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众生相:军人、主妇和失足女

2016-07-09 21:36
新传奇 2016年32期
关键词:昭和上尉纸币

偷袭珍珠港那天的日常生活

《十二月八日》是一篇有趣的小说,它于昭和18年(1942年)2月被刊登在《妇女公论》上,此乃日本战前四大妇女杂志之一。该作品是以一位日本贫穷的家庭主妇的日记为形式写成的,而“这一天(1942年12月8日)的日记要特别用心地写”。为什么要“用心地写”呢?因为“如果过了一百年,当日本正在热烈庆祝纪元(即日本‘皇纪)2700年的时候,在某个土堆发现了这本日记,了解在百年前的这个重要日子里,我们日本的主妇是这样生活的,这说不定会有些历史参考价值”——其实并不需要一个世纪,在75载春秋之后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便在阅读着“这篇日记”,并在体味着其中的“历史参考价值”。

该年的12月8日,乃是日本“攀登新高山”(发动“偷袭珍珠港”)的日子,在这一天,“某处传来一阵清楚的广播。‘大本营海陆总部发表。帝国海陆军于今天(8日)凌晨与美、英在西太平洋进入战斗状态。”

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在“我喂园子(今年六月出生的女儿)喝奶时”发生了,它“就像光线一般,强烈鲜明地通过紧闭的雨窗缝隙,传进我黑暗的房间……在强烈的光线下,有种身体变得透明的感觉,又有种受到圣灵吹气、一片冰冷的花瓣飘进胸中的感觉。日本,从今早开始,已变成不一样的日本了。”而对于作为日本敌人的英美,诸多日本人却并不了解,当“我想要通知邻室的外子”的时候,他却“说了个蠢话”:“西太平洋是在哪一边?是旧金山那一边吗?”

在过去,“我”总觉得“外子的爱国心实在是太极端了”,但如今,“我一想到这些野兽般的感觉迟钝的美军果真徘徊在这亲切、美丽的日本土地上,我就非常受不了……好想胡乱地揍他们一顿”。这种转变,表现出“我”在国家机器大力宣传下所萌生的不同的心绪——“晚报来了,上面刊登着大标题《帝国向英美宣战》……一段段地阅读,又有不同的感动。”

多么可怕的时代!正如大贯惠美子所言:“日本政府极力宣传的政治民族主义,使得‘爱国成为了一种不需要思考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准则。”《十二月八日》这篇小说,反映了战争初临之时、日本人的激动与亢奋,那充满煽动性的、铺天盖地的舆论,致使人类的理性被战争的狂热所取代。

战时的苦难:陪酒女人和上尉

所谓的狂热与兴奋,都只是一种短暂的、生理性的反射,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切实体会到战争带来的艰苦——太宰治的另一篇小说《货币》,便以一张“七七八五一号的百元日币”为主人公,讲述着战时的苦难。

作为一张纸币,“我已经筋疲力尽,到底现在是在谁的怀里、还是被丢在纸篓里,我完全搞不清楚。”频繁辗转于不同人之手,“我的身上沾满了臭气,实在感到好羞耻、好泄气。这时候,似乎也是日本自暴自弃的时期……我深刻认识到,像野兽的,并不只是所谓的军阀……人们一旦走投无路时,便会毫无善意地彼此贪婪攫取。”

真是一张可怜的纸币啊!明明无比厌恶着军队与暴力,但却“被交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陆军上尉的手上……被粗鲁地塞进了他的裤兜里面。”这位上尉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陪酒的女人”:“你的脸怎么看都像是狐狸……你的脸是黄色的,奇怪的黄色,一定是被你自己的屁染黄的!”而当楼下传来这位女人孩子的哭声时,这位上尉更加暴躁,他“煞有介事地骂着低劣的话”:“烦人的恶鬼,扫我的兴……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不知身份的下贱女人,日本才会陷入苦战,如果不是你们这些智能不足的笨蛋,日本就会胜利……这场仗是不会打赢了,所以我每晚这样喝酒买女人,不行吗?”

