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吏部尚书任期考述

惠鹏飞（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历史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任期考述

惠鹏飞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宋代吏部尚书任期在北宋元丰改制前十分特殊，其迁转并不快，这与它为正三品的官阶有很大的关系，高官阶决定了吏部尚书的任期较长。北宋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任期从数日到6年均有，平均任期将近1年，任期在数日到1年半之间的人次最多。各个任期的人数分布情况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其中，南宋时期吏部尚书的平均任期稍高于北宋后期，其任期极长者也多于北宋后期。宋代吏部尚书上任比例很高，任命而未拜或未上任的情况很少。唐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2.01年，明代为2.32年，宋代吏部尚书的平均任期明显短于唐、明两代。尽管如此，宋代吏部尚书任期之制并未受到时人的太多抨击。

［关键词］宋代；吏部尚书；任期

一、序言

宋代吏部尚书的任期，共分为两大部分，即元丰改制之前和改制之后的北宋以及南宋时期。第一部分是北宋前期除张昭以外的吏部尚书任期，指的是官员的官阶为吏部尚书的时间，也即本官为吏部尚书这一阶的官员处于吏部尚书阶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该时期之外的其他时期，其任期指的是官员的职事官为吏部尚书的时间，也即官员实际职务为吏部尚书的时间。对吏部尚书作为官阶任期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官员官阶迁转的快慢，从而管窥官员的升迁或贬谪速度；对吏部尚书作为职事官任期的考察，则有助于认识吏部尚书作为职事官时相应官员是否久任，是否真正能在这一岗位上发挥较好的作用，从而也可以窥探宋代其他重要职事官的某些情况。

宋初，首任吏部尚书张昭为前朝旧臣，其在吏部尚书任职期间，主管吏部事宜，吏部尚书为实际职务；但是张昭自吏部尚书致仕后，一直到北宋元丰改制这段时间，吏部尚书一直为阶官，大多并不真正领吏部事，直到元丰改制之后，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职能才得以恢复，吏部尚书成为职事官，重领吏部实际职务。有鉴于此，这里在考察宋代吏部尚书任期时，作如下之划分：凡是官阶中做到吏部尚书和职事官为吏部尚书的官员一律统计在内，但不统计元丰改制后寄禄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的官员。因此，这里考察其任期的官员包括北宋元丰改制前的张昭、其他官阶达到吏部尚书与元丰改制后实职为吏部尚书的官员。因南宋地域缩小，诸多方面同北宋有所变化，故在对宋代吏部尚书的任期加以讨论时，具体分为3个时期，即元丰改制前的北宋前期 （960-1081年）、元丰改制后到靖康二年的北宋后期 （1082-1127年）、南宋时期 （1128-1279年）。

宋代可考吏部尚书共222任。其中，3次担任吏部尚书者1人，即洪拟；两次担任吏部尚书者22人，即王曾、陈执中、文彦博、李清臣、曾孝宽、许将、唐恪、卢法原、李光、沈与求、孙近、张焘、晏敦复、汪应辰、胡沂、郑侨、楼钥、刘德秀、袁说友、许应龙、赵以夫、叶梦鼎。因此，宋代吏部尚书实际可考人数为198人。在此，特别感谢李之亮先生，其 《宋代京朝官通考》①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线索，根据其统计的吏部尚书官员，去掉并非吏部尚书的官员，增加了考证后确是吏部尚书的官员。

目前，学界对宋代吏部尚书的群体研究很少，仅见马晓菲 《唐宋吏部尚书沿革探析》①马晓菲《唐宋吏部尚书沿革探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北宋59名吏部尚书的籍贯、出身、担任吏部尚书的时间、迁入官、迁出官等进行了研究。不过并未涉及南宋时期，而且更加侧重于通过对北宋吏部尚书群体的分析，论证唐宋吏部尚书的沿革情况。其他，余对宋代吏部尚书的类别与职掌、仕履、致仕、迁入官、迁出官等做了一定的研究，未涉及到吏部尚书的任期。有鉴于此，这里拟对两宋吏部尚书任期问题作一全面的考述，并呈请方家指正。

