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基地防御的新视角（下）

蒿旭

空军基地的受袭历史可追溯至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当时英国和德国的战机分别对对方的机场进行过攻击（但都没有对对方造成多大损失）。1914年10月，英国皇家空军对杜塞尔多夫飞艇基地成功空袭之后，参战国的空军部队已经实行了广泛的空中防御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伪装、隐蔽、欺骗（CCD）；设施加固；飞机疏散（包括机场内疏散、机场外疏散和多个机场间疏散）；主动防御和受袭后复原。虽然技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精密，当前空军基地的防御措施基本还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机场内分散

对开阔地带和树林（通常结合使用伪装网和诱饵目标）中的飞机进行机场内疏散是为了敌方很难找到并攻击地面停放的飞机以及确保一枚炸弹只能摧毁一架飞机。像大多数其他空军基地的弹性技术，它首先被广泛应用在二战中。一个经典战例是马耳他岛作战，英国皇家空军在岛上将战机分散在机场内数十个广泛分布的防爆围墙、停机点，这些分散点之间甚至有连接的滑行跑道连接，允许飞机使用不同地点的跑道。在太平洋战区，美国和日本都广泛地分散飞机，这得益于岛屿上密布的丛林和山区，如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不列颠岛。

苏联于1949年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意味着几年之内，苏联空军就能用核武器打击美国和北约的空军基地。20世纪50年代，空军基地的设计反映了防核袭击的模式，基地内的飞机被分散在基地角落的圆形地区内。北约也曾考虑了一系列的基地分散配置选项，最终确定了将主要作战基地和分散化基地（称为同位操作基地）结合。基地内分散在越南战争中也有一定程度应用。例如，在越共军队于1964年11月20日对边和空军基地发起迫击炮攻击的三周后，美国空军第二师司令约瑟夫-摩尔下令在边和、新山和岘港的基地内建造疏散的防御设施。

基地内分散有助于减小单个迫击炮弹或火箭弹造成的损伤。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方法近来已受到多次研究。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否足以克服对安全部队、维修单位、燃料加注人员的负担仍有待观察，但基地内疏散是在众多基地间分散飞机的自然补充。

在多个基地分散

在多个基地分散飞机会造成运行的跑道和设施的冗余。这将通过提供天气原因或飞行中紧急事态的迫降机场来提高基本飞行安全。这也增加了敌军必须监控的机场数量，并使他们的目标捕获程序更加复杂化（部分也提高了友军部队在若干个基地之间的移动）。这就迫使进攻方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攻击分散部分的机场跑道，而不是集中火力攻击一片集群目标。当然，也大大增加了在许多基地间分散飞机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为了减少这些成本，分散化基地将建造更简易的设施，有时，可能仅有飞机跑道。

一战期间，德国空军建造了备用机场，将飞机在这些机场之间来回调动，这就给英国和法国空军获得确切的德军飞机分布情报增添不少难度，因此减少了受袭损失。二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空军基地也有类似的分散作战历史。波兰空军之所以在遭到德国空军于1939年9月1日发动的初期空袭后存活下来，就是因为在空袭前48小时，波兰空军的所有飞机都被分散到了紧急机场。苏联空军应算是当时世界上最分散和机动化的作战集群，他们能在严峻的环境下保持战斗力。美国土木工程师成为在南太平洋丛林快速构建跑道的专家，而日、美空军都有从分散化基地运作的日常经验。例如，日军经营从拉包尔附近的5个机场操作飞机，而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和另外两条辅助跑道起降飞机。

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只是部分地实践了分散化作战。尽管朝鲜空军能力有限，但到了1952年11月，美国空军第5军领导和高级军官均对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保持关注。例如，空军第5军情报官约翰·赫恩中校曾警告，“最初，在金浦、水原拥挤的机场受到不间断打击后，超过一半的F-86战斗机可能被摧毁。”这导致空军第5军司令巴克斯将军将两个中队的F-86部署到更偏远的釜山机场，尽管这样会对战斗机出勤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953年1月，巴克斯宣布了雄心勃勃的代号为“门口”的分散作战计划，这项计划将在大邱、釜山、浦项、科赛和乌山建造分散化基地，还包括紧急维修和支持设施。后来，F-86中队长期部署到这些分散化机场，应对战时的战备需求。

冷战期间，苏联空军进一步发展了在二战中广泛应用的分散作战。至1957年，苏联和华约的航空部队就分散到东欧和苏联西部的218个一级机场和536个二级机场。相似的，美国空军则寻求在更多的地点进行分散化作战。至1980年，美国空军已进驻23个主要作战基地、5个备用基地和72个同位作战基地。冷战结束时，北约和华约国家的空中力量都拥有庞大的分散化作战的机场。

