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制举“四科”考论

金滢坤

关于唐代科举考试中“四科”的问题，由于史籍记载较为混乱，往往引起学界对其误解，以至《玉海》《新唐书》等史籍将“四科”误作四次登科，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这一问题。本文拟围绕“四科”的起源和含义，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对汉唐选才标准的“四科”的概念进行考察。

“四科”之名由来已久，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始令郡国举孝廉，按照本郡人口的不同，每郡各举一至三人，荐举的标准就是“四科”。汉代察举制的“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材任三辅令。”（《宋书·百官志下》）《后汉书·黄琼列传》云：“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汉代“四科”也用来形容人的才华出众，如班固赞美太守谢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后汉书·谢夷吾列传》）。魏晋以来，“四科”作为选士的重要准绳，曹魏明帝时，散骑黄门侍郎杜恕在讨论考课之制时云：“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附杜恕》）西晋秀才策试也把“四科”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但西晋末孝秀选拔已经脱离了“四科”标准。如《晋书·五行志中》云：“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行至张掖，“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炀帝本纪上》）。炀帝所说“四科”在名目上与汉代“四科”选才标准有所差别，已经有分科的性质。如下表：

炀帝“四科”与汉代“四科”相比，虽然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汉代“四科”的要义和基本特点，但以汉代“四科”的选才标准，对四类人才进行“分科”选拔，并对“四科”作了很大发挥。前两科更加突出经学、才艺和武艺，与汉代“德行”“经学”标准相差较大，后两科还基本上保存了“明法”与“吏能”的特点，从而使制举分科与察举选士的“四科”标准分离，具备了唐代制举分科考试的雏形。

与汉代察举的“四科”相比，隋代的“四科”取士是分科选拔四种各自独立的不同类型的人才，而汉魏察举制则用“四科”的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备。察举制以“四科”取人，显然存在一个求全责备的问题，不利于专门、奇才的发展。如《宋书·潘综传》云：太守王韶之临郡，发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便足以显应明扬，允将符旨。”现实的确如王韶之所言，“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很难选拔名副其实之人，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品藻、空谈之风。隋代出现分科取人，应该与南朝出现的东观学士分科育人的新趋势有关。据《南史·王昙首传附王俭传》云：“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其余令史以下各有差。”可见南朝宋发展了汉代“四科”选人标准，“四科”分为儒、玄、文、史，设置东观学士教授生员，分科培养不同的人才。

南朝宋的“四科”培养人才的观念发展到唐代，便与制举考试相结合，“四科”概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多指制举考试。如《唐故吏部文林郎贾君墓志铭并序》云：“君讳德……（隋时）不以‘四科求官。岂逞三端取赏……武德年内，被召赴京……以大唐贞观二十一年卒。”（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38号，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明贞观末，唐人书写墓志时用“四科”来指代制举考试，并明确说明隋朝没有实行制举考试。又如《大唐故密府谘议张府君墓志铭》云：张梵信以门荫授朝请郎，历夔州都督府兵曹，“俄而诏辟‘四科，允膺嘉选，策第居最，显级再加，贞观三年（629年），改授越州都督府兵曹”（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张梵信已经授都督府兵曹，故不可能参加秀才等常科科目，考虑汉魏察举制下“四科”的特定含义，又是“诏辟四科”，说明这里的“四科”就是指制举考试。张梵信参加“四科”考试，并以“策第居最”，正好可以佐证贞观初所谓的“四科”就是制举考试。

随着唐代制举考试分科以后，“四科”也可指代四个制举科目，大概是从名称上符合汉代“四科”取人之旧制。如《旧唐书·高宗本纪上》云：显庆五年（660年）六月，唐高宗“诏文武五品已上，四科举人”。此事在《册府元龟》中记载得比较详细。显庆五年六月诏：

内外官四科举人，或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或游泳儒术，沉研册府，下帷不倦，博物驰声；或藻思清华，词锋秀逸，誉标文雅，材堪远大；或廉平处事，强直为心，洞晓刑书，兼包文艺。（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

说明此诏中的“四科”，并不是泛指制举，而是指具体的四个科目。不过，每个科目文字表述过长，科目的名称不是很明确，但四个科目的内容和性质区别已经很明确。据张说《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云：冉实“弱冠太学生，进士擢第”，“应八科举，策问高第，授绵州司户参军”，“又举四科，敷言简帝，除益州导江县令”（张说：《张燕公集》卷十六《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按其证圣元年（695年）71岁计算，其弱冠进士及第应在贞观十八年（644年），考虑到其前后服丧两次后，大致要六年的时间，其再应“八科举”，及第时间应在永徽、显庆中，那么其“举四科”时间，就应该是显庆五年的“四科举人”。据《旧唐书·李怀远传》云：

李怀远……应“四科举”擢第，累除司礼少卿……大足元年，迁鸾台侍郎，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初，除左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俄以疾请致仕，许之。