二、宋代吏部尚书任期考

这里所考察的宋代吏部尚书任期，主要分为2个大时期、3个小时期。2个大时期指元丰改制前后。在元丰改制前，吏部尚书为官阶，其任期指官员的官阶成为吏部尚书到吏部尚书阶被罢或迁转到其他官阶为止的时间段；在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成为职事官，任期则指官员职事官始任吏部尚书到职事官迁转他官 （包括被罢、引归等无迁出官）的时间段。3个小时期仍为北宋前期 （960-1081年）、北宋后期（1082-1127年）、南宋时期 （1128-1279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宋代吏部尚书中有不少为他官兼或兼权吏部尚书。对于此类吏部尚书，在讨论任期时将以其始兼或兼权吏部尚书到其不再兼或兼权吏部尚书或者出任他官为止的时间作为其任期。根据 《宋史》《东都事略》《隆平集》《宋会要辑稿》《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录续录》和吏部尚书本人的 《行状》《墓志铭》以及地方志等史料，特制作宋代吏部尚书任期表和任期统计表如下。

表1　宋代吏部尚书任期表

（续表1）

（续表1）

（续表1）

（续表1）

（续表1）

表2　宋代吏部尚书任期统计表 （●表示任期，单位为人次）

根据以上统计，可归纳出宋代吏部尚书任期的特征如下。由于宋代元丰改制前后的吏部尚书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分开讨论。

（一）吏部尚书作为官阶的时期

在元丰改制前，吏部尚书平均任期较长。元丰改制前，吏部尚书中除张昭外均为官阶，其任期意味着官员的官阶停留在吏部尚书的时间。张昭作为吏部尚书领吏部事，和元丰改制后的吏部尚书情况相同，因此可以将其同元丰改制后的吏部尚书任期放在一起比较。北宋前期 （960-1081年）除去张昭为吏部尚书的5年任期即为吏部尚书作为官阶的时期，共117年，可考官阶为吏部尚书者共计22任。既然吏部尚书在这一时期为官阶，几乎不领吏部事，无需遵循吏部尚书作为职事官时同一时期仅1员之制。北宋前期吏部尚书的任期并无突出的特征，从不足1月到6年的都有，而且没有哪一任期的人数特别多，毕竟北宋前期吏部尚书总任数才22任。其中只有6任吏部尚书的官阶不到1年就发生了变化，其他16任吏部尚书都在该官阶上停留并超过1年，其后迁转到其他官阶。这意味着北宋前期吏部尚书的迁转并不是很快，这与其时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官阶迁转太快，有可能出现官员的官阶迁转到顶端便没有官阶可再迁转的情况，这不符合宋王朝的统治政策。九品官阶分上下，在大多数时间内又分左右，这是为了防止官员官阶升迁太快而采取的策略。官阶更是官员领取俸禄的依据，过多的官阶很高的官员无疑会给宋王朝的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宋前期117年才出现22任官阶为吏部尚书的官员。除此之外，北宋前期吏部尚书有很大的员阙情况，至少在一大半的时间内，官阶为吏部尚书的官员是没有的。北宋前期这种十分特殊的官制体系，决定了吏部尚书任期较长，人员较少。

（二）吏部尚书作为职事官时期

1.宋代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平均任期将近1年。元丰改制后的宋朝共198年，即1082-1279年，吏部尚书重新成为职事官，连同宋初张昭5年有余的吏部尚书，职事官任期共203年，可考吏部尚书200任，吏部尚书平均任期将近1年。宋代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恢复实际职务，成为职事官，吏部尚书员阙情况很少，不少吏部尚书刚离任，下任吏部尚书即立刻上任。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吏部尚书迁入、迁出时间都有史料记载，少数人没有明确地记载迁入、迁出时间也可通过其他史料进行推断。故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任期将近1年，这个平均数是可取的。“有唐约290年，可考吏部尚书任数为144任，则每次任期大概估算为2.01（290：144）年……故平均任期小于2.01年。”［1］273将唐宋吏部尚书任期比较可知，宋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明显短于唐代。按唐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2年看，宋代同样是职事官的吏部尚书平均任期仅为唐代的一半。

