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动员视角下“表演式抗争”的发生与剧目*
——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例

■ 郭小安　刘明瑶



媒介动员视角下“表演式抗争”的发生与剧目*
——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例

■ 郭小安刘明瑶

【内容摘要】当前有关底层抗争的研究主要借助了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的分析框架，如“以法抗争”“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以气抗争”“情感抗争”等，随着抗争策略的不断变化和丰富，有学者尝试把底层抗争与媒介动员结合起来，研究视角从“运用何种武器”转到“何种武器有效”，由此提出了“表演式抗争”的解释框架。本文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案例，从媒介动员的视角出发，分析访民在表演抗争前的动员策略、表演抗争中的剧目以及表演抗争后的效果，尝试为新媒体时代的底层抗争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抗争；抗争表演；媒介动员；抗争剧目

一、问题的缘起及文献回顾

美国学者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研究，指出穷人和富人的斗争并不一定是用刀光剑影的“血和火的文字”来书写，隐藏在背后的不易察觉的日常抗争形式也同样重要，如纵火、怠工、偷窃、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①由此，“弱者的武器”“生存伦理”“日常抗争”“隐藏的文本”等成为底层抗争研究的常用概念，国内学术界由此形成了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底层抗争策略，如以势抗争、以死抗争、以气抗争、以身抗争、情感抗争等。②

事实上，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研究框架并不限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亦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并被“媒介动员”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所采纳，关注重点则从“选取何种反抗武器”向“何种反抗武器有效”转移，以此形成了“媒介赋权”“传播赋权”“媒介化抗争”等概念。如吉特林认为，大众媒体是社会运动（抗争）重要的工具，甚至是决定性因素，③媒体对社会抗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框架化工具。Garrett、陈天祥、曾繁旭等人由此提出了“媒介化抗争”的概念，他们认为新媒体改变了底层抗争者的动员结构，抗争者可以利用情感动员获得媒体与公众的注意，或通过情感动员获得道德正义。④李艳红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机遇结构下，底层抗争惯用的传统方式容易审美疲劳，难以引起公众关注，相反，熟悉文化知识的精英群体的抗争更能引起媒体持续关注，由于他们熟悉文化和艺术抗争符号的使用，在中国媒介体制下容易去政治化和去敏感，因而获得更多的对话空间，实现传播赋权。⑤

随着抗争策略的变换，有学者提出了“表演式抗争”的分析框架，并对“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策略、诱因、对策等进行了研究。黄振辉以“海珠桥的连环跳江事件”为例，认为表演式抗争的戏剧性与参与者数量成反比，越是个体的抗争越具表演、仪式性，越是群体的抗争则越暴力。⑥吕德文以“宜黄事件”为例，指出媒介动员创新了抗争表演，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⑦黄杰指出，当前中国的互联网抗争行动是一场在线的或者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抗争表演活动的总和，抗争表演的关键在于核心抗争者对抗争剧目的选择及创新，以实现抗争议题的焦点化、媒介化甚至政治化。⑧尹利民以“农民上访”为例，借助剧场、剧目等概念构建了“表演式上访”的解释框架。其中，上访人可以看作是剧中人或表演者，国家是主持人，而上访的组织者可以看作是导演，普通的民众则视为观众。⑨

总之，从当前有关“表演式抗争”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集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主要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视角研究抗争表演发生的机理，而把“表演式抗争”与媒介动员结合起来的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选取“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案例，尝试通过文本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媒介动员视角对“表演式抗争”的动态过程进行深度描写和剖析，以此勾勒出二者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取这个案例，是因为该案例具有如下特点: 1.抗争场所为媒体驻址（《中国青年报》报社），而非政府或其他公共场所，具备鲜明的媒介动员的色彩；2.参与抗争的人数达到7人，突破了以往个体式抗争表演的人数；3.抗争表演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关策划痕迹。由此，本文把“表演式抗争”放到媒介动员的视角中加以考察，分析此案例中，抗争者在表演之前，如何进行媒介动员？在动员失败后，如何设计抗争道具和剧目？在表演结束后，产生了何种动员效果？

