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

贝一明（美）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异类：成功启示录》（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书中指出，在我们眼中的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得益于来自父母、学校、文化以及社会的条件和机会。马尔科姆认为，比尔·盖茨无与伦比的成功正是由于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候，他却得以随心所欲地接触到计算机。他确实是一位才能卓越的人，但是若没有一系列的机会和条件结合在一起，他就无法取得今日的成就。

我很认同马尔科姆的观点。我认为成功的教育并非源于天赋或者标新立异的学习方法，而是来自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动机，不断刺激一个人的内部成长并激发他的学习欲望，最终达到带有策略地学习的目的。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有策略地学习”。年轻人往往什么都想学，最后却全忘掉了。他们缺乏这样一种战略性思维：当前的努力对应于一个短期目标时，要把学习内容和自定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别人要求的目标）联结到一起。

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过我的人，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孩子创造出一种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在其中他们能接触到极具思想和智慧的人。而我不仅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还成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时代教育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教育事业。譬如我的几位老师，就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和发明意识，常鼓励我积极思考这个世界。

祖父母的关心和期望

——激发进取之心

还是得从我的家人说起。我的祖父曾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药剂师。他当时过着简朴的生活，以经营一间不大的药店养家糊口。祖父和他的犹太族人一起，从中欧的匈牙利、波兰一带移民过来。他们凭着勤劳和努力白手起家。

我想我的祖父不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但他确实启发了我对知识的兴趣。我那时并不能经常见到他，但我们之间交流频繁。自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时常写信来。记得那时我刚开始收集邮票，他十分关心我的兴趣，还寄来了世界各地的邮票，甚至自己出去搜集邮票寄给我。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已能回信给他，于是我们成了亲密的笔友。同祖父交流的过程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让年幼的我感受到有一位长辈热切支持我的所作所想。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能毫不胆怯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深信人们会理解其中的价值。

当时还有一位老邻居赫姆霍尔兹先生同样热爱集邮。我时常去拜访他，之后他会回赠给我一些他收藏的邮票。就像我的祖父那样，他还给我讲述那些邮票的历史。比如，赫姆霍尔兹先生的收藏中有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邮票，面值上千亿马克。他就把当年的情形讲给我听，告诉我年轻时经历的那场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那些邮票上描绘的故事在我面前连结成为历史长河的一段，于是我感到那些小纸片亲切万分——他们像是一个更广大的存在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日后，由祖父和赫姆霍尔兹先生所激发的兴趣一直鼓舞着我追寻知识。童年时期与长者的亲密交流，对我的智力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是如今的年轻人普遍缺失的一种体验。

我的祖母霍顿斯·戴维斯，从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同时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她深思熟虑，做事刚毅果断，全心帮助家庭成员追求成就。同样，在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很关心我的所作所为。记得我八岁时她送给我一套书，其中多有孩童不易理解的作品，包括《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她其实期望我成为全能全才的人。这对我影响很大。

祖母的期望赋予了我使命感：应该去做更多的事、有意义的事，她叫我去聊天，通过真切、复杂的对话迫使我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祖母任职教师多年，公共服务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后来她作为社会服务人员在纽约市工作，不遗余力地帮助城中的贫困人士。于是我父亲的家庭热衷于各种公共服务，比如叔叔比利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帮助穷苦人们和外来移民。

至于我母亲的家庭，我从没见过外祖父刘易斯·拉夫。在一张照片里有他抱着六个月大的襁褓中的我。那是母亲带我去欧洲回门探亲，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母亲来自卢森堡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而且有相当久远的族谱可循（相反，父亲的家族就无法追溯）。外祖父最初志在成为耶稣会会士，为此勤学不倦。最终他成为公务人员，并在卢森堡税务厅位居高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卢森堡沦陷为德国辖区。他因拒绝加入纳粹党而遭官方重罚，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法工作，为了抚养五个孩子可谓忍辱负重。战后外祖父得以复职，并在税务部高级职位退休。年幼的我或许因为与他未曾谋面他就溘然长逝，对他知之甚少，并不感兴趣。然而，后来在我了解了他的这些经历后，他坚定的信仰以及甘愿为之牺牲的精神，使他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同外祖父一样，我也从未见过我的外祖母凯瑟琳·冯·罗莎娜。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她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致力于为孩子们创造独特的家庭环境。外祖母喜欢园艺，喜欢把家里装饰得绚丽多彩。尽管在外祖母一代略显没落，冯·罗莎娜的姓氏曾是名门贵族。

父亲母亲

——信心的源泉 人生的动力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就如祖母对他的期望一样，他对我的期望也非常高。在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读一些相当有深度的、通常是成年人才看的书，比如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和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当时我对此很着迷，非常渴望能够自己读完这些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尽管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内容含义，但我已尝试自己阅读小说了。

我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学业和事业上表现得非常优秀。他曾在纽约市的一所公立学校学习，并在16岁时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录取。在那个年代（1955年），对于来自于非传统预科学校的人来说，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我的父亲主修医学，同时还熟晓法语。大学第三年的时候，他选择休学一年去巴黎学习，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我的母亲。其后他开始对音乐和文学更加感兴趣，最终离开医学院而将音乐管理作为他的事业。

我的父亲曾任圣路易斯交响乐团（1966-1978年）以及旧金山交响乐团的经理（1978-1999年），现在仍在旧金山工作，任巴洛克爱乐管弦交响乐团执行官。由于父亲在工作方面非常杰出，以至于我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他的高度。他始终都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在我早期的教育中，父亲常引导我涉猎一些高于我知识水平的书。他时常带我去听音乐会和参观博物馆，带领我挖掘周围所有可能存在的学习机会。同时他还认真地给我讲解他工作方面的事情。他将我视作“小大人”，给我讲述一个复杂组织运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财政、市场、管理、行政等各方面细节，以及相互作用。他给我讲述这些，让我全面体会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也让我觉得我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扮演某个角色。他会询问我的建议，并暗示他会参考我的建议。现在回想当初，我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根据年仅十岁的我所提出的建议做出决策，但是我确实从这一经历中获得了不少信心。

父亲从未表达过他希望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的意思。他的教育是以我们之间的经常性对话进行的。我从这些对话中能觉察到一些他对我的期望。我认为这便是他的策略。我想这是教育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对儿童。这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让一个人对自我要求更高。

我的母亲是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创造性，勤奋，诚实坦率并且富有想象力。父亲是一位管理者，而母亲更具有自由精神，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以完成工作。在我小时候，她扮演着传统母亲的角色，从未向我表现过她的学识和才华。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母亲其实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这让我对母亲肃然起敬。

她为我们创造了非常独特的环境。她给我们讲故事，带我们去旅行。而最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描述这个世界独特、美好而不可忽视的意义。她自己也经常阅读或画画。她教导我们仅仅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是不够的，一个人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做事并且成长。

她还经常为我们做印度菜。她在十分年轻时曾嫁给一个英国人，并且在印度生活了五年。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卢森堡，踏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后来母亲遇到父亲的时候她正在巴黎做翻译。她拥有巴黎大学翻译（英—法—德三语互向）学位，还拥有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在某个夏天我也曾在那里学习日语和德语。

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家，日日夜夜都在她的工作室中画画。事实上，虽然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她很快便证明了她是有能力的。她已成功举办过多次画展，并有了不小的名气。在我还只有十岁的时候，她便是一位艺术家了，她将我们的家艺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