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进京录音

刘齐

他站在国谊宾馆门前，再一次核查，仍然，钱夹子在左上兜里，火车票根儿在右上兜里，国产众声牌录音机在造革提包里，没发生什么意外，也不可能发生意外。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省青年。他刚从基层工厂借调到市里，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贺主任的慧眼相中，让他随自己到北京开一个座谈会。时间：1982年年末。

“年轻人，多挑重担，”贺主任意味深长地说，“到大码头闯一闯，见见世面。再带个录音机，把精神‘搂回来。”

预定火车票，兑换全国粮票，请款，开介绍信，用压抑着的愉快声调问会计，问同事，甚至问收发室的老头儿：“捎点儿什么？”

东风厂那一拨相处数载的伙伴，自然也打了招呼。

“现在你给别人录音，将来有一天，人家还不得给你录音？”一个朋友半真半假地预测。

“苟富贵，莫相忘。”另一个朋友当胸击他一掌。

“倒霉时再来找我，”第三个朋友笑道，“我当你的窝藏犯。”

爸爸神情淡然，未置可否，仿佛儿子不是进京，而只是上一趟太原街，上一趟铁西广场。这位成天蹲马路牙子看人下棋的退休铆工，话不多，手心里，两只黑红色的山核桃，搓得咯楞咯楞响。

在街道生产组当临时工的妈妈比较絮叨，反复让他多加小心。同时，对那笔进京开会用的公款表达了相当的敬意，在他的蓝布大裤衩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连同一些私人积蓄）用牛皮纸裹好，小心翼翼塞进口袋。“钱夹子别多装，装点儿‘零嘣儿就行，花完了现掏，找个背静地方掏，没事勤摸摸。”

其实用不着摸。自从离家，那钱一直摽在腹股沟上，沉甸甸，紧巴巴，像是铆了一块铁板，尽管不大舒服，却有一种安全感，充实感。

国谊宾馆坐落在北京动物园附近。“国谊”，国家的友谊，这名字已经不简单了。可是，如果把“国谊”所隐含的意义点出来，那就更不得了。“国谊”，其谐音是“国一”，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的简称。听听，国务院，国——务——院！

他原来所在的沈阳东风厂，是一家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大归大，行政级别不过是县团级。到了市里，单位的级别嗖嗖嗖，变成了地师级，虽说他个人的工资分文未涨，但宰相门前七品官，行市，也就是地位，也就是荣誉感和受尊敬度，显然增加了许多。此次来京参加的这个座谈会，是部里召开的。部，不是小卖部的部，是部委的部，工业部，大部，跟省同级，这已经让他很兴奋了。想不到，面前的这个国谊宾馆，又将他的胃口，说胃口似乎不妥，说胸怀，说眼界吧，又将他的眼界，忽啦一下，提到了国务院一级，这不是长颈鹿登梯子——够到天了吗？

“赵小辉！”门厅里，贺主任粗门大嗓地呼唤。

他迅速进入宾馆，把人造革提包轻轻放在一只特大的花盆旁边。花盆里长着一棵在冬天里碧绿得可疑，可疑得像是用塑料制成的棕榈树。凑进了一看，叶子有开岔的，有边缘枯黄了的，是真的，假的犯不上弄得这么繁琐。

贺主任五十岁左右，是一个身材发福，性格爽快的局级干部，正在跟一个刀条脸的人说笑。“就给沈阳一个名额好干啥？欺负东北人哪？”

贺主任的“势力范围”真够可以的，走到哪儿都有熟人。秦小晖暗想。

“东北虎谁敢小瞧？”刀条脸笑道。

“我们还来个录音的，总不能叫他跟你老兄挤一个被窝儿啊。”

“你怎么不早点儿打招呼？”

“早打招呼，你老兄还不封门？”

刀条脸朝赵小辉打量一下，对一位埋头写字的团脸姑娘吩咐道：“就让他住210吧。给他一张列席证。”

于是，赵小辉得到了一张深灰色的硬纸卡片，外加一份铅印材料、一沓会议专用餐券、一把黄铜钥匙和一句音质柔美的北京话：“210没有洗澡间，走廊里有公用的。”

贺主任是座谈会正式邀请的代表，被安排到三楼。

赵小辉帮贺主任把行李拎到房间。贺主任简单归置一下，对赵小辉说：“今天没事儿了，我会朋友去，你自由活动吧。这儿附近，天文馆值得一看，动物园也不错，就是天太冷，不一定看到什么。”

210有两张沙发床，一张写字台，一架电话机。

衣帽柜的样式很庄重，比沈阳家具市场上那种俗艳粗丽的烫花立柜大方多了。

紫红色丝绒窗帘顶天立地，豪爽，一点儿不怕浪费布料。

淡绿色小碎花壁纸特别顺眼，像……像姑娘的衬衫一样漂亮。

乳白色大吊灯用尼龙丝网袋团团兜住，这是为了什么？安全？美观？反正有网袋总比没有强。贺主任房间里的吊灯也是这样兜住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吊灯破裂了，碎片也不会砸到脑袋上。能住国务院的招待所，哪个不是重要人物？

就差一个洗澡间了。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何必这样设计？要有就都有，要没有就都没有。当然，社会主义还有另一句话，叫做：工作需要。从目前的情况看，赵小辉还不需要在房间里洗澡。虽然210没有洗澡间，但平心而论，也算相当可以了。更何况，这是在北京，是国家的友谊，多大的面子！天文馆自然要看，动物园，还有颐和园，还有圆明园，转转也无妨，一样一样来，时间有的是，天底下一切好东西都来得及品尝。再说，动物园这类公共场合，谁都能去，国务院招待所却不容易进来。那好，下午就哪儿也不去，先在宾馆里转转，好好体会体会。