二、“表演式抗争”的前奏：维权与媒介动员的尝试及失败

2014年7月16日早晨8时10分，有7名身着统一白色上衣的访民在《中国青年报》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场面非常惨烈，门卫见状后立即拨打报警及急救电话，七人被分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经《中国青年报》报社记者核实，7人系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的访民代表，均来自泗洪县青阳镇旗杆小区，曾由于不服补偿协议而多次上访（上访过程如表1所示）。据统计，自2013年9月3日以来，针对危改项目的补偿争议，拆迁户通过写信、走访、投诉、信访等方式进行制度化维权达多达29次，且部分访民被截访甚至坐“黑牢”。

制度化维权的失败使得部分访民转而尝试媒介动员。媒介动员包括自媒体动员和大众媒体的动员，自媒体动员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同情。正如杨国斌所言，“能让人感动，给人震撼的谈话，容易发展成为有影响的网络事件。越是触及公民道德底线的事件，越具有震撼力，也就越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形成网络事件的可能性越大”。⑩在自媒体动员方面，2013年10月18日，本案中6位访民（其中包含3名喝农药当事人）在“百度贴吧南京零距离”发网帖“江苏泗洪县青阳镇因强制拆迁引发群众上访事件”，帖文共2661字，分为事件由来、6名反映人自述、终述三部分，主要反映拆迁补偿低、强势拆迁和被关黑牢的经历。⑪从叙事风格来看，该贴采取的是记流水账式的方式，不管是标题、文字还是结构，都显得过于平淡，所以，自发帖日起，该文仅引起1人分享，1人留言。此外，发帖者（楼主）选择的动员场所“南京零距离吧”属于非热门贴吧，活跃度较低，且帖文多是转载讨论电视节目《南京零距离》的新闻资讯，伸张正义的内容放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最后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表1　访民5次制度内维权活动一览表

自媒体动员的失败促使部分访民商议“如何把事情闹大，以制造影响引起大众媒体关注”。⑫2014年3月和5月，他们曾两次来到中青报报社递材料，均无进展。事后据一名访民回忆，其实在5月28日，8名访民曾计划在中青报报社门口喝农药，最终却因“拍照的人没来，所以没喝带的农药”，计划因此暂且搁置，事后据一参与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称，其实他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去了北京，当时就有了这个集体自杀的计划，之所以把自杀地点选择在中青报报社门口，是因为想得到媒体帮助。

可见，对于底层抗争者来说，不管是自媒体动员还是大众媒体动员，都需要一定的叙事技巧或社会资本，“在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格局下，社会底层在社会和文化资源上处于相对弱势，通过传播来实现赋权，可能存在更多的障碍，即便是新媒体也同样高度依赖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⑬。因此，仅仅依靠新媒体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传播赋权”，因为“底层身份”及“悲惨遭遇”不见得总能获得媒体的青睐，因此，更新、创新剧目，推动事件往深层次方向发展，势在必行。只不过这次，7位访民选择了“表演式抗争”这一戏剧化的方式。

三、表演式抗争的发生过程：道具、舞台与抗争形式库

“抗争行动形式库”（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的概念是由蒂利提出，用以描述一个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在一起行动时所可能采用的一系列随时间不断发展演化的策略和手法的组合，形式库的词义源于戏剧，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运动及其反对者之间发生的互动可以理解成一种“策略性表演”。⑭策略性表演通常包含四个要素:场域、道具、仪式、媒体介入。⑮其中，媒体介入是表演的主要目的，因为表演者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目的就是看能否制造出符合轰动效应，以吸引媒体关注的事件，通常情况下，往往以下议题或叙事方式更能获得媒体的青睐: 1.突如其来，出其不意，剧目新颖，能快速吸引人们的眼球；2.动作夸张，形式激烈，甚至是充满暴力，以营造紧张氛围；3.以弱者的姿态或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寻求外界的关注和支持，激发公众的道德热情，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4.绕开作为当事方的企业或地方（基层）政府，直接向（更高级别的）政府及其官员提出要求等。⑯