2.吏部尚书的任期从数日到6年均有，数日到1年半之间的人次最多。在吏部尚书为职事官时期，吏部尚书的任期从数日到6年都有，其任期按照从短到长的顺序排列依次为数日、1-6个月、6-12个月、12-18个月、18-24个月、24-36个月、36-72个月，占这一时期吏部尚书总任数的比例分别为13.00% （26：200）、39.50% （79：200）、21.50% （43：200）、10.00% （20：200）、7.00% （14：200）、4.50% （9：200）、3.50% （7：200）。从各个任期吏部尚书任数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任期在1-6个月之间的人次最多，将近4成；其次是6-12个月者，2成有余；再次是数日，1成有余；其他任期为吏部尚书的人次较少，尤其是任期在3-6年之间的吏部尚书总共才7任，是所有任期中人次最少的。这就是说，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任期在数日到1年半 （18个月）之间的人次是最多的，占此期吏部尚书总任数的84.00% （168：200）。可见，元丰改制后大部分吏部尚书任期在1年半以下，任期在1年半以上者属于少数。唐代，吏部尚书 “任期介于1年与2年之间和半年与1年及小于半年者任数最多……三者占80.37% （86：107），可见任期小于2年的占比例在八成以上。”［1］273-274至宋代，同样为职事官的吏部尚书任期为1年半以下的任数达到84.00%，高于唐代吏部尚书任期在2年以下的比例。宋代吏部尚书任期同唐代相比，更多地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

3.南宋时期吏部尚书平均任期稍高于北宋后期。北宋后期共45年，51任吏部尚书；南宋时期共152年，148任吏部尚书。由此看来，南宋时期吏部尚书的平均任期稍高于北宋后期。北宋后期吏部尚书的任期在数日到1年半以下者共45人次，占北宋后期吏部尚书任数的88.24% （45：51），南宋时期吏部尚书的任期在数日到1年半以下者共123人次，占南宋时期吏部尚书总任数的83.11% （123：148）。可见，南宋时期任期在1年半以上者的比例较北宋后期有所增加。北宋后期吏部尚书任期高于3年者仅1任，说明北宋后期吏部尚书任期罕有极长者，而任期相对较短者居多，其中任期明确少于半年者达56.86% （29：51）。南宋时期吏部尚书的任期高于3年者为5任，相对于北宋后期，其任期极长者较多，而任期明确少于半年者占51.35% （76：148），略低于北宋后期。总体上看，各个任期的人数分布情况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4.两宋共有两任吏部尚书虽有任命，但未上任。两人皆为南宋时期宋廷任命的吏部尚书，其一是卢法原；其二是崔舆之。两宋共222任吏部尚书，有任命而实际没有上任者仅两人，占0.90% （2：222）。唐代吏部尚书有任命而实际没有上任者4任，占唐代可考吏部尚书任数的2.78% （4：144），高于宋代。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吏部尚书的上任比例是很高的，由此推测其他高级文官的上任比例也应当较高，有任命而未拜或实际上没有上任的情况较少。

三、宋代吏部尚书任期分析

我国自古就有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考核理论，宋代也是如此，因为3年大考对官员而言是常态。宋代作为职事官的吏部尚书任期可谓长短不一，任期从最短的几日到任期最长的6年，各个时间段都有。由于作为官阶的吏部尚书的任期长短仅为本官的变动，与考课没有直接的关系，故这里将对作为职事官的吏部尚书的不同任期的典型事例进行分析。

（一）任期极短者

一般而言，官员在任某一官职时，大多从任命到上任，1个月之内迁入又迅速离任，是不正常的，故有必要分析其中的原因。任期不到1个月，仅为数日，这意味着官员任吏部尚书之职刚上任就要离任，是任期中最为特殊的一类。这类吏部尚书的任数还不少，北宋后期6任、南宋时期18任。任期极短者大体分为以下几类情况：

1.升迁迅速，吏部尚书成为迁转的平台。北宋后期的范纯仁，元祐元年 （1086年）闰二月丙午 “给事中兼侍读范纯仁为吏部尚书”［2］卷369，8 903；同月乙卯 “朝议大夫、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2］卷370，8944不到1个月时间，范纯仁从给事中迁转到吏部尚书，又从吏部尚书迁转到同知枢密院事，步入执政的行列。南宋时期的叶颙 “翌日，除吏部侍郎兼权给事中，时隆兴二年 （1164年）八月也。又三日，复以公权本曹尚书”［3］卷119，4 536-4 537；乾道元年 （1165年）八月己丑 “叶颙自吏部侍郎、（兼）权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4］卷213，5 572-5 573不到1个月时间，叶颙由吏部侍郎权吏部尚书，再为签书枢密院事，步入执政的行列。因此，像范纯仁、叶颙这样吏部尚书任期之短的情况，是迁转极快的典型事例。