他从容不迫地坐在沙发上，用细瓷杯为自己斟上开水，读那份刚刚到手的铅印材料（东风厂的材料都是打字员打完油印的）。内部材料，注意保存，会后收回。日程安排。分组情况。讨论题目。食宿须知。一页一页，都读得有滋有味。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与会代表的名单。第一位第二位，赫赫然，凛凛然，是部长和党组书记的大名。接下来的一串串名字，几乎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想不到，自己就要跟这些人物，并排坐在一起，在同一个屋子里喘气了。

名单上，逐一标示着代表们的房间和电话号。他们都高高在上，被安排在三楼。210比较特殊，在表格的最下端，住宿人一栏空着，备注栏印着两个黑体字：“机动”。赵小辉不由得笑起来。全国成千上万上亿的人，210偏偏“机动”到了我的名下，机遇啊。爸妈辛苦了一辈子了，也没见过这样好的房间，他们要能在这儿住上一宿，该有多美。东风厂那一起小哥们儿，一个个心高气盛，壮志凌云，动不动就说，要是叫我当总理，当司令，我非得如何如何……可他们见过的最大干部，不过是厂党委的书记、副书记。这帮可怜的野心家，好像都没出过省界。要是老天爷一阵风，把他们吹到这里，那就再理想不过了，大家脱了鞋，一起在床上拿大顶。

餐厅更气派。单是“餐厅”这个叫法，就不俗。同样是吃饭的地方，东风厂那里叫食堂，人家这儿叫餐厅，牛！桌子本来很好了，还嫌不够，还要铺桌布。是棉织布，不是塑料布。纤尘不染的白桌布上，一字排着造型奇异的醋壶、酱油壶和有机玻璃牙签筒。还有一只青花小瓷碗，碗上有盖儿，盖儿上居然有个豁口儿，从豁口里伸出羹匙把儿。单单为了让一个小勺子呆得舒服点儿，就特制出这么个物件儿，讲究！揭开盖儿一看，里面盛着红艳艳的辣椒酱。沈阳的饭馆里，还没有哪一家免费提供辣椒酱，就算你跟饭馆的领导认识，白送你一点辣椒酱，也是盛在普普通通的小碟子里，咣！往油唧唧的桌面一放，完事。

国谊的女服务员，小手儿雪白，细嫩，泛光。

“请您把餐券放在桌上。”

“请”！

“您”！

多么文明，多么动听！

沈阳人不爱说“您”，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字，是不习惯说，不好意思说，跟自己的爹妈也不说。如果谁不小心说了出来，谁就有“装灯”的嫌疑。“装灯”在沈阳，是比较狠的骂人话，这也是一个歇后语的压轴词，全文是：裤裆里点蜡——装灯。现在，隔了一千多里，到了皇城根儿底下，就是另一个环境，“您”跟这个环境，天造地设，配套成龙。

饭菜很解馋，汤很鲜灵，可惜忘了试一试牙签，不忙，有的是机会。

走廊地毯上的花纹典雅。有女人擦肩而过，香水味迷人。

工艺品服务部的纪念邮票种类齐全，不过，要买就得买一套。这种做法不见得合理，应该改进一下。

公共卫生间的莲蓬头不错。免费香皂滋生出来的泡沫很高级。海绵拖鞋跟脚。枕头和被褥喧腾，干爽。肚皮上的钱口袋熨帖。房间宁静，只不过一个人睡，寂寞，可惜。宾馆的沙发床，并非工厂的机床，总是三班倒，歇人不歇马。

第二天，吃过早饭，赵小辉拎着录音机，兴冲冲来到会场——一间无比宽绰的大厅。代表们尚未入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忙着安装扩大器和录音机线路什么的。他隔着七八盆开得正欢的君子兰，上下打量赵小辉：

“您也录音？怎么录？”

“就这么录，找个电源就行。”

“那哪儿成？隔着这么些人头，不净录倒水声、咳嗽声了？哗哗的，嗑儿咔的。这么着，你坐我那儿，”小伙子指着靠近门口的几把椅子，“回头我匀你一根线，是直接从麦克上接过来的，插你机子上，效果绝对了。”

半小时以后，赵小辉知道了这位好说话、自来熟的小伙子叫韩勇，是工业部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斯琴高娃兼鲁梅尼格的崇拜者，四喇叭双声道日本三洋收录机性能的知情人。

韩勇几乎认识与会的全体代表，至少，赵小辉是这样感觉的。他不时指点给赵小辉看一些入场的人，口气之随意，之漫不经心，仿佛在指点一个修自行车的，或者卖糖葫芦的。

神态傲然的那位，在《红旗》杂志登过文章。

面色红紫的那位，刚从欧洲访问归来，手里捏着一只精巧的袖珍录音机，只有眼镜盒大小。

衣领很高，肩膀浑圆的那位，跟毛主席在一张桌上吃过饭，可惜只能从背面猜测她的丰姿。

满头华发、耳轮上挂着助听器的那位，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也蹲过共产党的监狱。直到昨天下午，赵小辉才知道，被他长期当作历史人物加以景仰的这位蔼然长者，依然活在世上。

一个个令人尊敬的铅印名字，就这样，陆续还原成为血肉俱全的活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吸烟喝茶，交头接耳。说来奇怪，平日里，赵小辉觉得自己并不迷信权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可现在，人物们一旦坐在自己身旁，他又恍惚觉得，有一种威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正在悄悄地向他渗透，使他兴奋，拘谨，甚至不安。东风厂那一帮小哥们儿，在这种场合会怎样呢？能不能一改往日的张狂，老实巴交地躲在角落里，发傻，发愣？