（一）行动者及场域选择

“表演式抗争”首先要确定行动者及场域，即解决“谁来表演”以及在“何处表演”的问题。抗争行动者是指提出或接受抗争要求，参与抗争行为，且能够清晰辨认的群体。⑰在人员选择上，此次参与集体喝农药的7名访民，皆为中年男女，与其他访民相比，他们具备以下共同特征: 1.都遭受过强拆；2.都感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如被征收房屋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经营店铺生意。拆迁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收入，但当地政府并未对此做相应补偿；3.多为下岗职工，目前无正式工作；4.都曾被当地政府关进信访“学习班”，遭受打骂、罚站、侮辱等。⑱以上共性恰恰是访民们凝聚力的保证。在确定好行动计划后，几位参与者签署了保密协议，均未把行动计划告知家人及其他上访者，以减少外在的阻力。

在抗争行动者确定后，接下来则要确定合适的抗争场域。与过去的抗争场域大多选择在政府门口或大型广场不同，此次事件的行动者把地点放在了有较大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中国青年报》报社门口，因而媒介动员的色彩更为浓厚。究其原因，是因为早在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曾对访民维权上访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进行过系列报道，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反响。如2009年3月30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文章《江苏响水:上访者被强行抓进了“学习班”》⑲被各大媒体和网站转载，引起了极高的社会关注，“信访学习班”一时成为舆论热点，《中国青年报》也由此取得了访民们的信任，此次“表演式抗争”选择在这家报社门口，显然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二）道具使用

“表演式抗争”离不开道具的使用，此次事件中，7名访民身穿有黑字的白色T恤，并配有条幅，显得格外醒目。现场遗留的申诉书还为事后媒体介入提供了便利，申诉书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留有包括上访者亲属、老上访户代表在内的6个证明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记者迅速联系信源采访；事后，代表访民利益的发言人成为几家媒体首选的采访对象，为此次行动赢得了话语先机。

农药无疑是这场表演式抗争中最为重要的道具，在底层抗争的集体记忆中，农药一直和自杀联系在一起，如李星（Sing Lee）和亚瑟·克莱因曼（Arthur Kleinman）所言，“在当代中国自杀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抗争的方式”。⑳这种自杀式的悲情抗争是一种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以换取舆论关注的抗争形式。但是，与过去的同类维权事件不同，该事件中使用的道具——农药并不是自杀的手段，而是表演的道具，因而更具戏剧色彩。事后据媒体报道，7名访民对农药的剂量控制可谓精确，真实情况是有人没喝农药，有的人只喝了一小口，喝农药者总共只喝了10～20毫升农药，“大概就是矿泉水瓶盖大小的量。而且7人中有一人并没有喝农药，只是把农药洒在衣服上，另有两人把农药含在了口中，并没有咽下去”㉑。他们使用的农药毒性低却药效快，因而在现场，有的人痛苦倒地、有的口吐白沫、有的还痛苦嚎叫，共同营造出一个非常惨烈的现场。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达到预期效果，7名访民在集体喝药前还有过热身和预排，据中国青年报的员工回忆道，“当时，有六七个穿白色文化衫的成年男女，站成一排，手里拿着绿色瓶子。而马路的另一侧，有两名男子正在拍照，其中一人持单反相机，一人持手机，而对面的一群男女知道有人在拍照，故有人摆出照相姿势”，事后该员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在预演‘摆拍'。”㉒

（三）事件的媒介化呈现与扩散

抗争表演者的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引起媒体关注，由于媒体往往被视为政府权力的监视器和公众权益的守护者，在底层民众遭受公权力欺压的时候，媒体报道往往会倾向于弱者，以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媒介化抗争的主角会设法将自身的利益诉求构建为媒体突出强调的重要议题，进而将自身诉求问题转化为公众普遍关切的重要公共话题，形成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强大压力。”㉓

