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办学，需要一点孤独的理想主义情怀

陈立群

十多年来，各地的“教育家发展共同体”“未来教育家高级研究班”“教育家型校长班”等纷纷出炉。校长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教育家的群体，描绘教育家校长基本素养及其成长规律的文章也时常见诸报端。

但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教育的内在环境，促进教育家校长成长的土壤、气候、水分、养料甚至种子都十分欠缺。

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观扭曲不利于校长按教育规律办学

当下的教育，更多的时候是在政府的行政主导之下，按照“长官意志”办学，而没有真正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学。

每年高考后，地方政府看重的是上一本线的“绝对人数”“万人比”以及“清华北大的上线人数”等等，接着就是名目各异的“高考奖”。倘若没有考好，政府领导或许会召集局长、校长开会批评问责，甚或直接撤换校长。于是，学校教育围绕长官意志办学，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追求。总之，从上到下，高考成绩已构成政府领导的一个重要政绩，而政府领导又掌握着校长的“生杀大权”，从而不少校长开始投情于圈子、人脉，想方设法护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少校长渐渐地往权术家靠拢，而与教育家渐行渐远。

人的智商呈正态分布，特别聪明和特别愚笨的总是极少数。整体而言，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基础知识的掌握不输美国，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还落后较多。

谁赢得高中谁就赢得人才。“钱学森之问”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人。我曾就学校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培养创新人才一事专门向领导作请示。我说，在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上，现在的高中学生一年半上新课，一年半围绕考纲复习“炒冷饭”，师生合力制作一块“敲门砖”。一个人在接受新事物能力超强的黄金年龄阶段，新内容的学习戛然而止，每天重复在机械、简单的问题上，还有什么创新的冲动可言。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都是某一学科竞赛进入国内前50名的人才，对于这些学生，我们高中已然是“教不动”了，而国内一流大学往往只顾抢占人头，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应该探索一条高中与大学合作培养的路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等着上大学而在高中磨蹭一两年时间。在这些方面，我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鸿钧院士具有高度共识，准备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开展合作，具有创新潜质的拔尖人才，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实行院士导师制提前介入培养……

没等我说完，这位领导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们两个书呆子碰在一起了。别的不用说了，如果增挂XX大学附中的牌子，在招生时，可以给你们几个降分录取的名额？降多少分？”教育急功近利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揪心，让人无语。也许领导对现实的教育看得比我清楚，也许他们承担的压力比我更大。但教育成为博取政绩的工具，这样的教育令人窒息。

在我们执迷于“灌输式”教育的时候，是否应该想一想，学生的感觉是什么，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在我们执着于分数，为了优异的成绩欢呼雀跃的时候，是否需要问一问自己，教育真正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被功利麻木了？在我们匆匆赶路的时候，是否需要停下脚步，看一看前进的方向是否有问题？

中国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社会。其特点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不同等第的人掌控不同的社会资源，由此也导致了人人都急着往上一个等第攀爬，而读书似乎是往上攀升的门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民主社会，每个人的智能倾向不同，人与人应该是分类的，而不是分等的。在社会的求学目的出现偏差时，政府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应该站出来引领社会，作出正确导向。当国人都追名逐利地一路狂奔的时候，也许该停下来想想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否逐末忘本了，还有什么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的呢？当经济飞速发展、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否也要考虑一下，这样的快速发展是可持续的吗？我们的外汇储备是靠什么换回来的？淡忘了尊师重教的祖训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校长的办学理念，需要在办学过程中进行实践。这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大环境。作为校长无论权力受到多少限制和影响，可以按照教育理想和教育规律一心一意办学校也是乐意的，但事实上眼下校长无法做到。在甚嚣尘上的现代化鼓噪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大众生活秩序的功利化和情绪化导致了人的精神荒芜。

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首先是精神成长，其次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当下的现实是，社会首先是经济增长，领导首先是政绩增长，家长首先是分数增长，学校首先是升学增长，教育的追求与现实的取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大多数学校只重知识传授，只重分数成绩，而轻人格形成，輕精神成长，缺乏对生命意义的本真追求。