就这么呆呆想着，会议开始了，赵小辉神游八荒，几乎没听见主持人在说些什么。

休息十五分钟。贺主任和几位代表谈笑着，路过赵小辉的座位。贺主任问了句录音效果，几位代表也含笑看了看赵小辉，其中有一位，还冲他点点头。高高的衣领，圆圆的肩膀，正是那位和毛主席吃过饭的女人。脸，身子，漂亮得吓人！右腮上还长着一颗美人痣。等赵小辉缓过神儿，也想点一个头，致一下意，人们已经踱出大厅，只剩下贺主任的大嗓门在耳边回响：“有机会到沈阳转转嘛，别净往广州上海跑。”

美人痣：“有时间一定去……”声音甜美，圆润。

继续开会。刚才几位同志讲得很好，哪位接着发言？座谈嘛，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哪里是辫子？是烫的发！曲曲弯弯的，像波浪，像菊花。六零年就跟主席吃过饭，六零、七零、八零，现在怎么也得五十出头了，长得还那么年轻，吃什么药了？有时间一定去——多好的嗓子！妈妈虽说才四十六岁，脸上已经有了不少褶子。凭什么她就应该比妈妈年轻，享福？

“喝水吗？”韩勇打断赵小辉的思索，“茶水。”一指门外条几上的一溜儿铁皮暖壶。顺着韩勇的手势，赵小辉瞥见一个服务员，小个头，黄面皮，垂手伫立几旁，畏畏缩缩地向会场里张望。服务员的目光跟赵小辉的相遇了，那眼神里充满了羡慕，甚至还含有驯顺的意味。

“找谁？”韩勇问。

“不找谁，看看。”服务员有点儿不好意思。

“都一个鼻子一张嘴，有什么可看的。我要是你，就找个清静的地方，看书去，睡觉去。”韩勇大咧咧地、好心好意地说。

“不行啊，领导看得可严了。”服务员抱歉地、感激地回答。

“那你就进来坐，有椅子。”韩勇说。

“谢谢您，我得干活去了。”服务员转身，瘦小的身影在赵小辉视界里消失。他要去干什么活？能有什么活儿？不外乎是擦地板，换床单，涮痰盂。咱中国，虽说大家都是人民，都是主人翁，可主人翁和主人翁，并不都是一样。他们宾馆的领导，爱训人吗？你看你加工的这个件儿，这叫什么玩意儿？跟狗啃的一样，猴子上车床，也比你强！怎么整到东风厂去了？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市里，工资关系也快了。我有名单、餐券和钥匙。贺主任让我挑重担。他跟美人痣的关系不一般。美人痣跟毛主席照过相，相片装在镜框里，每天让女儿擦一遍灰。妈妈漂亮，女儿也孬不了。我也有镜框，我的镜框装的是奖状，先进工作者，优秀报道员，最大的那个是青年红旗手的，被我爸楚河汉界，改棋盘了。

“啪！”又一盘TDK牌的磁带录到了头。赵小辉手忙脚乱，换上一盘新带，却听主持人高声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会后，请大家到三楼会务组领电影票，吃完晚饭，在门前集合，集体乘大轿车，到小影院看内参片。一共两个，片名叫——”他侧身跟旁边的人嘀咕几句，“片子刚到北京，一个是美国的，叫《铁十字勋章》，一个是英国的，还不知什么名。七点开演，六点半准时发车。”

“在一楼门前发车吗？”有人傻呵呵地问。

“总不能在三楼发车啊。”主持人应声答道。

人们哄堂大笑，鱼贯拥出会场。

赵小辉跟人们一样开怀大笑，笑声止住后，笑容并不褪去，就那么荡漾在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脸上。他帮韩勇理了理线路，收拾一下桌面，拎起自己的录音机，大步流星，直奔会务组而去。

会务组人头挤着人头，好不繁忙。宽大的写字台上，平铺着一张张电影票，面朝里，背朝外，井然有序，一律反扣着，票背上写着与会者的名字。

昨天负责登记的那位团脸姑娘将票一一发给大家。

领到票的代表把票面翻转过来，边走边瞅。

轮到赵小辉了。

团脸姑娘问：“您是？秦——小——辉，”边说边找，“咦，怎么没有呢？您住几号房间？ 210？您是列席的吧？对不起，列席的没票。”

屋子里静下来。

赵小辉耷拉着脑袋，觉得满屋子的人都在注视自己。

“给他一张吧，就一张。”贺主任冷不丁挤过来，语气可怜巴巴的，像是小孩子在央求大人。

“不行啊，电影院太小，领导说了，只发给正式代表每人一张。”团脸姑娘拉开抽屉，另外取出一册像书一样装订整齐的票本，撕下一张，“给您来张这个，国产新片，也不错，也是六点半，大门口集合。”

赵小辉突然感到一阵疲倦，腿肚子软绵绵的，似乎被抽了筋骨，又填了鸭毛。走廊里，一只大手拍在肩上，贺主任笑吟吟地：“小伙子真占便宜，闹了张好票。咱俩换换，我顶打怵那些个外国片，太快，怎么瞅都跟不上趟。”

谎话，好心的谎话。贺主任，谢谢你，一股热气涌上心头，嘴里却说：“不换，我也挺爱看国产片的。”

餐厅比会务组嘈杂多了，嗡嗡的，声浪震耳。

赵小辉却十分感谢这种闹闹嚷嚷的环境，人来人往，碗筷叮当，没谁在意你的衣兜里，揣的是哪一种电影票。只是，桌布有点儿晃眼，馒头有点儿噎人，清炖牛肉有点儿塞牙，牙签筒摆在另一端，遥遥的，难以企及。

