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张文彬的革命生涯

毛峥嵘

张文彬（1910—1944），湖南省平江县人，原名张纯清。1944年8月牺牲于狱中，时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是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1910年7月5日，张文彬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西乡梓江东港高基塅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人长沙修业中学就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受命返回平江。组织工农武装，任中共平江西乡特委书记。后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继续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任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红五军第四纵队党代表，随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奔赴井冈山，参加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后，任红五军党代表，在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屡建功勋。1931年夏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在第一、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1938年4月18日，中共南方工委干部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撤销中共南方工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任书记。1940年10月，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称誉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从基督教徒到共产主义战士

1920年。10岁的张文彬进入平江县城基督教会创办的培元学校就读。1923年，因家境贫穷，无力升学，在堂兄张子谋的帮助下，进入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就读。这期间，张子谋常给张文彬灌输基督教教义，使张文彬在少年时期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当时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曾幻想过要使自己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使基督教在中国复兴，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张文彬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的罪行，参加了反帝的宣传活动。在这个反帝爱国运动中，他阅读了毛泽东、陈独秀、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现实生活中，有一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有一天，他的堂嫂抱着生病的孩子到基督教堂求耶稣保佑，救治小孩的病。牧师满口答应。对孩子进行了洗礼，说一定健康长命。第二天，孩子病情越发加重，昏死过去。这时，一个医师闻讯赶来急救，才把孩子救活了。这件事使张文彬看到耶稣不是救世主，要解救人民的苦难，靠的还是人民自己。他结合学习到的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到必须与自己头脑中的宗教思想决裂，从宗教迷信的枷锁中摆脱出来。这时，他的思想开始从有神论转变到唯物主义。

同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吸收张文彬为团员。此后，他积极地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1927年春，张文彬被党组织选送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位于武汉市武昌解放路红巷）学习。他聆听了毛泽东、邓演达、恽代英等人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党派张文彬从武汉回湖南平江组织工农武装。他回到平江后，参加了平江人民讨伐许克祥大会。他亲自起草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和《平江农民协会讨许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为拥护中央党部，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北伐后方，谋自身解放起见。即集中力量讨伐许逆，讨伐许逆即是我们自存的一条生路，革命前途的一线光明。”宣言号召：“扩大我们的联合战线，去肃清反动派，由破坏而达于建设，以期革命成功。”宣言还提出了响亮口号：“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许克祥！”“农民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派！”

这年9月，张文彬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在献钟罗家垌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会后，张文彬组织西乡人民投入了县委组织的秋收暴动。他们高唱着“梭标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于9月20日攻打平江县城。这次扑城，因攻城信号失误，没有成功。

这时，反动的清乡队到西乡梓江一带进行搜捕，张文彬的家被清乡队包围。张文彬沉着地把文件藏在茅屋内，身上的炸弹还没来得及藏就被团丁围住了。敌人把他关在祠堂里，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又见他年仅17岁，便从张文彬家里敲诈了200块大洋，具保释放。

张文彬获释后，以平江西乡杨梅山为据点，建立了一支30多人枪的游击武装，袭击驻在梓江的一个清乡连，击毙连长一名，缴获子弹两箱。救出了被捕的胞兄张意清和其他群众10多人。

1928年2月，中共平江县委在嘉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下分5个大队，分驻5个乡。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武装暴动的领导，成立了5个乡特委，张文彬任西乡特委书记。他组织西乡5万农军投入了“三月扑城”之役。不久，他被委任为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

创下红军时期惟一攻占省城的战例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张文彬率领平江县工农游击队的骨干参加了红五军，任第一大队党代表。

8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冒着酷暑。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转移。部队行至万载大桥时，遭到反动军队朱耀华旅的伏击，伤亡很大。张文彬矢志不移，根据红五军党委的指示，将部队带回平江龙门休整。这期间，他到平（江）、修（水）、铜（鼓）与地方党委联系，动员了数百名地方游击队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随后，部队编为5个纵队，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他率部跟随彭德怀、滕代远，采取欲南先北的策略，经过辗转苦战。终于在12月11日到达了宁冈新城。这天傍晚时分，张文彬和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红五军主要领导人，由何长工陪同前往红四军军部宁冈新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伍中豪。第二天，在新城西门外的旱田里，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大会。

1929年初，湘赣反动军队大举集结，“围剿”井冈山根据地。这时，红四军主力已向赣南发展，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张文彬和李灿所率的队伍被派守黄洋界哨口。敌人从正面攻击被打下去后，收买流氓分子带路，从密林的流水小沟摸了上来。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时刻，张文彬和李灿组织部队解下绑腿，吊下悬崖陡坡，冲出了敌人的重围。这年3月，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会合。

