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山上忆良独特歌风的形成原因

2016-06-30 07:59苏海洋于谦华
北方文学·中旬 2016年5期

苏海洋++于谦华

摘 要:山上忆良作为《万叶集》著名的歌人代表之一,其和歌创作和歌风格与众不同。其和歌数量在《万叶集》中虽然只有七十多首,但是却显示着独特的特点。这种独特和歌风格与其生活经历以及所接受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山上忆良又是一位汉文学素养很高的歌人,其对汉文学的熟知程度相较于大伴旅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考察汉文学对其和歌歌风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切入点之一。其中,尤其是王梵志诗对其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山上忆良;歌风;汉文学;王梵志诗

历来,关于《万叶集》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尤其是与六朝时代以及唐朝前期的文学受容关系的研究多如繁叶,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因为《万叶集》的创作和编纂年代正是日本大力学习中国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万叶集》重要歌人之一的山上忆良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其和歌的内容以及歌风与同时期甚至是后代的歌人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日本和歌多写恋歌,内容多涉及爱情。但是,山上忆良创作的和歌多却关注社会大众的生活疾苦以及生活状态,例如《贫穷问答歌》则是写揭示“班田制”社会问题的作品。也正是这个原因,山上忆良常常被称为“社会诗人”或者“人生诗人”,“在日本民间享有光辉的声誉,使我们想象到我国的伟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本文尝试从山上忆良的身世经历以及接受的思想去作简单的分析。

一、山上忆良的身世经历

其实,山上忆良的身世经历在史书以及其他典籍中所载甚少,大部分的文字记载都来自于万叶集的前后注释以及《日本书纪》中略微涉及到的一些信息。尽管如此,还是大概可以推测到山上忆良的大概身世经历。山上忆良的青年时期的一些情况因为资料甚少,又加之其汉文学素养比较高,所以有部分学者推测他是中国或者朝鲜半岛的归化人。山上忆良曾参加过川岛、忍壁两位皇子主持的编纂和修史工作,有机会参加皇子邸的文学圈,与崭露头角的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等进行交流。 在《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算是比较早的出现时间是在第八次遣唐使之时,这时他被选作少录,跟随粟田真人等人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当时的唐朝国都长安。 所以,可以推断,“山上忆良从小就刻苦钻研汉文学,所以才会得以任命为少录一职,”。“在无位无官的族人中,他是第一个出人头地的,因为其出使唐朝有功,所以归国后被晋升为从五位。” 这次遣唐使在中国呆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707年8月份才回国。在这期间,山上忆良接触到了“儒佛老庄等典籍,并可能与当时的一些文人有一些交往。另外,山上忆良等人也购买了《艺文类聚》、《游仙窟》、《王勃集》等带回日本。 也正是由于这一次特殊的经历,才开阔了山上忆良的视野,使其充分接受到了儒佛道等传统中国思想的影响。对其和歌的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之后,于716年,是年山上忆良已经是五十七岁,出任“伯耆守”,此时他才开始真正了解日本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这也为其以后创作像《贫穷问答歌》等等这样描写当时穷苦大众的生活的诗歌提供了很好的写作素材。之后,山上忆良又出任筑前国,担任“筑前守” 。在筑前国任职期间,结识了大伴旅人等一批优秀的歌人,他们形成了著名的“筑紫歌坛”,成为可以京城歌坛相比肩的歌坛。以这次出任为分水岭,山上忆良的和歌创作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和歌多以从驾和歌为主,且和歌数量比较少,第二个阶段是其和歌的活跃期或者说是鼎盛期,大部分的代表性和歌都创作于此时,比如《思子等歌》、《哀世间难住歌》、《贫穷问答歌》等等。“他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历练和提升、歌作深受中国汉学知识和儒佛思想的影响,以理性制约着感性,具有述志的性格。” 最后,山上忆良在72岁之时回到都城奈良,在病痛的折磨之下离世,留下了辞世的绝命诗《沉痾之时作歌》:

士生空一世,至死未留名。应有高勋业,相传万代声。(978)

至死,山上忆良还在悲叹“世名”,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或者是人生终极。总之,山上忆良是跟中国士大夫有着极为相像的地方,所以会被一些评论家认为“山上忆良的和歌是背离和歌精神的”。

二、山上忆良所接受的思想

前已言及,山上忆良常常被称为“社会诗人”或者是“人生诗人”,因为它作品中贯穿中中国儒学的“仁政”等思想以及佛教的“人生虚妄”等思想。正如日本学者辰巳正明在其文章中说到的那样,“忆良的作品很有特征地表现了儒教、佛教、道教(及老庄)的思想,与儒释道与老庄思想浑然一体的六朝思想是重合的”,“但忆良的创作时期是奈良朝初期已当盛唐玄宗的时代,他显然是在六朝思想之中尝试着自己的文学表现” 下面就简单举例说明一下儒释道三家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儒教思想对其创创作的影响。以上小结已经提到,山上忆良曾两次出任国守一职,国守的主要任务根据奈良朝的《户令》就可以得知:

凡国守,每年一巡行属郡。观风俗,问百年,录囚徒,理冤枉,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

这些内容正是很显然都是儒家所提倡的行政标准。因为两次担任国守,所以山上忆良对当时社会底层生活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很自然地表现在了他的和歌《贫穷问答歌》中,这首长歌中,山上忆良设置了贫穷两人一问一答的形式,描写了当时的“班田制”下的租庸调以及各种徭役给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以及带给农民的巨大痛苦:

衣破如海松,肩衣布无棉。褴褛已如此,犹在肩上悬。泥土铺道草,室庐低又小。父母卧枕边,妻子随脚绕。围居伴我眠,忧吟直达晓。灶上无火气,甑中蛛网牢。

和歌中的农民已将穷到教徒四壁的状态了。山上忆良站在为农民的角度,同情农民,代替农民发声,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并且给予诚挚的关切和同情,从而发出了忧世的愤懑和抗议。 这也很容易让我想到我国著名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们都是忧国忧民、关心劳苦大众的儒者形象。

其次,是中国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虽然忆良身上的道家思想表现的不是很突出,但是在作品中也是有所体现的。例如在《沉痾自哀文》文中写到了很多中国著名的医生,另外还涉及到很多的医学知识。辰巳正明在文章中也认为,“恐怕这些记述与道教不无关系”。现将其部分序文的词汇列举一二,比如“葛稚川”、“陶隐居”等等,同时还引述了《抱朴子》一书中的一些知识。这些都是道家一些重要的人物或者是主要的一些作品。山上忆良能够这么娴熟地就提及到,想必道家思想在其精神世界中还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

再其次,就是佛教对其的影响了。而关于忆良作品和佛教文学的关系,中日学者已经多有涉及,那么本文就不具体相谈,但是本文想简单地探讨一下王梵志文学和忆良文学的微妙关系。王梵志诗稿是在敦煌书籍中整理发现的,是中国俗文学或者是佛教文学的重要研究资料。就像我国学者王晓平在其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万叶集》实际上既吸收了中国的主流文学(文人文学),有部分地吸收了佛道教与俗小说这些非主流文学(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王梵志诗就是佛教文学的最佳代表之一。王梵志诗对山上忆良的诗歌创作应该是产生过影响的,日本学者如山口博就作过相关研究,他列举了王梵志诗中和山上忆良和歌中相同的词汇或者句子,竟然发现有着惊人的相似。至于二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目前好像还没有定论。那么笔者也欲在接下来的新的文章中就这一点作出新的探讨。

三、结语

山上忆良文学正是与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表与里的关系,所以才会引得不少学者前赴后继的进行研究并乐此不疲。本文试从山上忆良的人生经历和接受的思想做了简单的分析,尤其是当时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从中不难发现山上忆良的作品确实与《万叶集》的大部分和歌不一样,很少歌咏爱情,而多关注社会人生,这与其人生经历和接受的思想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山上忆良才能被称为不折不扣的“社会歌人”,在万叶时代以及后代的和歌歌界中,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注释:

赵乐甡:《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许虎一:《山上忆良的艺术风格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赵乐甡:《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唐月梅:《日本诗歌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赵乐甡:《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実方清:《万葉集の美的世界》,东京:樱枫社1985年,第192页。

赵乐甡:《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山口博:《万叶集与中国文学》(赵嘉树译),载于赵乐甡译《万叶集》,第17页。

唐月梅:《日本诗歌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许虎一:《山上忆良的艺术风格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辰巳正明著 石观海译《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第336——337页。

赵乐甡:《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辰巳正明著 石观海译《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第339页。

王晓平:《敦煌文学文献与《万叶集》汉文考证》。

参考文献:

[1]赵乐甡.万叶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杨烈.万叶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辰巳正明(著)石观海(译).万叶集与中国文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4]唐月梅.日本诗歌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赵乐甡.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02,04.

[6]许虎一.山上忆良的艺术风格与中国文化的关联[M].延边大学 学报波書店.

[7]実方清.万葉集の美的世界[M].东京:樱枫社,1985.

[8]山口博.《万叶集》与中国文学[A].赵乐姓译.万叶集[M].南 京:译林出版社,2009:6-23.

[9]王晓平.敦煌文学文献与《万叶集》汉文考证[J].中国文化研究,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