门厅里，等车看电影的会议代表，仨一群，俩一伙，精神抖擞，谈笑风生。

一帮下了班的年轻服务员，叽叽嘎嘎地闹着，笑着，一个个穿得山清水秀的。其中有个小伙儿，正对着姑娘们发感慨：“演武侠那女的，《大众电影》上过封面，那身打扮，反了！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没她妖。”

敢情他们也去看国产片，大概是会议专门为宾馆安排的。好啊，跟服务员打成一片了。

巨大的玻璃门被人推了一下，晃了晃，停下来，门上，清晰地映出自己的身影儿：小分头本来已经很土了，却又没“站”住，以至一绺头发披散在额头，像个农村大傻妞的刘海。脸的上头像丫头，下头像老头，胡茬子密密麻麻，老气横秋。棉袄太大，而且，是刺眼的老黑布面。灰色的涤卡人民装太小，想遮都遮不住，于是，棉袄边子从人民装下面露出了一大圈儿，像屁股帘儿。可叹我妈，非让我穿这件新棉袄不可：“黑色好，禁黵，给你絮的都是新棉花，别说上北京，上北大荒也扛得住。下晚睡觉，还能压个脚儿唔的。”当被盖，当褥子铺得了！明天午休，一定上街，买件大一点儿的罩衣。按说此次出差，也算精心做了准备，无奈跟京城一比，差距还是太大。北京这些人，哪有穿老棉袄的，又不是在街上卖烤地瓜。

“赵小辉，”团脸姑娘凑过来，嗓音清脆地招呼，“你真是好运气，给，小影院的票，有个代表临时有事，去不了啦。”说话时，一双大眼睛盯住他，眼睫毛忽扇忽扇的。

别往下看。赵小辉勾住棉袄，悄悄往后扯，在臀后，将翘起的袄边压住，装成背手的样子。

团脸姑娘递过票，赵小辉腾出一只手，掏出原来那张票，交换，手心竟沁出汗水，亮晶晶的。

细看小影院的入场券，纳闷：这么一张平淡无奇的绿纸片儿，竟有如此大的魔力，把他折腾得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再一看宾馆那帮服务员，勾肩搭背的，嘻嘻哈哈的，还是那么快活，那么嚣张，不由得叹了口气，生出一种同情之心。

小影院在一个叫小西天儿的地方。小西天儿，好生神秘的地名，西天取经，小西天，八成也是取经的地方，不取大经，取小经，花花绿绿的洋经。

小影院果然很小，很特殊，很“内部”。门禁森严，左一道岗，右一道门，没有捏着零钱等退票的影迷和黄牛党，黄牛党只知道去普通影院，哪里晓得这里别有洞天。

剪了票，验明正身（赵小辉对自己突然想到这个刑场专用词组感到好玩），进了影院，气氛顿时高雅起来，没人随地吐痰，扔瓜子皮，也没人相貌粗俗，大呼小叫。坐席不是固定在一起的寻常木板椅，而是宽大舒适的沙发，可以随意挪动，不对号入座。木制的沙发圆腿儿，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嵌在软软的料子里边，跟当年新闻纪录片里，毛主席在书房，还有周恩来，他们接见外宾时坐的那种沙发，好像是一个档次。更令人称奇的是，小影院里居然允许吸烟，甚至提供烟缸和火柴，还有香茶，还有玻璃杯。原来，中国人民中间，有一部分人还可以这样看电影，这样从事……业余文化生活。

两部内参片儿非常惊险、刺激，色彩艳丽，动作逼真。只是那些叽里咕噜的外国话尚未变成汉语，而是由一位女翻译现场解说。这样更好，更有“内部”感。女翻译真有两下子，嘴皮子十分利索，尽管有点河南口音，跟洋味十足的剧情不是特别协调。赵小辉生平第一次现场接触翻译人员，觉得特别新奇，受用，恍惚间，仿佛自己成了首长，两手平放在沙发扶手上，跷着二郎腿，让电影里的人物纷纷走下来，受自己的接见。忙里偷闲，还有点儿纳闷，有点儿失望，这些片子，虽说有苏联女红军洗澡的镜头，可是，并不怎么黄啊，为何只能在内部上演呢？

散场后，赵小辉回到无需翻译便能理解的现实世界，上了一辆车，紧靠窗边坐下。人们陆续上车，彼此谦让着，请对方坐靠窗的座位。

赵小辉意识到了什么，刚想起身让座，一位女代表款款地落座于他的身旁，把出路挡住了。她就是那位仪态万方的美人痣。

赵小辉嘴里呜噜了一声，似乎想表示点什么。美人痣瞟了他一眼，表情空洞、淡然，仿佛扫视一个陌生的路人，丝毫没有跟他打招呼的意思。也许白天里，美人痣并没向自己点过头，是自己自作多情，看花了眼。

美人痣俯过身去，跟前座的人笑着说了句什么，又扬起身，转过脸，跟后座的人悄声嘀咕了几句，一只青白色的手还挡在嘴边。然后，拧过腰肢，跟过道另一侧的人聊起来。音质细腻，音调抑扬顿挫，只是腰稍微粗了些，车内微弱的灯光下，眼角隐隐的，似有几道皱纹。

大轿车在夜色中疾驰，一幢幢高层建筑、一个个果皮箱子、一盏盏黄色的高压钠路灯风驰电掣般向后闪去。

车厢里，人们热切地议论着电影，彼此都相识，都熟悉。唯独赵小辉自己，孤零零地枯坐，无人跟他说话。

第二天上午，快开会时，那台银灰色的大三洋录音机旁，虽然照样摆着土黄色的众声牌国产机器，但赵小辉的头发已经理过，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