20世纪90年代，北约的大多数基地都已关闭，美国空军现只有少数主要作战基地（英国的米尔登霍尔和莱肯希思，德国的司班德林和施泰因以及意大利的阿维亚诺）并且没有正规的分散作战系统。当美国空军于1991年进行战争准备时，虽然兵力部署遍及多个地区，但这完全是体现了部署规模，而不是分散作战的概念。在过去20年中，美国军事部署已经完全习惯于基地的绝对安全。

对美国空军基地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迫使美国国防部寻求空军基地全方位的传统防御措施，这包括多个位置的分散作战。例如，时任副助理国防部长的戴维·奥赫曼内克在2014年提到，“军队规划者担心位于精确且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火力范围内的我们前沿部署部队。”奥赫曼内克还指出，有分析表明美军空军基地可通过“更激进地分散兵力”而达到“完美的结果”。

但要达到这个“完美的结果”，需要克服政治、作战和财政层面的一系列挑战。北约发现当它于20世纪50年代放弃了雄心勃勃的分散作战基地后，若再一次发展和维护大量机场就变得异常昂贵。分散作战也增加了对安全部队、分布式后勤、防空和导弹防御和其他支持部队的需求。总之，分散作战增加了部队的生存力，但失去了更集中作战特有的规模和效率。因此，美国空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在和平时期和针对轻量级敌人的军事行动时，还是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分散作战要进行选择性的投资，并尽可能寻求利用伙伴国家的大量军用和民用机场。但即使可用伙伴国的能力和投资，美国空军支持的概念和能力可能需要明显改变，以适应受袭中的小规模部队在广袤地区进行大范围分布式作战的作战概念。

袭击后复原

在20世纪反空袭作战的历程中，机场修复的概念和能力迅速发展。一战中，机场修复发展得较为平缓。例如，那时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只使用最基本的工程器具（铲子、斧、镐、锯等）。在受袭后，机场跑道上的弹坑和一般建筑物上的损伤通常可以由基地内的地勤人员修复。二战期间，机场修复工程获得较大进步，当时许多国家最先进的民间土木工程技术被集成到军事工程部队。美军内尤其如此。当时，许多熟练的土木工程师加入了军队编制，使美国人在规划和管理空军基地的大型建筑工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美国在机场修复工程能力上的优势给其在南太平洋地区与日军的作战中提供了相当的战略优势效应：

在南太平洋战区的作战中，空军基地发挥了核心作用，空军基地的建设和扩展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初级的军事工程建造能力却成为他们扩大战果的严重负担，削弱了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兵力部署。相比之下，美国及其盟国在组织重要工程建造项目的快速性和有效性却令人印象深刻。美军指挥部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其工程建造项目的优先顺序，并能在任何人的预料之外在某一个地区建成重要的基地设施，要预测美军的工程建造的时间也是非常困难。这些优势最终将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立足点消耗殆尽。

体现土木工程能力的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和新设立的海军建设营（“海蜜蜂”部队）不仅可以在岛屿跳跃战役中快速构建主、辅机场跑道，也能为机场提供受袭后的复原能力。二战中美国机场遭受的最猛烈袭击恐怕要数1942年末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当时日军战机在白天发动袭击，日军巡洋舰和战列舰则在夜间攻击机场。这些猛烈的袭击从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上旬。如果美国的空中力量（那时，美国空军还未建立。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队作为一个特别设立的联合力量）失去了在亨德森岛的机场运作，瓜达尔卡纳尔岛就很可能落入日军手中。那时，亨德森岛的机场勉强能维持运行，得益于岛上维护人员对战损飞机的快速修理和“海蜜蜂”部队对机场设施的修整，即使有中断也只是有间歇的。美国海军官方资料对那些行动的描述如下：

10月13日，日军从海上、空中和陆地发动了企图夺回该岛的全面进攻。日军约30架双发轰炸机在机场投下炸弹，有些炸弹直接命中轰炸机群。美军战斗机立即起飞拦截。当最后一批战斗机飞离地面，整个营就开始支援维修损毁设施。满载着碎石的特种用途卡车填平炸弹爆炸后的弹坑。其他车辆则携带用于维修马斯顿垫（一种二战期间，由美国Waterway实验室制造的由标准化的穿孔钢板铺路工程材料）的设备。为了加固机场地面，整批整批的马斯顿垫被换到未损坏的地面部分。

第二天，机场又一次被敌机轰炸了。地面上的弹坑被迅速修复，如同原来的一样。尽管如此，美军飞机在整个受袭过程中都能使用机场起降。在48小时内，该机场受到53次轰炸。这是“海蜜蜂”部队值得骄傲的工程记录。机场从未有超过4小时的瘫痪状态，并可在紧急情况下起降战斗机。