1929年8月，湘鄂赣边区群众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张文彬随彭德怀率部返回湘鄂赣边境。他们于8月14日一举攻克万载县城。8月底，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达3000多人，合编为5个纵队，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10月1日，红五军攻占平江长寿街。此后，张文彬率第四纵队到湘赣边莲花一带打游击。

1930年6月初，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村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五军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共8000多人。红五军共9000多人，由邓萍任军长，张文彬任党代表。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7月3日，红三军团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城，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敌人十分惊恐。国民党武汉行营忙调长沙的十五师一部、咸宁罗霖部、浏阳钱大钧部向我军进攻。我军主动退出岳阳，重返平江。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决定攻打长沙。张文彬率领部队挥戈直扑晋坑，向敌人发起猛击后。敌人招架不住。退至殷家洞一带，我军前后夹击，歼灭危宿钟师一个整团，俘敌团长侯鹏飞，危宿钟慌忙率残部退守金井。我红八军沿平（江）长（沙）大道直逼金井。张文彬和邓萍率红五军绕道从左后方包抄金井，夹击敌军。从上午8点激战到中午，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防守阵地。

金井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4个旅防守在（郎+木）梨一带。7月27日。张文彬和邓萍率红五军向（郎+木）梨进发。在七里港与刘建绪等部展开了激战。张文彬亲自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中弹，警卫员要背他离开战场，他坚持不肯，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在红八军和湘鄂赣边区各县赤卫队的全力配合下，28日，胜利攻克长沙。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惟一攻占的省城，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处理问题实事求是、作风民主

1930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了中央苏区。此后，参加了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

1931年10月，张文彬被调到红七军当政委。由于前政委葛耀山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把红七军看成是由军阀部队收编过来的军队，使红七军的许多干部蒙冤受屈，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在这困难关头，张文彬深入到干部、士兵中去开展调查研究。停止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使许多受冤屈的同志得以解脱，并用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五军也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而受到党和人民器重的实际事例来教育、鼓励大家，很快稳定了军心。

1932年，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他从红七军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得到教训，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对一些重大案件，他总是亲自审理，并坚持向军团党委请示报告。据当时在他身边担任侦察处长的刘复之回忆：“张文彬性格温和，处理问题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作风民主，是一位很有才干、很受人尊重的领导干部。”

1933年2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7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东方军人闽作战。张文彬跟随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滕代远由广昌地区东进入闽。这期间，他特别加强政治保卫工作，有效地保卫了军团首长的安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开始进行长征，这时张文彬任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他常常自己步行。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他自己也吃草根，把干粮节省下来给伤病员吃。过草地时，一个个泥潭令不少人陷下去了，张文彬为了拉救战士，自己也陷进泥潭，警卫员去拉他时，他却让警卫员先救战士。

在困难面前，当脱离队伍的战士被保卫部门抓回时，有人主张一律处死，张文彬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查明原因，分别处置。对为首叛逃分子就地处决，对确系伤、残、病者，或一时思想模糊掉了队的战士。立即释放归队。他向军团首长建议，在全军团上下开展坚持革命到底的前途教育。他用1928年平江起义后，平浏游击队员中有的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逃回家后被反动派砍了脑袋的实例，教育大家要记取教训，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和前途，要提高信心和勇气，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张文彬到红军大学学习。他联系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学习使他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十五军为主力军，组织渡河司令部，指挥渡河东征事宜。任命周士第任司令员，张文彬任政委。时值早春，天寒地冻，张文彬和周士第随即率领大队人马，在极端困难的渡河条件下，冲破敌人的碉堡封锁，渡过了黄河。东渡黄河不久，张文彬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

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西安事变

1936年夏，党派张文彬到西安领导西北地区党组织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杨虎城身边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宪兵营长金闵生、副营长童陆生，都是中共西北特支的成员。张文彬秘密到达西安后，由金闵生安排他住在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家里。李有汽车，出入方便，便于掩护。

张文彬持毛泽东给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面见杨、杜，对杨、杜进行统战工作。他阐述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帮助杨虎城解除思想上的疑虑。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达成了协议。并在杨虎城军队里建立了秘密的红军联络站，由张文彬、徐彬如、谢华等负责。这个联络站是红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通道。联络站的作用主要是接送干部，后来冯雪峰、丁玲等都是从这里进入苏区的；联路站也负责向瓦窑堡运送物资，例如，鲁迅、茅盾给红军长征胜利的祝贺电文及他们赠送的慰问品，也是由联络站转送的。