国谊宾馆的理发室，刮胡子要刮两遍，第一遍完事，还要用滚烫的消毒毛巾在嘴上捂一会儿，热乎乎的，怪不习惯的。接着，再仔细刮一遍。到底是北京，到底是大宾馆，刮个胡子都比别的地方高级。当然，价钱也高级。

美中不足的是，外衣还来不及买新的，“屁股帘儿”依然当啷着，但袄袖已经挽了进去，从外边一点看不见黑袖头了。

今天的会场，气氛似乎更加隆重，隆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服务人员在前边张张罗罗，布置茶具、椅子和花盆。代表们东张西望，窃窃私语。摄影记者披挂着“大炮”、“小炮”，人数也比昨天多了好几位。

韩勇悄声告诉赵小辉：“一会儿，李老要来参加会。”

李老？赵小辉心头一颤，登时镇住了。那可是XXXX啊！全国一共才有几个XXXX？幸而刚刚剪过头，否则，怕是对不起这里的气氛呢。

掌声热烈地响起来。

在几位领导同志的簇拥下，李老非常富态地、雍容大度地步入会场。他频频跟一些靠近通道的代表握手，寒暄，然后，走到主席台上最显眼的位置，稳稳就座。

韩勇“咔”的一声，启动大三洋。

赵小辉紧随其后，按下众声牌的录音键。

扩音器里，忠实地传来主持人的庄重声音：

“开会了。今天，李老和周部长，孙书记，亲自参加我们的座谈会，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李老的欢迎和感谢。下面，请我们尊敬的李老，为座谈会做指示。”

李老苍劲的声音：“哪里有什么指示？大家谈，大家谈嘛。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哪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呢？又不是大喇叭。”

人们彬彬有礼地笑了。

赵小辉暗想：到底是大人物，多么谦虚，风趣。

摄影记者忙碌着，闪光灯耀眼，灼目。

有个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的小伙子，扛着一架小巧的摄像机，在会议厅里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脚下嘎吱嘎吱，一个劲儿响。他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一定是皮子底儿，而不是橡胶底儿，否则不会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好牛皮。

小伙子为会议代表泛泛拍了一会儿，便凑到主席台，半跪在李老席前，侧着头，沙沙沙，专心致志地摄起来。那姿态极优雅，帅气，知道的，认他是电视台的记者，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新疆舞蹈演员，屈膝、抖肩、敲手鼓。

有李老在场，一切都不同了。代表们的目光像孩子一样天真，笑得像孩子一样甜，似乎也像孩子——人来疯的孩子，喜欢在家长面前表演小节目的孩子一样，争相发言。他们侃侃而谈，或者娓娓而谈，措词恰切，语气得体，举止斯文。

也有些代表，不堪会场的压力，说话有颤音，哆嗦，结巴，语句间歇停顿较长。

赵小辉不用发言，只是作些记录，但心里也有几分紧张。他没有大学文凭，书读得不多，各种文件、讲稿和总结材料却写得不少，省市报纸不时还能登个豆腐块、萝卜条。他聪明，自信，勤奋，从车间调到厂部，又从厂部借调到市里。在同伴眼中，他无疑是个佼佼者——不说辉煌吧，也算冒点儿“小光芒”了。不曾想，到了北京，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并没有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在伟大祖国的首都，身披霞光，豪情万丈，反而是心事重重，惶惑不安。此时此刻，大厅里的气氛，尤其让赵小辉自惭形秽。

“太热了，”韩勇自言自语，“烧暖气的太积极。”

隔了会儿，敞开外衣，把毛衣撩起来，问赵小辉：“你热不热？”

“不，不……”赵小辉嗫嚅着，尽量回避那个“热”字。

他担心自己的舌头。

他说不好优雅的、代表教养和城市级别的、并不普通的普通话。他会把“如果”说成“鱼果”，把“暖和”说成“脑呼”，把“热”说成“叶”。他恨自己笨拙，也恨自己对韩勇说假话。他何尝不热？妈妈狠命絮进去的那些棉花套子，早已把他裹出一身酸汗。这还在其次，关键是那个“屁股帘儿”，太“克惨”也就是太丑陋了。中午，无论如何，一定上街。

他请韩勇照看机器，蹑手蹑脚出门，进了厕所。当时的厕所，即使是北京，也不叫洗手间，就叫厕所，朴实无华，直截了当。

四下里空无一人，只有水在哗哗流淌。他将手飞快伸进裤衩，掏出牛皮纸口袋，数出几张十元大票。

刚刚收拾利索，厕所门被人缓缓推开。

赵小辉抬头一瞧，吃了一惊，岂止是吃惊，简直是大惊失色，手足无措。

进来的是那位权高位重的李老。

李老竟然上厕所！

厕所竟然有李老！

赵小辉先是发愣，继而忸怩，最后竟惋惜起来，仿佛李老不该上厕所，至少，不该跟他一样，上这种人人能上的厕所。而应该单独去一间更好的、与李老身份相符的地方，门口设岗哨，而且有专人，专程陪同。

回到会议厅，他仍然想着刚才那幕令人不是滋味的情形。再一瞅主席台上的李老，依旧安详，端庄，富态，脸上看不出一丝异样色彩，赵小辉又觉得自己十分无趣。

午休了，赵小辉将录音机和笔记本送回房间，然后去餐厅。

按惯例，这种会议餐往往十人一桌，凑齐人数，才能上菜。

一些桌子坐满人，吃上了。

正前方有一张桌，坐着几位多少有些眼熟的代表。赵小辉过去坐下，像大家一样，掏出餐券，放在桌上。

这时，李老，座谈会主持人，还有两位领导模样的人，进了餐厅，来到这张桌前。

这张桌和附近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微笑。

主持人说：“李老不去小餐厅，李老惦念同志们，想跟大家共进午餐。”

