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批墨是学派之争

张宇

摘 要：战国时期，墨家后来者居上，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孟子为了维护儒家的地位，走上“批墨”的道路，但是孟子的这种批判并不是对墨家的全盘否定，而是因其危及儒家地位而进行的泛泛之批。

关键词：孟子；批墨；学派之争

墨学和儒学在战国时期并称为两大“显学”，秦汉以后，由于墨家的反宗法思想不适合以宗法制为特点的中国古代社会，敌不过以宣扬宗法制为中心的儒家，在儒家学说被付之于政治实践，成为蔚然大观后，再加上墨家学说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它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但是，纵观儒墨两家的发展史，它们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墨学的形成与战国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分不开，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国政治特点是变法，通过列国变法运动，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军事上的特点是“战”，列国兼并与争霸战争空前激烈，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墨家一系列治世、救民思想形成了，其思想方法可分为五项、十事，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正当的愿望，控拆了贵族们享乐腐化生活的不合理，替人民群众喊出了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呼声，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墨家思想。

在孟子时代，墨家学派影响巨大，提出的一些儒家所没有提出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更能适应战国初期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得到了当时从君王到庶民阶层的强烈兴趣，有后来者居上之势。由于墨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针锋相对，它的出现对儒家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致使孟子把距杨墨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孟子·滕文公下》载，他的弟子公子都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上述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虽然孟子骂杨墨是禽兽，其主要理由是“无父无君”，并未涉及其他学说，也就是说不包括墨家学派的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内容，从其“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也看出孟子距杨墨主要是属于学派之争，即不是孟墨所有的思想内容都是对立的；其次，从“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一句来看，孟子并不否认盈天下的墨翟之言有其合理的成分，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学派的利益而刻意谩骂罢了，换句话说，孟子即使并没有剽窃墨家学说之意，但他要排斥墨家，就才必须让当时各阶层知道，墨家那些受人欢迎的思想学说在他所宣扬的儒家学说中同样存在，所以钱穆先生说：“孟子辟墨，而其罪战、民贵诸说，实亦渊源墨氏”[1]，是很有道理的。

同样对孟子批墨持客观态度的还有孙诒让先生，他认为：“……缀文之士，习闻儒言，而莫之究察，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学者……习斥杨墨为异端，而未有读其书、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说也。”[2]孙先生认为孟子批墨没有道理，而学者们听到孟子的言论，则不加辨析，不读墨书，只是跟从孟子批墨而已。他的看法颇有真知灼见，道出了千余年儒家批墨泛泛而论的根源。

儒家学派到了孟子处，以“仁政”、“王道”为核心，而墨家以“兼爱”为核心。何为兼爱？在墨家看来，“‘兼爱思想内涵之一是爱无差等，强调爱人超越血缘（宗法制），超越阶级阶层，主张一切人皆应兼相爱；内涵之二是在道德范畴中要对等互助互利，即墨子所云的‘兼相爱，交相利”。[3]“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家认为“兼爱”就是“仁”、就是“义”，而“义”就是“利”：“义，利也。”（《墨子·经上》）因此，“兼爱”也就是“利”，“兼爱”是包括了“利”的内容的：“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墨子·兼爱下》） 因此，有学者提出：“在作为孟子核心思想的王道中，墨家学派的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内容基本上都有所体现。” 李元旭也认为儒墨两者有相同之处，“在对人的自身的理解上，两者都注重修身、践行，对人的主体性一致强调；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两者都主张个人利益让位于群体利益，都坚持利他的伦理观；在天人关系上，两者都追求天人之间的和睦与融合……”[4]

儒墨两家的共通性，为孟子吸收和改造墨子思想奠定良好的基础。孟子在批驳墨子思想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了墨子思想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多学者较多强调诸子百家的相异与相分，甚至有人认为诸子之间壁垒分明、灿然有别。殊不知在相异与相分之背后，同时又隐伏着共时性文化背景下诸子百家的相通与相融。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就一针见血地点明：“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学概论.先秦诸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1.

[2]孙诒让.墨子闲诂 [M].北京： 中华书局，2009：733.

[3] 薛柏成.墨家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新探[D].吉林大学，2006：28.

[4]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5.

[5]李元旭.论儒墨两种文化思想的共同之处 [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