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基体论

杨光斌

【摘要】“中国文明基体论”并不是主张中国独特论或中国特殊论，中国不能也不会拒绝现代性政治，而是说现代性政治议程的实现只能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条件。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关键词】中华文明 文明基体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中国前途的判断可谓一错再错，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观、认识论上的差异，在于其把自己神化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当作“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自己已经修正了其理论，但是到底如何更理性地认识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笔者提供一种世界观性质的认识论——中国文明基体论。认识论是人类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哲学观，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命运的前提性知识。

中国领导人眼中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应该重视有哲学观的领导人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否则就是研究阵地的自我退缩，研究领域的自我收窄。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的表述有强大的自主性，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那篇著名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的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论，明确反对的是“西方的中国”。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认识中国依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包括其对如何认识“中国”的论述。2013年11月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谈话中，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因为“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例如，有的农民不识字，他的言行举止，也无处不体现这种影响。体现在海外华侨、炎黄子孙、华裔身上，有的在海外几代了，不会说中文不会讲中国话了，但体现在行为、思维方式上是‘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在2014年4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这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统一起来，还把当下中国视为5000年历史、170年历史的一个延续。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传统是其重要的可资汲取的合法性资源。

对西方国家而言，法治和自由具有悠久的传统，前者3000年，后者500年。有了法治和自由的坚实传统为框定，政体都不会再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从建国之初的贵族制演变为今天的大众民主政治，政体形式在表面上变了，但传统内核不变，以传统的法治和自由而框定民主，如罗尔斯所说，“宪法政治是第一位的，日常的选举政治是第二位的”。这是典型的以传统政治框定现代政治。可见，现代性政治都离不开自己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传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西方是这样，中国的现代政治更离不开其政治传统。在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四个讲清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性政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基因之中。

中国文明基体论：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的“基因”有哪些

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沟口雄三曾提出“中国基体论”：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漫长的不同时代种种现象的缓慢而连续性变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应该在现代、近代、前近代的关联中来把握。①这显然是一种“中国中心观”，而且当下的中国是几百年、几千年中国的连续体。

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支撑连续性的因素即“基因”有哪些？在我们看来，中华民族的“基因”至少包括：不变的语言文字与华夏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和治国的民本思想；行政体制的郡县制、官僚制和选贤任能；文化上的包容与中庸之道；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自治，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等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

所谓文明基体，就是生活在固定疆域的族群，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恒定的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等基因而构成的文明共同体。其中，关键词是：特定族群、不变的文字、固定疆域、共享信念、基因、文明共同体。据此，能够称得上文明基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中国文明基体”可以拓展为“中华文明基体”，即那些已经游离华夏大地的华裔族群依然按照中国文明基体中的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而存续。据此，“中华文明基体”的主体疆域是中国，而边界则是世界性的。

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而不曾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其他古文明要么彻底式微，要么已经被彻底改造，只有中华文明历经坎坷而延绵不绝，甚至是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一直领先于古代世界的中国，在落后100多年后而能再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与文明基因有内在关系。

中国人基于中华文明基体的认识论，暗合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进程”历史观。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重大问题的出现都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因为社会研究中的很多事情都发展缓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存在所谓的“阈值效应”，即只有到一个质变的程度或跨过这道“门槛”才会发生突然的重大变化。需要强调的是，“时间进程”关怀并不是简单地寻求事件的历史背景，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答案，而是说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一直在持续性地、以不同的形式依然在发挥作用，以及诸多事件如何不同地发挥作用。这是不同于传统历史分析的“时间性答案”，即将制度变迁视为一个连续性过程。很多重大问题都离不开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尤其是在政治发展道路、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这样的重大研究议程上。比如，有了“时间进程”中的“时间性”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制度变迁中存在千年连续性，尽管这个国家的政体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时间进程”史观暗合了中华文明基体论。习近平曾这样说：“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曾经发生的事件以及由此而塑造的非正式制度形态依然在起作用，而且因为其发生的久远，影响都在千年以上，作用也就更大。

文明型国家的自我认知：以中国自己的条件解决自己的问题

“中国文明基体论”并不是主张中国独特论或中国特殊论，中国不能也不会拒绝现代性政治，而是说现代性政治议程的实现只能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条件。在中国，以大众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性政治的渊源，既有本土资源比如黄宗羲所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的新民本思想，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先有治法，后有治人”，也有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浪潮中而习得的民主思想。但是，中国的现代性政治无论是怎么来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基体来实现，因此“中国的自由、平等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独特的形式。”②不约而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这样说，中国必然要实现作为现代性政治形式的政治议程，但是中国的政治议程的实现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条件”即美国人的条件。③这些都是讲的“中国中心论”。

对于以中国自己的条件而解决自己问题这样的命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当年嘲讽很多人只会做“留声机”，今天的“留声机”或许更多。很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西式民主即代议制民主的道路，结果如何呢？还有发展能力吗？习近平这样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拥有强大文明基体的中国对自己的道路更应该自信。

这些智慧不但是基于中国历史的洞见，也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很多国家不顾自己的条件，无视自己的文明基因而搞了一套看上去最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结果如何呢？比如世界上9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政体即民主集中制，而所有其他的8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都是移植而来的代议制民主，其治理水平又如何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文明基体适应性、包容性变革的结果

中国人的历史观和对中国前途的自信，既是对中国文明基体论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也是基于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所选择的制度、目前所从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中国文明基体的一部分，是中国文明基体的一种自然延续。

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文明基体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从中国文明基体中能够发现什么样的通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中介机制呢？答案是适应性与包容性。我们首先看看其他国家的制度变迁，每一个定型的政治制度都是在长期适应性变革而来，今天的西方国家并非天生就是这样的。英国从“光荣革命”（1688年）到平等的普选权（1918年），历经两个半世纪。美国从“独立战争”（1775-1783年）到1964年出台保障黑人权利的民权法案，经历了近两个世纪，期间还有屠城式的南北内战和被称为“进步主义”的治理大危机。法国大革命（1789年）到最终稳定下来的第五共和国即1958年，中间是170年。也即是说，从制度的创设到制度定型，是长期的适应性变革的结果，没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则不具有生命力。

对于中国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到邓小平预期的制度定型时间即2020年左右，中间至少需要70年。这已经是人类奇观了，因为在走向“定型”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也定型了，似乎再也不会出现西方思想界所说的“制度回转”，但是发展的车轮也永远陷于泥沼之中。曾被西方人看好的巴西目前危机重重，不过是一个新案例而已。

比较而言，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怀有更强烈的持续性变革的愿望。“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发展”、“改进”和“演化”，都是制度适应性的最好写照。无论是个体，还是一个组织，乃至整个国家，适应性变革能力是衡量其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适应性不但是指要吸收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还必须包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遗产，世界毕竟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即便如此，也是在制度自信前提下的包容。“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越来越强大，就是因为在改革中不停地将市场经济、法治、自由、民主、治理等理念和制度有效地吸纳的结果。这是过去成就的根源，也是未来的走向。中国正是在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变革中逐渐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注释】

①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111页。

②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64页。

③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122页。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