大家感叹说，李老真是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党的好传统又回来了。

忙乱中，主持人问赵小辉：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等赵小辉答话，又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到那边去坐好不好？那边还有空桌。”

赵小辉一声不吭，木橛子似的，走到一张凄凉的、无人就座的空桌旁边，懒懒坐下，发呆。

半晌，无人前来答对。远远听到李老那张桌子正在高谈阔论，热闹非凡。

周围几张桌子的气氛，也被带动起来，人们似乎忘了吃饭，停下筷子，把脑袋偏到李老一边，不时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甚至还有人鼓掌。

李老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中心。

相形之下，赵小辉这边越发显得冷落。

一位女服务员总算来到跟前：“同志，您也是开会的？”

“啊，啊，开会，开会……”赵小辉闷声说。

“等一会儿吧，看看还能不能凑齐一桌。”

过了片刻，女服务员过来说：“您来得太晚，人家都要吃完了，凑不齐十个人，给您提另端吧。”

“端吧，端吧。”

“有餐券吗？”

“有，有。”赵小辉在身上摸索一阵，蓦然想起，刚才，把餐券放在了李老那张桌上，嘴里就喃喃道：“忘了，忘了。”

“哟，没忘了吃饭，忘了看内参片？”女服务员开玩笑。接着，冒冒失失说：“同志，给我也弄张票呗，要不，不给你端饭。”

不料，这些毫无恶意的玩笑话，竟使得赵小辉大为恼火，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好啊，都熊上我了，看我好欺负怎么着？管我要票，我的票还不知管谁要呢。不给端饭就不端，还能把谁饿死怎么的。有能耐饿李老一顿，饿主持人一顿！

女服务员不知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摆上热腾腾的饭菜，依然笑嘻嘻的：“不就一张票嘛？看把您难的，我说着玩呢。回头，把餐券送来。”

赵小辉惭愧了，真是的，跟人家女孩子耍什么威风，嗔着人家不敢治领导，你敢？几句话就把你发这儿来了，连餐券都不敢回去拿。谁说不敢？我这就去，有啥了不起的！赵小辉噌地站起来。

李老正往碟子里倒醋，并不拿眼睛瞧赵小辉。主持人嘴里的东西没咽净，用筷头指着一张餐券，呜噜呜噜说：“你的吧？我说怎么多出一张。”

赵小辉不答话，拿起餐券，抹身就走。心想，谅你也不敢贪污！马屁精，欺软怕硬的货！快吃，不喜得跟他计较，吃完还要买衣服呢。咳！还买啥衣服，装那个洋蒜干啥！爱谁谁，我就这身打扮了，省下钱，给我爸买瓶好酒。

他胡乱扒拉两口饭，把餐券交给服务员，出了餐厅。

电梯门口，那位美人痣正拉着一个满脸皱纹，抽抽巴巴的老太太连声劝道：“洗完澡再走嘛。没事儿，方便着呢。”

别看你家住北京，你也有穷朋友，也有掉价的事！既如此，你又有啥可牛的？赵小辉觉得非常痛快，美人痣昨晚在车上对自己的冷淡，似乎得到了某种报复。他索性认定，那个抽巴老太太就是美人痣的母亲，因此更加高兴：你妈这模样，将来你也这模样，你女儿也这模样，你外孙女还是这模样！你们都是一个系列的！抽巴系列。

下午，一点半开会。虽说是冬天，座谈会仍午休两小时。与会者都是养尊处优的重要人物，不能像东风厂的工人那样，吃完饭，刷完饭盒，打不了几“锅”扑克，就得戴上油渍麻花的粗布手套，抄起家伙儿，接茬儿干活。

座谈会主持人：“开会了。上午，几位同志的发言很好……”一听他说话，赵小辉就气不打一处来，就会讲这么两句，干巴巴的，白瞎我的磁带了。

“下午，我们接着座谈。首先，请李老为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

大家欢迎还得你动员？这不等于强迫命令了？沙家浜里，胡传魁结婚，手下的人命令老百姓，“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掌声。

开暖壶盖声。

翻笔记本声。

悄悄的咳嗽声。

李老：“好嘛，点将了。”

彬彬有礼的笑声。

“不要记录，记完了一看，白记了，也没讲什么嘛。”

又是一阵笑声。

赵小辉并没有像上午那样，跟着众人笑。普普通通的几句话，有什么可笑的？难道同样的中国字，由不同的人说，味道也会不同？

“……这几年，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很大成绩，不少问题，穿靴戴帽，古老一套，跟东风厂的厂长差不多，老实说，还不如厂长呢，厂长不但会说这个，还会说安全、质量、考勤和技术革新。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怎么搞好改革？怎么解决那些辣手的问题……”

辣手？手上没长舌头，怎么会辣？把五个指头全按到那个带豁口的辣椒碗里，也辣不起来。一定是把棘手的“棘”念白了。这会儿咋没人笑了呢？你们倒是笑啊！给指出来啊！澡也洗了，国也出了，《红旗》杂志也登了，还会听不出这个白字？

赵小辉扫了一眼会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全神贯注地记，似乎都不愿意打断李老的讲话，惟有韩勇那小子，冲着赵小辉挤眉弄眼，并伸出粉红色红的舌头，假装舔了舔手心，苦着脸，嘶嘶地倒吸冷气，然后捂着嘴，闷笑起来。