借着这个粗鲁的陆军上尉之口,小说表达着对战争前景的绝望、表现着战时军人的野蛮。面对他的谩骂,“陪酒的女人脸色发白”地说道:“是狐狸又怎么样!讨厌的话就不要来啊!现在的日本,能够这样喝酒玩女人的只有你们。你们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赚的大半的钱都给了老板娘,她再把这些钱用到你们身上……你知道现在抱着初生婴儿的女人有多辛苦吗?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乳房已经挤不出任何乳汁,孩子只能对着空乳房猛吸,不,他现在已经连吸奶的力气都没有了。”

民众的困苦,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初现端倪。昭和13年(1938年)中日战争呈现持久化态势后,日本当局在经济统制方面已经采取了系列举措。是年4月1日,当局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赋予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近乎无限的权力。在这种“总体战”的时代背景下,一切资源都被优先投放到战场,无数民众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无数幼儿面临着死亡的考验。

“啊!欲望啊!走开!虚荣喔!走开!日本就是因为这些才失败的!”——这是主人公“纸币”发自内心的呼号,在它看来,“被指为从事最低等买卖的这位瘦黑憔悴的妇人,闪耀着最尊贵的光辉……她没有欲望,也没有虚荣。”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被“狼狈的上尉”塞到婴儿底层衣服的背上,他的背“又干又瘦”,但纸币却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它对其他纸币说道:“再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们真幸福,希望一直待在这里,温暖这个宝宝的背,让他变得丰腴”——这些幼小的生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苦难,反映着战争的残酷与可耻。

年轻姑娘内心的荒诞与茫然

在挣扎生存的中年人与嗷嗷待哺的婴幼儿之外,还有一类人,也在“体验”着战争的冲击——那便是青年。而太宰治的另一篇微型(掌编)小说《等待》,便描述了“我”(一位“年方二十的姑娘”)内心的荒诞与茫然。

小说的开头部分,讲述着“我”的一种“日常”:“每天我都会在省线的小车站里等人,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从市场买完东西回家途中,总会路过车站,坐在冰冷的长椅上,将菜篮放在膝上,茫然地望着检票口。”而以前的“我”却不是这样的:“待在家里,与母亲两人安静的缝纫是最轻松的事。”

但“大战争开始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日本学者认为,这里的“大战争”是隐喻太平洋战争——但昭和日本所经历的战争又岂止如此呢?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从“热河事变”到“十五年战争”,这位“二十岁的姑娘”,大概就是在这种战争已经成为“日常”的社会中出生并长大的吧。那份“大战争”之前所谓的“日常”,不过是“战时的非日常”常态化后的产物。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诞生伊始便处于战时社会的姑娘,也已然感受到了战争的压迫。“我仿佛在做一个不知生死的白日梦,内心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啊!我究竟在等待着什么?说不定我是个非常淫乱的女人。大战开始后,莫名地不安,说什么想要鞠躬尽瘁,说什么想要贡献心力,这些根本都是谎言。”

如果说,《货币》中的那位“陆军上尉”是主动参与战争的一类人,那么,这些家庭的主妇、陪酒的妇人乃至“二十岁的姑娘”,便是被强行绑架到戰车之上的牺牲品。而这“不知生死的白日梦”,正是所谓“东亚共荣”的构想,正是所谓“王道乐土”的幻象,它令这些牺牲品“觉得好似脊背上被浇了一桶冰水,毛骨悚然,透不过气来”——借助着国家权力, “社会”轻易地打破了“我”作为个体的、脆弱的外壳,“周围变得异常紧张之后,我便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人待在家中无所事事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忐忑不安,心绪不宁……我对迄今为止的生活,彻底地失去了信心。”

但归根结底,“我”终究无法忍受战争这种所谓“日常”,坐在冰冷长椅上,看着“人们成群结队地从眼前通过”,但却不知道等待的究竟是什么:“老公?不对!恋人?不对!朋友?不对!……啊!不过我还是要继续地等!”

我们无法知道,在昭和20年(1945年)8月15日的那一天,这位姑娘的等待是否有了一个结果?

(澎湃新闻网2016.8.3)

猜你喜欢
昭和上尉纸币
小小骑士穿过星球
带了多少钱
昭和天皇曾计划公开“反省”二战
休战期(短篇小说)
救人
猜纸币
Value
善良也是一种罪过
本分
藤泽秀行回忆录(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