按唐代致仕制度，致仕年龄一般为70岁，其年龄应该超过70岁才能致仕，则李怀远应四科举，应该就是显庆五年的“四科举”，即这次制举考试。不过，“四科举”不能理解为同一次制举考试连登四科。如《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云：“有一人中数科者……李怀远擢四科，孙逖中四科。”若将李怀远“擢四科”理解为四次登科就错了，而是指李怀远应显庆四年（1659年）制举考试中的四科之一。显然，《玉海》记载有误。不过“孙逖中四科”，却指四次制举登科。据《旧唐书·孙逖传》云：“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开元初，应哲人奇士举，授山阴尉。迁秘书正字。十年，应制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新唐书·孙逖传》云：“孙逖……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开元十年，又举贤良方正。”又据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云：“宾客讳无名……开元十年举文藻宏丽……（又）与孙逖同入第二等，擢县尉。”（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二○）显然，此墓志记载与《新唐书》记载有差异，孙逖文藻宏丽科及第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其是否开元十年（722年）文藻宏丽科或贤良方正科及第，有待进一步考证。《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乾元二年（759年）五月丁亥日，肃宗“御宣政殿亲试文经邦国等四科举人”。上元元年（760年）闰四月肃宗御明凤门诏云：“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员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武艺文才俱堪济理者，亦任状举。其或文乏词策，武非骑射，但权谋可以集事，材力可以临戎，方圆可收，亦任通举。”（《册府元龟》卷六八《帝王部·求贤二》）宣布比较具体的科目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武艺文才俱堪济理两科，另有两科比较笼统“或文乏词策，武非骑射，但权谋可以集事，材力可以临戎”，令人费解。此诏同时规定举限为“一月内奏毕”。正好与肃宗殿试“文经邦国等四科举人”大致相符，说明“四科”是指具体四个科目。中晚唐涉及制举考试的“四科”，一般指四个制举科目。如大历六年（771年）四月，代宗“御宣政殿亲试讽谏主文、茂才异等、智谋经武、博学专门等四科举人”（《宋本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

不过，汉魏“四科”作为选才四个标准的概念一直在发展变化，唐代也是如此。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十月，玄宗亲试制举人，下诏云：“文学、政事，必在考言；孝悌、力田，必须审行。顷从一概，何谓四科？”（《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一》）明确将文学、政事、孝悌、力田作为四大选人标准。显然，“孝悌、力田，必须审行”指的就是儒家德行，包含了孝子、廉吏和良官等。唐玄宗把制举考试标准概括为文学、政事、孝悌、力田，目的也是附和汉代的“四科”择人标准，实际上只有文学、政事和德行三大类。天宝九载（750年）三月十三日敕：“吏部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唐会要》卷七五《杂处置》）说明文学、政事，“本自异科”，在一人身上求全责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分科取人，更为现实。

其实，中古时期世人讨论贤能，往往以德行、经术、文章、吏干等“四科”作为标准，德行即儒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体系，“以仁为出发点，以孝为实行的起步，从修齐治平的过程中，逐步附有各种品德”；经术是指用儒家经典应用于政治之术；所谓的文章系指由儒家经典发展出来的文章，两汉以经典的策论、传记、辞赋三大派为著，魏晋以后以辞赋为盛；吏干指处理大小政务的行政能力[毛汉光：《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台）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8本]。由于儒家德行与经术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分辨，“经术可指实践的德业，与德行难分；经术与文章只是作者或德化之别；儒家的德行将‘好人与‘好官合而为一，而本应贤能主要要素的干吏，屈居为末”（同上）。隋唐“四科”概念尚存，但“四科”的标准已经被德行、文学和才能（政事）所取代，经术由于和德行往往融为一体，很难分开，德行则是儒家学说的根本，故并入了德行。如元和五年（810年），苑论《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墓志铭并序》云：

公讳咸……公以盛德盛才，加之以政事，论琐劣不逮，郯子之言，敢以类举。天宝中，有若韦临汝斌、齐太常浣、杨司空绾，数公颇为之名矣，公与之游，有忘形之深，则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论文章体要，亦尝代为之文。洎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偏相属和，当时文士，望风不暇，则文学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台座廿余年，百工称职，四海会同。公尝左右，实有补焉，则政事可知也。夫子设四科第学者，公兼其三。（杨作龙、赵水森：《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苑论以“四科”选人的标准来评价苑咸，褒扬其一人独占“四科”中德行、文学、政事三项，是当代难得的贤才。文中未提到的“四科”第四个标准，应该是“经学”，即明经。

此外，唐代“四科”还可以指明经等科举考试科目的四个等级，与制举考试没有关系。如《通典·选举典三》云：“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制举考试与社会变迁研究”（13BZS029），2013年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资助重点项目“唐五代童蒙教育研究”（SZ201310028014），首都师范大学国学研究与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的前期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