“……应该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实际情况往往跟我们想得不一样……”

这话说得还挺对。不到国谊宾馆来，我哪能了解你们，一个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各位的看法。我不是主角，在座的同志才是主角。希望大家多谈谈。完了。”

想不到，这小老头儿的讲话还挺短，不像有些大人物，逮着麦克风就没完，车轱辘话能从南极转到北极。

接着，几个代表发言。不时，还有人插一两句，尽管插不插话，其实无关紧要。

赵小辉昂着头，雄赳赳地坐在那里，目光如炬，勇敢地向四周环顾，先前那种畏首畏脚的窝囊劲儿一扫而光。

他发现，会议厅依然雅致，但人们的举止，已经不像前几天他感觉的那样高级了。有的人在抠鼻子，抠耳朵，用火柴棍，用小手指。有的人打哈欠不捂嘴，牙龈露出一大截儿。有的人翻记录本时，用手指蘸口水，翻一页，蘸一下。当年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华主席念稿子，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个老头儿，掏出烟卷，在指甲上蹾一蹾，接上半截烟头，点着，才抽一口，烟头便脱落到膝盖上。老头儿急忙欠身，躲闪，却绊到录音线上，险些将一只麦克风扯下桌子。

会场稀哩哗啦一阵乱响，还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扩大器尖叫声。

韩勇打盹，醒来，没等他有所反应，赵小辉早已大模大样走上前去，像个正式的工作人员那样，蹲下身子，归置线路。

那个捅了娄子的老头儿满脸尴尬，也蹲下来，试图从地毯上拣起烟头。

桌子底下，有女人的腿在挪动，裤脚上，有一方小巧的补丁。真好，这样一个场合，居然也有补丁，赵小辉感到几分亲切，顺着补丁往上瞧，却发现美人痣的那张脸，正在向他微笑。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天津的一位代表发言之后，主持人便“收秋儿”了：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明天，李老继续参加我们的会，希望……那今天，就到这儿了，会后……”

没等主持人说完，赵小辉已把录音机和笔记本收拾停当，快步走出大厅。

他知道，接下来，就要宣布今晚看电影的有关事项。

他不想听，眼不见，心不烦。

独自回到210房间，打开门，屋里黑乎乎的。窗外，暮色已经很浓重了。

他和衣躺下，两手垫在脑后，两脚架在床板上。

在家里，不脱鞋上床，妈妈又该唠叨了。小辉呀，累了吧？再不，你就是“抖落着了”这是妈妈常说的东北土话，意思是感冒了。感冒哪有“抖落”传神！柜子里有羚翘解毒丸。柜子是老式的炕琴柜，笨重，结实，亲切。打开柜门，还有妈妈的针线笸箩，爸爸的新棉帽子，以及肥皂、旱烟、中药和卫生球混合而成的气味。还有煤烟子味，炸辣椒油味，搓山核桃的咯楞咯楞声，邻居在院子里的唤猫声，锁自行车的咔咔声。赵小辉仰望模糊的天花板，心绪苍凉，孤寂，有点想家。离开父母，离开沈阳，简直有一百年了。

有人敲门。

“请进！”他在黑暗中喊道。

“你不开门我怎么进？”那人在门外嚷。

门被自己反锁上了。莫名其妙。

贺主任进来，拿着一张信纸。

“明天我想发个言，先简单拉几条，”他把纸递过来，“给我看看，行不行。”

赵小辉匆匆浏览一遍：“挺好。”想了想，又抬高嗓门，“其实，不拉纲也能比他们讲得好。他们……不过如此吧。”

贺主任沉吟一会儿，没头没脑地说：

“小辉，你呀，还是太年轻。”

点了根烟，又扔过来一根：“这两天我的事儿太多，开完会就好了，一起转转。”

这几天，贺主任的确忙。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他有太多的人要联络，太多的交谈要个别进行，自然无暇顾及赵小辉。赵小辉倒也落得个清静，随从随从，不是随随便便地从，需要你“从”，你才能“从”，不需要，你就自己在一边呆着。

又有人敲门。

“进来！”赵小辉烦躁地叫道。

敲门人并不进来。

开门一看，是会务组的团脸姑娘，她笑眉笑眼地站在门外：“你们怎么都不去领票？这是贺主任的，这是小赵同志的。”

“哪儿的票？”

“小影院的。”

“我是列席的。”

“就是给你的。列席的就你一人驻会，哪儿还省不下来一张？不知谁跟领导说了，领导也同意。”

这张票的确是发给他的，票背上，一丝不苟地写着：“210赵小辉。”

那一刻，赵小辉并没有高兴，他高兴不起来。相反，倒有几分讨厌自己。

团脸姑娘叮嘱说：“快去吃饭吧，不然就晚了。”

贺主任拍拍他肩膀：“走啊，别磨蹭了。”

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晚上，全体与会者聚餐。

餐厅里，每张大圆桌上，都戳着十瓶啤酒，菜肴也比平时多添了花样。

贺主任和美人痣坐一桌，眉飞色舞，相谈甚欢，都还没有动筷。

见赵小辉过来，贺主任招呼说，坐这儿吧。美人痣也欠欠身子，微笑。

“赵小辉！”韩勇在另一张桌子招手，团脸姑娘和他坐在一起。

“去吧。”贺主任宽厚地挥挥手。

“年轻人爱找年轻人。”美人痣补充。

赵小辉坐过去，韩勇说：“喊你好几声都不应，跟他们老的在一个桌喝酒，你不‘拘得慌？”

团脸姑娘说：“咦，我们桌咋没有瓶起子？”