联络站在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张文彬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救亡团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鲁迅逝世后，为了把西安的文化界发动起来，张文彬领导西北特支以救国会名义召开大会，悼念鲁迅。张文彬让救国会联络西安有名望的“八大家”中的四家出来主持此事。并请这些老先生联合署名请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也参加悼念，使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他还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游行前一天。张文彬和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一起研究各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和请愿方式。第二天，当发生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那次游行，规模之大、秩序之好、情绪之悲壮，都是前所未有的。那次请愿游行，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此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调解谈判。张文彬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博古等，代表西安地下党组织向中共中央代表团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形，谈了有关方面人员的思想动态，提供了具体的第一手资料。在谈判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当时西安的爱国军民普遍要求杀蒋抗日，张文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通过我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向爱国军民宣传联蒋抗日的道理：“一家两兄弟正在打架，突然外面来了伙杀人放火的强盗，该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先团结起来撵走强盗，然后再分清谁是谁非。”通过宣传。使大家认识到大敌当前。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里挂了一个少校秘书的职务，穿上了十七路军的军服，继续做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在广东省委书记岗位上正确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文彬奉中共中央之命，于9月间抵达广州，领导广东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不畏艰难险阻，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0月，他在香港召开党的会议，对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进行改组整顿，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任书记。

1938年4月，遵照中央指示，撤销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被选为书记。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张文彬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使广东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1938年5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很多过去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8月，他主持召开广东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而斗争”、“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口号。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到同年10月，在广州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骤增至2500多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多人，琼崖发展到5000多人，其余地区也有较大发展，新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从1938年到1939年10月，县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广东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分别建立了东南、粤中、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

张文彬很重视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从实际出发。领导广东省委制订了“切实做好建立党的基础工作，团结余（森文）湛（小岑）左（恭）钟（天心）等，并以公开合法名义积极开展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为此，广东省委派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黄新波、郁风等到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政治部第三组的上层机关开展工作，还先后动员了800多名青年（内有共产党员120名）到该部的政工总队工作，张文彬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以张文彬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不少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如广东抗日救亡先锋队、广州市学联、香港学生赈济会、潮梅、惠阳、韶关、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众救亡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都接受了我党的领导。

张文彬在进行统战工作中。坚持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1938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论调。对此。以张文彬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决定，除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驳反击外。同时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哥伦布酒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对国民党“三个一”的谬论予以驳斥，重申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方针。事后，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共团结抗战。他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错误思想。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严重地危及广东。张文彬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的策略。他在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这“反共逆流”翻滚的形势下，全党应“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的组织”，“既要坚持反逆流斗争，又要在斗争中积蓄（我们的）力量”。针对当时已变化了的情况，张文彬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余汉谋在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压力下妥协退让的政治态度，及时撤出了在第四战区政治部工作的同志，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他在1940年4月2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对余汉谋不能有过分的幻想。”尔后，他赴重庆南方局汇报广东工作时，又再次谈了这个问题。他的这个正确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

与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张文彬很重视武装斗争。1938年4月，在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时，他就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广东省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广东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张文彬还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掌握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938年八九月间，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春，他从延安南返时，经他向中共中央请求，中央给广东派来了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等红军干部。他还把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卢伟良、邬强、陈志强调到东江游击队，派刘向东、严尚民等到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去，把该部改造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同年10月间，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直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张文彬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翌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张文彬与方方等迅速组建南委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他深入到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指导游击队的工作。

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对部队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编。这时，日军施展一套狠毒狡猾的诡计，他们疯狂扫荡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而对正面战场则暂时停止进攻，企图拉蒋、汪合流。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调一八七师到惠州，纠合保八团、挺六纵队和4个支队共约七八千人，准备向我大举进攻。在这困难的关头，张文彬号召大家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他要求大家根据毛泽东所讲的“老子”“重耳”“礼记”三原则办事，即《老子》毋为天下先，可以“后发制人”；晋文公对楚成得臣（尹子玉）“退避三舍，诱敌深入以分散敌人兵力；《礼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紧握枪杆子，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时有人认为顽军强而我军弱，活动地区又狭小，难以同顽军周旋。张文彬指出，他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主席曾说惠东宝游击区的范围不算小了，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开始创建时还要大，并进一步分析了东江地区的有利条件，断言“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是大发展”。

“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张文彬在香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抢救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的工作。他们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香港、东江地方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会议，精心布置。经过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电表扬。

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坏，张文彬当即同南委书记方方布置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将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6月初，张文彬向东江方向撤退，途经高陂镇，遇上叛徒郭潜（原是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引的特务。张文彬极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6月20日，张文彬被特务押解囚禁于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

张文彬在狱中立场坚定，严厉驳斥国民党特务诬蔑我党的谰言，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张文彬身患肺病，入狱后，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采取软化政策。承诺他只要肯转变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还可给他治病。张文彬铮铮铁骨，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国民党中统局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庄祖芳等特务头子，多次找他谈话，攻心诱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张文彬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十分想念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与廖承志关在同一所监狱。他最后与廖承志见面时，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又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1944年8月26日，他带着脚镣，用嘶哑的声音哼着《国际歌》同廖承志诀别。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现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年龄应是三十四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

1983年4月15日，廖承志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张文彬同志同我关在一起，他牺牲是我亲眼看到的。”“……广东省委能够重新恢复和建立，张文彬同志的功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