

大家还是跟以前一样相处，关系很好，都互相帮忙，不存在什么冲突。（受访者M1）

村民的关系以前很好，互相帮助，相处和谐，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也越来越严重，与外来人员的竞争也很严重，可能没有以前好了。（受访者S5）

这边是传统的藏族生活区域，人们的诚信和道德都很好的，以前出门的时候都不用锁门的。（受访者S3）

4、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

由于旅游发展阶段的原因，旅游对两个社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有明显影响，但调查中发现，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门中岗村村民抱有更积极的态度。

年轻人放假回来都会在家帮忙，因为从事旅游也基本每天都会赚钱，他们的思想也都转变了，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发展旅游就更好了。（受访者M4）

外来人员没有影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促进旅游发展和旅游收入，有的人家甚至是旅游示范户（旅游示范户村里大约有三四家）。还是大家庭模式居多，小家庭也有部分存在。（受访者M7）

旅游发展没有影响本地的文化和生活，人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生活，如每年都会过“望果节”，基本内容也没有变。在一般节日和办喜事时都会穿藏装等。（受访者M4）

原来传统的教育都源于寺庙，现在只剩下一些正常的寺庙活动，辩经之类的。随着正规化教育的发展，专门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发展于寺庙的绘画、音乐、医学等科目在寺院已不复存在了。（受访者S5）

这儿的发展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物质生活发展了，寺庙里面也是如此，但精神上开始变得空虚，人们不像十几年前或者几年前一样感觉幸福，幸福感在逐渐减弱。（受访者S5）

大家交流也很密切，尤其晚上工作结束后，还会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大家庭也存在，小家庭模式在增多，但大家还是很孝顺。（受访者S3）

5、语言

由于旅游接待的需要，门中岗村村民大多数会说汉语，对语言学习的需求动机也源于可以更好地经营旅游业，村子里的指示牌也有汉藏两种语言。桑耶村村民很多不能用汉语交流，在桑耶村汽车站上张贴的汽车时刻表也只出现藏文，村民学习新语言的积极性不高。

对藏语影响不大，一般都是双语教学。买卖商品的多是汉语说得好的，英语等语言可能较少。（受访者M4）

现在会藏语和汉语，不会其他的语言，英语也不会，但咱们的菜谱上会打印英文。（受访者S4）

现在对藏语的使用非常不规范，包括在一些政府的相关文件中、道路的指示牌上等都会有错误。作为藏语普通话的拉萨语，传统的敬语已经很少在运用……外来语也有很多，藏汉语杂用的情况也特别多，藏语书写问题也有不少……我自己对藏文的发展情况也非常担心。（受访者S5）

（这里外国游客这么多，会学英语么？）不会，有菜单的嘛，会算（价格）就可以了。（受访者S3）

综上所述，门中岗村和桑耶村两个民族社区，一个表现出旅游增权特征，一个表现出旅游去权特征，两个社区社会文化变迁也出现不同特点。（见表5）

表5：两个民族社区的文化变迁

四、研究结论

桑耶村距旅游集散地更远、旅游者类型较为单一且与当地社区文化背景相似；门中岗村距旅游集散地更近、旅游者类型多样。根据已有研究，门中岗村社区文化受到旅游冲击应该更大，文化恶性变迁程度应该更强。但从社区社会文化变迁对比上看，结果却恰恰相反。在旅游吸引物、开发程度、社区规模相似的情况下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因为两个社区参与旅游的增权程度不同所致。因此，旅游增权与文化变迁之间存在关联，具体表现在：

（一）与去权社区相比，增权社区人口稳定性更强

人口稳定性是社区社会文化保持的基础。增权社区中居民的旅游收益得到充分保障，社区居民可以在兼顾家庭的同时赚到更多的钱，人口流出性减弱；同时，外来人员在社区从事经营活动十分困难，很少有人口流入。去权社区旅游经营常有外地人口介入，因此人口流动性强。

（二）与去权社区相比，增权社区经济结构变迁更倾向旅游发展

这一趋势十分明显，增权社区的旅游收入被社区居民分享，同时有制度保障社区居民分享时的公平性，社区居民很容易得到旅游发展为当地带来的好处，更愿意投入旅游发展。去权社区的旅游收益或者被强大的旅游发展控制方占有，或者被外来经营者占有，只有少数社区居民能够分得一点利益，大多数居民无法从社区发展旅游中得到收益，参与旅游的积极性明显降低。

（三）与去权社区相比，增权社区文化自信更强

增权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拥有稳定的收益和更充分的话语权，社区整合度较好，一方面，社区关系保持稳定，不会出现因利益导致的社会关系恶性变迁；另一方面，经济增权带来的收益使村民更有基础去保持社区文化传统。如门中岗村调查中发现，因为平时收益有保障，当地居民不会因为要经营旅游而放弃传统文化生活，如“旅游发展没有影响本地的文化和生活，人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生活，如每年都会过‘望果节’，基本内容也没有变。在一般节日和办喜事时都会穿藏装。”（受访者M1）

（四）与去权社区相比，增权社区对未来社区文化变迁更具积极态度

调查中，去权社区在社会关系、价值观念、语言等方面变迁尚不明显，但对未来的变化有一种担忧，认为社区文化会逐渐恶化，面对变化也很少采取主动措施，而是选择被动适应或接受。增权社区则恰恰相反，居民对未来社区文化变化更有信心，大多认为社区文化好的一方面不会动摇，消极变化不会出现，对已经出现的如语言等变化，也采取积极态度去面对。

五、结束语

增权理论自引入国内旅游研究后广受关注，但已有研究的关注点大都在权力或权能本身。事实上，在“为什么增”的研究领域，本研究结论表明，旅游增权程度不同，会影响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表明，旅游增权与文化变迁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与去权社区相比，增权社区人口稳定性更强、旅游发展倾向更明显、社区文化自信更强且对未来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然而，旅游增权与文化变迁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旅游增权对文化变迁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增权社区与去权社区文化变迁的轨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来给出答案。

[注释]

①王宁（2006）明确提出“‘权利’是‘权力’的一种特殊类型”。

②以上数据源自课题组田野调查记录和访谈。

[参考文献]

[1]田敏.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旅游效应再认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2]刘安全.旅游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评述[J].贵州民族研究，2011（1）.

[3]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正效应[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

[4]方世巧，马耀峰，马鸿宇.旅游对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影响的国内研究述评[J].旅游研究，2013（4）.

[5]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与族群文化保护：类型与逻辑关联[J].思想战线，2013（3）.

[6]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

[7]王亚娟.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J].旅游科学，2012（3）.

[8]潘植强，梁保尔，吴玉梅等.社区增权：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J].旅游论坛，2014（6）.

[9]Zimmerman M.A，Taking aim on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and individual conception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90 （2）.

[10]王宁.消费者增权还是消费者去权——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重新审视[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11]保继刚，孙九霞.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论坛，2008（1）.

[12]左冰.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云南迪庆案例[J].旅游科学，2009（2）.

[13]王会战.旅游增权研究——进展与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3（8）.

[责任编辑朱普选]

[校对赵海静]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6）02-0088-07

收稿日期：2015-09-20

作者简介：杨昆（1982-），女，甘肃兰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者行为。

基金项目：本文系第二批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背景下的西藏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项目号：xc13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