“杀鸡焉用牛刀。”赵小辉抓过一瓶啤酒，攥住细长的瓶颈，用筷子那么一撬，哧的一声，瓶盖就滚落到地板上。

“这么厉害？”团脸姑娘赞叹，“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

“人是谁？人是东北汉子！”韩勇脱了外套，“使劲喝，谁也别装。”

玻璃杯中，乳白色的泡沫不停地旋转，聚散。

觥筹交错，人声鼎沸。

餐厅里热闹得像几十台大戏同时上演。

每张桌上，都有赵小辉这些天熟悉起来的面孔，这些面孔都在吃、喝、说、笑、呼吸、冒汗。嘈杂声里，只见贺主任站起来，擎着杯子，冲着西安一个代表大声说着什么，宽眉毛一上一下，厚嘴唇一张一闭。

那天，贺主任在会上发言，脸上的神态，跟现在差不多。那天，贺主任举一个例子，一时记不清，问他，他就说了几句。不曾想，那位李老挺感兴趣，让赵小辉接着讲。讲就讲，怕啥？他讲了市里一些情况，鬼使神差，又扯到东风厂，扯到一则工人讽刺领导的顺口溜，惹得全场哈哈大笑，那美人痣前仰后合，竟笑出了眼泪。一只麦克风出人意料地伸过来，韩勇冲他扮了个鬼脸。小“众声”和大“三洋”在身旁同时转动，红绿线路在地上纵横交错。李老问他，今年多大了，他刚答完，主持人便说：“是代表中最年轻的。”“我是列席的，录音的。”他大声纠正。“列席的就不能发言了？没这个规矩吧？是不是啊？”李老问主持人。主持人一迭声回答：“是啊是啊。”李老又跟赵小辉说：“你讲得很好嘛！我们这些老家伙很愿意听嘛！是不是啊？”主持人又说：“是啊是啊。”

“老家伙们”吃得比较快，或者说，比较注意保养，晚餐不多吃。这会儿，他们三三两两，陆续离席。

没见到李老的身影。

在大餐厅，李老只跟代表们共进过一次午餐。

给李老准备的大套间，他老人家一宿也没住过，只睡过一两次午觉，平时，就空在那里。韩勇曾建议赵小辉搬过去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若不是家里有事，韩勇会陪他一起住。只要晚上悄悄溜进去，早晨早点儿溜出来，人不知鬼不觉，屁事没有，还等于物尽其用，让国家财产少浪费一点儿。即使进门时被人发现，也可以大大方方，不理不睬。能进这个套间的，都是有来历的，谁还能拦住你，查一查证件？

无论怎么动员，赵小辉都没答应，只是跟着韩勇过去参观了一下，好家伙！宽敞明亮，屋中有屋，应有尽有，简直太气派，太豪华了，连地毯都厚得陷脚。跟赵小辉的210比，贺主任他们那些正式代表的房间，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跟李老的大套间一比，贺主任他们住的那个，简直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赵小辉看得目瞪口呆，思绪纷乱，脑子里同时浮现出两个李老，一个是上普通厕所的李老，像普通人一样撒尿，尿完了，还会像普通人一样，低着头，抖一抖。另一个李老，就是有资格住却没时间住这个豪华套间的李老。两个李老，不知哪一个更真实，更让人尊敬。

贺主任捏着一根牙签，与美人痣并肩过来。

贺主任故意绷脸说：“小辉，注意啊，喝醉了可不行！”

美人痣竖起食指建议：“少喝酒，多吃菜。”她的脸颊红扑扑的，像一朵总也开不败的海棠花。

“老家伙们”离席后，餐厅冷清了许多，越发显出赵小辉这张桌的热闹。

团脸姑娘拿着一根筷子，正在跟韩勇说笑，不时敲几下碟子，叮叮当当的，木琴般悦耳。

红烧鱼只剩下一付黄白色的骨架，横卧在长盘里。

瓶盖东一个，西一个，散置在被酱汁、酒水玷污的桌布上。朦朦胧胧，仿佛一些手表，被挥金如土的主人，漫不经心，随手遗弃。

赵小辉的脑子有点儿沉，杯中，又被灌满了琥珀色的液体。肉片滑溜溜的，松花蛋滑溜溜的，椅子面儿、椅子背儿滑溜溜的，鱼头不滑。瓶盖不滑。脚底不滑。这点儿酒算什么，他还能喝，他还能喝一万瓶、一百万瓶！他身体矫健，血气方刚，正是……正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再到国谊宾馆来开会……这几天，一些代表见了面，主动跟他打招呼，攀谈，还有人愣头愣脑，把他当成会务组的，向他打听一些事情。叮当叮当，团脸姑娘又敲碟子，她在说什么？谁跟谁是一家的？谁不带谁玩？……人家带你玩，你就高兴，就觉得自己混进来了，人五人六了……不带你玩，就窝里窝囊，没着没落，瞧你这点出息……

“弟兄们！”韩勇大吼，他从邻桌连夹带抱，弄来五六瓶未启封的啤酒，“幸亏老前辈不能喝酒，来，都满上，满上！”

人们鼓掌，欢呼。

附近，一个服务员默默收拾餐具。

赵小辉斟上一杯酒，踉踉跄跄，扯着服务员的袖子，非让他喝掉不可。

“不可以的，”服务员把脏盘子摞在一起，“我们是——”

“什么你们我们，哪来那么多说道？”赵小辉满面酡红，夺下那摞盘子，强行递过酒杯，“来！”

韩勇也劝，团脸姑娘也劝，服务员迟疑片刻，终于举起杯子，碰杯声就接二连三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