改革开放之初，生产力低下，在经济建设领域奉行“发展是硬道理”无可厚非。时至今日，我国的GDP总量位列全球第二，而盲目追求发展的各种弊端一一显现。在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基本普及的前提下，基础教育大多还停留于“不管你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只要考得好，就是好教育”的低级阶段。教育充满功利色彩，只着眼于分，而不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完整发展。

过度的功利主义必然导致灵魂危机

在功利、浮躁的环境下，很难产生教育家。社会不同领域的发展目标、方法、手段不同。政治崇尚清明，经济强调效率，军事讲究实力，而教育首先是精神成长。教育是“慢活儿”，人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教育过度奉行功利主义，效率至上，就会出现“灵魂危机”。

当下，在不少地方，政府的政绩需要，学校的功利意识，家长的现实考量，多方利益契合于极度的“应试教育”。在笔者近期的教育考察中，场面上听到的都是课程建设、特色创设，而内在看到的还是极度的应试模式。某优质高中的一间高三教室正前方黑板上方贴着八个大字：“罢黜百事，独尊高考。”另一所优质高中一间高三教室门口的墙面上写着班训：“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青少年要刻苦学习自是没错，但现实的时间、体力上的竞争除了让人感到心疼以外，总觉得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竞争方式。在学校，我总希望孩子们能够濡染、浸润在文化里，而不希望看到他们搏击、拼命在高考中。

在西南地区的几所高中，我看到教室的课表上排着上午5节课，下午4节课，晚上2节课。每天要上11节课，师生疲惫不堪。为了防止成人过度劳累，有《劳动法》的设计保障，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而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日复一日地以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超负荷地坐着学习，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绝大部分孩子的睡眠都严重不足，看脸色就知道是一种亚健康状态，身体的生长发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摧残。从某种程度上讲，越是所谓的好学校，生物性一面的压制可能越是严重。学校组织的所谓活动，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就是一种点缀。而且双休日往往都有兴趣班、辅导班的安排，起码有大量的作业要完成，初高中学生几乎没有享受完整的双休日的。

学校教育，人是目的。但在一些学校，什么精神成长，什么思维发展，可能連想都没有想过。只要是“出成绩”的学校，参观取经者总是络绎不绝，他们钟情于能够快速提高考试成绩的应试技巧。不少学校都有所谓的日习、周清、月考、期结，各种应试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只顾眼下中考、高考一阵子，不顾孩子成长发展的一辈子。学生每天在思想、学习、身体、生活、心理等多个维度上同时生存。学生以学为主，固然有其道理，但倘若我们只关注学生的学习，为考而教，过于重视知识灌输，就会出现精神真空。

校长缺了什么

对照教育家型校长的要求，我以为当下校长还存在以下问题。

少了一点使命意识。一个人能否被称为“知识分子”，与其所拥有的知识并无直接关系。一个富于道德情怀、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精英分子，必然会对社会与权力保持一定的审视距离。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当然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但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与“更大的问题”有关系。宇宙是什么样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你的工作涉及这些大问题才能算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都有家国天下的大情怀，首先与他的职业是有一定关系的。正因此，知识分子成为了文化的托命之人。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在物质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问题也非常突出，科技用于“钻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心灵的提升赶不上技术的进步。这就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特使命。校长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应该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不应该每天就琢磨那点升学指标、分数成绩。校长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在当下的特殊历史阶段，要有“爱与责任”的践行，要有道德底线的坚守，要有民族复兴的担当，要有促进入类进步的责任。

教育存在一些矛盾，诸如教育事业的无限性与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教育目的的伦理性与教育手段的功利性等。作为一名教育家型的校长，应该思考教育发展的本原性问题，思索人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这样的思考探索，是信仰追问，是图腾设计，也一定是精神苦旅。