如上所述，本案中的7名访民在集体喝农药之前，曾多次尝试过媒体动员，最终都无疾而终，但是却意外收到了一位自称中青报“王主任”的回复，据其中一位访民回忆称，他在网上发了拆迁不公被抓进“学习班”的资料后，有一个自称是《中国青年报》报社的“王主任”给他打来电话，说要采访他们，并留了联系电话和邮箱，虽然事后证明“王主任”的身份子虚乌有，但这次“邂逅”却成为这场抗争表演进行的关键因素。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事发前，喝药者在策划公司拍摄下，现场摆拍预演；事发时，报社对面停了一辆宝马车，车上下来人对场景进行拍摄。之后拍摄者在事发20分钟内，第一时间通过自媒体账号“＠燕小刺-yuki”（粉丝9000余人）发布微博消息，称有人在报社门口集体自杀，并配上现场图片。此微博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㉔

据调查，这个注册名为燕小刺的人，姓王，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过，该公司自称代理央视的一些广告，独家全权代理旅游卫视《绿色中国》栏目运营，燕小刺曾经以该栏目的名义要过一些上访材料。作为该事件的“爆料源头”，“＠燕小刺”对新闻时效的把握，叙事话语的呈现以及受众心理的掌控都颇有技巧。从微博文本看，虽然只有短短50多字，却极显悲愤之情，与配图中喝农药后的7位访民躺成一排的场景“相得益彰”。在事发后，闻讯而来的媒体记者得到了现场遗留的申诉材料，如澎湃新闻获得了一份现场遗留的申诉材料，名为“黑牢经过”，这份材料对拆迁维权中访民们受到的威胁、恐吓以及关押过程有着详细的描述，为媒体的后续报道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四、“表演式抗争”的媒介动员效果

按照斯塔根博格的分类，社会抗争的效果体现在三个维度:政策效果、动员效果和文化效果。㉕这三个效果中，政策效果尤为关键，因为媒介动员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压力传递来对政府施压。在7名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曝光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青报、澎湃网和新华网5家媒体进行了系列报道，其报道议题又在门户网站、贴吧、论坛、微博上被广泛转载。从报道框架来看，新京报的4篇文章主要关注喝药者的生命安危；新华网关注的重点是公布“官员受处分，访民被刑拘”，追问“29次信访未能阻止矛盾激化”的原因；新京报关注的议题是揭露拆迁程序违法、补偿过低及居民被迫签空白协议的真相；中国青年报则再次揭露信访“学习班”的内幕，通过揭露访民屡次被关的经历、“学习班”的开设历史，反思当地政府拆迁卖地的土地财政政策；澎湃网则以人物采访的方式描述了上访者被关“学习班”的种种遭遇。本文按照问题定义、因果解释等五个框架对18篇原创评论文章进行分类，统计如下。

表1　评论文章的框架统计

媒体的持续报道也引发了网民强烈的情感共鸣，本文选取澎拜新闻网、新京报、新华网的三篇获转载、评论量最多的文章，对每篇新闻的网民评论（来自网站跟帖、转载新闻的论坛贴吧以及微博）各自随机抽取300条（共900条），分析网民的情感倾向如表3所示。

从事情的处置结果来看，2014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事发两个月后，江苏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消息，泗洪县委常委、青阳镇党委书记、江苏省泗洪机械零部件制造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石绍斌涉嫌违纪违法，已接受组织调查。㉖在拆迁补偿方面，县领导已和村民协商了拆迁事宜，达成初步共识。需要指出的是，此次集体喝农药事件还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事件发生后仅一个多月，全国范围内就发生了多起喝药自杀抗争事件。2014年8月27日，北京新华社门口又发生了男子喝药自杀事件，此后，全国又连续发生多起类似事件，具体如表4所示。

表1　三家媒体三篇报道引发的网民观点倾向（抽样900条）

表4

五、结语与反思

虽然本文是个案研究，但是这一案例揭示的一些共性问题却值得我们反思:如为什么在中国，抗争者越来越多地运用媒体进行动员？且动员往往更容易成功？另外，媒体为什么习惯于一边倒地支持弱者而反对政府、批判体制？在面对底层抗争事件时，媒体和政府在舆论引导方面有着怎样复杂的博弈过程？