二战中，“海蜜蜂”建设营的经验使我们了解空军基地在威胁环境下的动态运作模式。在此后美国的战争经验中，一直没有特别需求土木工程人员和机场受袭击后的修复能力。朝鲜战争中，袭击驻韩美空军基地的事件很少，造成的损害也很小。越南战争中，对美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了严重的战机损毁，甚至有几次，因迫击炮弹或火箭炮弹击中燃料或弹药储存区而造成相当严重的火灾和爆炸事故。但此类事件只对机场地面造成轻微损坏，很少有因受袭而导致后续的机场运作瘫痪。在大多数情况下，受袭后需要清理损坏或报废的飞机，清理机场地面上的碎片，以及（很少）建造新的燃料或弹药储存区。冷战期间，在韩国和欧洲的美空军的前进基地在受袭后的复原能力（特别是跑道的快速修复）大大增加，但从未在实战中测试。最后，在“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军事行动期间，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对基地的袭击是常见的，但损害很轻微，以至于跑道复原能力是不必要的。

虽然过去70年中，所有进攻性和防御性的相关技术已经大大进步了。在21世纪的战场环境下，要维持机场的持续运行很可能要重复二战中的经验，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的安全周边环境则很难再重现。

更具弹性的基地配置

专业化的军事机构配置要能克服不确定性和作战中的突发事件，因此本质上，在组织，能力和文化具有弹性。也就是说，军事机构配置要具备韧性和灵活性，以便当之前的运行模式受到中断或削弱时，其能够化解突发事件，适应新状态并继续运行。这种弹性明显不是绝对概念，即使在某个单一军种内也可能表现大相径庭。军队往往在预期的交战计划中预留有很大的弹性，当一方军队从高威胁环境转向更安全的后方，这种弹性往往会下降。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在某些时候，即使在战场后方（至少在大多数冲突）也很难避免受到严重袭击。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军事组织都依赖于雄厚的后方基础设施（工业设施、电力、通信、交通网络和技术工人），而这些都不能抵御严重袭击。例如，一个现代化的水面舰艇，如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在作战配置上是有弹性的，但也依赖于非常脆弱的工业设施（后方码头）来重新装配武器弹药、燃料、轮换人员以及维护保养。随着军事技术和观念的改变，单个兵力单元的弹性需求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美军前沿基地的弹性需求也将在未来十年间迅速增长。特别地，空军基地和前进空中单位将需要与二战中那样典型的弹性配置水平，而不是像海湾战争中“沙漠风暴”行动中的那样。

在现代化战争中，空军基地都遵循着类似的弹性规则而分布在多个不同地点。从一战到冷战，前沿空军基地通常都面临着袭击威胁，并实施了在受到袭击后保持作战运行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受袭击后对机场跑道和设施的复原和修复能力，以及当重要设施被严重损毁而无法修复，已无法继续运作时，转向备用机场。更加脆弱的后勤支持应被限制在后方地区，那里受到攻击的几率更低。最近，美国和盟国的空军基地已经越来越与尖端工业设施相似，其均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输出兵力的数量（即架次）而不是在受袭后的韧性。

美国空军和国防部官员已经公开承认常规导弹对空军基地的威胁。例如，时任空军部长的迈克尔·B·唐利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空军正在计划使空军基地“在面临许多威胁的情境中”变得更加弹性化。空军参谋长马克·A·威尔士三世将军补充说，鉴于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加固基地将成为“强制”军事设施。约旦·托马斯中校（时任空海一体战联合办公室主任）也曾说，美国空军的未来计划将包括额外的加固掩蔽所和跑道修复能力，以及CCD能力。这些计划很可能让美国空军经得起敌人的袭击，然后在现有或备用基地迅速重组反击兵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没有明显的作战效率损失是作战能力的关键。二战的教训，弹性作战能力包括跑道和机场爆炸物的清除和修复；强大、灵活的通信、后勤和运输系统；指挥流程；激励作战人员主动性和战术适应性的作战文化。跑道快速修复技术和材料的发展预计将大大减少将损坏的跑道重新复原到作战状态的时间。

展望未来

当美国国防规划者分析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广泛扩散的未来战场时，他们将需要开发一系列更分散化和更弹性的作战概念，美国空军和美国国防部应该认识到空军基地、以及其附近的领空、周围的领土是一个战场，防御者不应指望这些地方是一个掩蔽所；系列化的项目（例如，机动式指挥和通信节点、附属的安全部队、扩展的物流支持、假飞机诱饵、加固掩蔽所和燃料储存罐）；投资计划（例如，帮助伙伴国提高分散基地的设施）；组织和人员变化（例如，允许美国空军飞行中队从环境更严峻的分散基地起降，而不是主要基地）；最后，形成一个保护前沿基地的更集成化的联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