少了一点傲骨清风。徐悲鸿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旅欧8年学成回国，开始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

积极倡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傲骨”的知识分子；一个国家要强盛，自己的人民必须活得有尊严；一个国家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人文精神。

所谓傲骨，就是别对上级阿谀奉承，别为升官发财而攀枝；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讲自己应该讲的话；如果领导的意见与自己不投，不说违心的话。

朱熹有言：“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校长是一校之精神领袖，其言行举止常被师生引为楷模。我以为，校长的傲骨清风首先应该体现一个“真”字，按教育本原的规律办事。规律是求真的结果，价值是求善的追求，教育是求真、求善、求美的事业。

一些校长趋炎附势，取得了一些成绩，拿到了一些荣誉，便傲气十足，不思进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教育的真谛，什么话都听不进，慢慢地就整体生活在自满自足的小圈子里，与真正的教育渐行渐远。因为总是“听不进”，慢慢地就会“听不到”，总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会孤陋寡闻，而孤陋寡闻者不是自卑就是自大。

少了一点人文情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关于教育的第三份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倡导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采取开放、灵活、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学校教育，以文化人。如果用一幅油画来描绘学校的人物事态，那么作品的底色如何确定呢？诚然，不同的学校有各自的基调，但恐怕都离不开其中的一位主人公——校长。深刻理解“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这句话，我们将领悟到校长对学校文化景观的底色渲染甚至主色调功能。

办学思想是学校的核心，是学校的价值取向，是学校的独立品格，是学校之魂，是学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校长管理学校，做到极致就是一种文化引领。学校文化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是师生成长的阳光雨露，健康的学校文化是师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坚实基础，建设优秀的学校文化应当成为校长心中的重任。

人文情怀体现在校长的办学行为上，首先表现为校长对师生生命质量的关怀。这不仅是提高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享受到工作的成就感，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幸福感。教育应该有灵魂安顿的设计和精神居所的创生。学校要成为教师的心灵栖所，校长就要成为教师心灵的阳光使者。其次表现为校长的“人文管理”，即以师生为本的学校管理机制，让师生作为主人翁参与学校决策，让自主管理成为学校的行为准则。再其次表现为校长高远的教育理想，即着眼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摒弃那种以办学成绩作为“仕途”台阶的私利行为，摒弃那种以牺牲师生身心健康为代价的短视行为。

少了一点“道”的坚守。校长应该对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抱持敬畏之心，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之所以要对教育之道进行坚定的守护，是因为这种守护有难度、不容易。这种难度来源于“长官意志”下的行政命令瞎指挥的干扰，来源于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侵袭，来源于自身内部功利意识的诱惑。

我以为，关于中小学教育种种问题的探索，大学教授可以在理论层面研究得很透彻，但由于他们往往没有进入过中小学课堂，因而这种理论往往难以与实践有机衔接，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下不来”；而长期在实践一线的中小学校长、教师具有大量的实践智慧，但对于种种问题的理论背景和源头在哪里不甚明了，这叫作“上不去”。谁能够更多地找到其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谁就是“草根教育家”。中小学校长有实践优势，又有着比一般教师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理应成为“草根教育家”的最有利人选。

当然“草根教育家”必须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这来源于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独特理解与感悟。如果观点是一个点，理念是一条线、一个面，那么思想就是成体系的立体的几何体。社会意识有两个层次，较低层次的叫社会心理，较高层次的就是思想体系。所谓一些校长有思有想而没有思想，就是还没有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我以为，校长有时必须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一个学生、一个教师、一所学校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而我们总梦想着能够往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其中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必然的。很多时候，校长所思考的问题，都是教师还没有想到或者教师不会去想的，因而有时校长是孤独的。譬如对教师的引领如何展开？学生思想工作如何进行？办学质量提升的根本在哪里？校园文化如何营造？以上归纳有什么共同之处？支撑这些行为背后的理念是什么？这些理念的共性何在？这中间层层递进的过程，也就是校长独特教育思想的产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