从发生机理来看，表演式抗争事实上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态和政治体制的产物，由于法治不健全、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通、部分地方政府“花钱买稳定”带来的负面示范性，都决定了中国现实环境下“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乃是底层抗争的常规形态，“以死相逼”“一喝就灵”成为底层抗争者的生存伦理，充斥在“日常抗争”之中。

到了新媒体时代，随着抗争者媒介素养的提高，“以死抗争”可能披上表演的外衣，成为一种新的抗争策略。因为表演式抗争既能成功吸引眼球，又能避免真实自杀带来的悲剧后果，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表演式抗争对社会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底层维权者为了迎合媒体，频繁使用诸如自焚、喝药、跳楼、自缢等极端方式，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带来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公众又可能对花样频出的表演方式产生审美疲劳，当围观者变得无动于衷时，抗争者又需要不断创新剧目，以达到戏剧化效果，这种维权方式更具有不可预知性和不可控制性，这将对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

尤为重要的是，表演式抗争与公关策划的结合还有可能改变抗争事件的性质，它将可能和职业“医闹”“拆闹”一样，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只不过，这种非暴力形式包装下的、带有戏剧化的维权方式更隐蔽、更不容易被察觉。

当然，本文主要采取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虽然深入的描述性的分析也可以提供解释性的意见，甚至有可能形成一般的通则式理论的基础。㉗但是，从理想的状态来看，一个标准化的个案研究应既包含有丰富的文本，还要有详细的档案记录、观察经验以及深度访谈等，从这一点来看，本文的研究方法仅仅停留在文本分析阶段，缺乏第一手的访谈和调查资料，这是本文的局限所在，也是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向。

注释：

① ［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② 以上具体研究内容可参见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王金红，黄振辉:《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应星:《气与抗争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2010年第2期；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研究》，2009年第9期。

③ ［美］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胡正荣、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具体可参见: Garrett，R.（2006）.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9（2）: pp.202-224；陈天祥，金娟，胡三明:《“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曾繁旭、黄广生、李艳红:《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东南学术》，2012年第2期。

⑤⑬ 李艳红、杨梵:《文化资本、传播赋权、与艺术家都市空间抗争:对J市艺术区拆迁集体维权行动的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6期。

⑥⑮ 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⑦ 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2012年第3期。

⑧ 黄杰:《互联网使用、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⑨ 尹利民:《“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⑩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研究》，2009年第9期。

⑪ 网帖内容参见百度贴吧:《南京零距离吧》，http://tieba.baidu.com/p/2666895254，2013年10月24日。

⑫ 《7名访民自杀事件调查》，《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9日。

⑭ Tilly，Charles.1995，Contentions Repertoires in Great Britian，1758-1834，In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Edited by M.Traygott.Durham，NC: Duke Univertity Press: pp.15-42.

⑯ 韩志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⑰ 魏萍:《被拆迁人自残式悲情抗争的演化过程及机制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第26页。

⑱ 《江苏7名集体自杀访民均遭强拆信访学习班内遭侮辱》，《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9日。

⑲ 《江苏响水:上访者被强行抓进了“学习班”》，《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30日。

⑳ Sing Lee and Arthur Kleinman，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in Elizabeth J.Perry and Mark Selden，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2000，p.198.

㉑㉒㉔ 《自杀事件的事件策划者另有其人》，《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9日。

㉓ 陈天祥、金娟、胡三明:《“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㉕ Staggenborg，Suzann，Can Feminist Organization Be Effective？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 s Movement，Edited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5: pp.339-355.

㉖ 参见“澎湃新闻网”《江苏泗洪县委常委石绍斌被查，在当地口碑两极分化》，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 1268868，2014年9月27日。

㉗ Babbie，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Wadsworth，Belmont，CA，1992.（作者郭小安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明瑶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时代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媒介动员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5BXW04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