2.在他人任职吏部尚书期间兼任。南宋时期的傅伯寿，庆元二年 （1196年）正月 “以翰林学士兼（实录院修撰）；三年 （1197年）二月为吏部尚书仍兼 （实录院修撰）”［5］卷9，378；“（嘉泰）二年 （1202年）五月以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5］卷9，379，“（嘉泰）三年 （1203年）二月以端明殿学士兼 （实录院修撰）”［5］卷9，360。庆元二年 （1196年）九月到庆元四年 （1198年）八月，许及之一直担任吏部尚书，根据吏部尚书同一时间只除1员的制度，推测这期间许及之应该在出使金国这一时间段，从而傅伯寿能够在庆元三年 （1197年）二月暂任数日的吏部尚书，之后便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宫观。许及之一直在吏部尚书任，由于中间出使金国，吏部积攒事务渐多，于是傅伯寿担任了数日的吏部尚书。

3.由于被弹劾而改官。北宋后期的李清臣，元祐八年 （1093年）四月甲子 “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2］卷483，11 486；同年五月己卯 “新除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以权给事中姚勔论 （李）清臣不当召用故也。”［2］卷484，11 493一月之内，李清臣由地方知军除吏部尚书，很快又为地方知府，原因就在于被他官弹劾，从而在1个月之内再次出知地方。

4.担任吏部尚书时被放罢。南宋时期的陈良祐，乾道六年 （1170年）四月戊戌 “吏部尚书汪应辰三论发运司，罢知平江府。”［6］卷11，577同年五月 “祖宗陵寝，而臣下妄与异论，可见不忠不孝，吏部尚书陈良祐可放罢，送筠州居住。时议遣泛使往请陵寝，（陈）良祐上疏争之，故也。”［7］卷48，1 823乾道六年（1170年）四月戊戌，汪应辰由吏部尚书被罢知平江府，陈良祐任吏部尚书当在这之后。五月，陈良祐放罢，其吏部尚书任期不到1个月，任期之短的原因在于上奏忤逆圣旨而被放罢。

5.担任吏部尚书后不久即致仕。南宋时期的颜棫，开禧元年 （1205年）二月 “除工部尚书依旧兼（直学士院），五月除权吏部尚书依旧兼职，六月致仕。”［8］第44册，126颜棫开禧元年 （1205年）五月权吏部尚书，六月致仕，吏部尚书的任期定格为1个月。

6.担任吏部尚书后旋卒于任上。南宋时期的胡直孺，绍兴元年 （1131年）八月辛未 “刑部尚书兼侍读胡直孺守兵部尚书”［9］卷46，832，“进刑部尚书兼侍读，多所献纳御书、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于扇以赐。改兵部兼权吏部。”［10］第515册卷66，313绍兴元年 （1131年）十一月甲午 “兵部尚书兼侍读胡直孺卒，特赠端明殿学士。”［9］卷49，869前任吏部尚书洪拟于绍兴元年 （1131年）十月壬申 “罢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温州”［9］卷48，860。绍兴元年 （1131年）十月壬午，洪拟由吏部尚书离任，胡直孺任吏部尚书必在这之后。十一月甲午，胡直孺卒，吏部尚书任期告一段落。因此，卒于吏部尚书任上也是任期极短的原因所在。

7.因政权鼎移而导致部分吏部尚书遁归或引归。南宋时期的丁应奎，德祐元年 （1275年）十一月，王应麟离任吏部尚书，丁应奎在德祐元年 （1275）十一月后担任吏部尚书，德祐元年 （1275年）十二月庚申 “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4］卷47，936大敌当前，吏部尚书丁应奎选择了遁归这种令人唾弃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吏部尚书任职。王应麟于德祐元年 （1275年）十月 “除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辞兼中书舍人，从之。兼摄吏部尚书。”十一月，“丞相留梦炎用徐囊为御史…… （王应麟）缴奏上疏，驳之，并纠 （留）梦炎……疏入，又不报，即引归。十二月……以翰林学士宣召……力辞不赴。二年 （1276年）丙子，五十四岁，是岁，宋亡。先生杜门不出。”［11］附录，560在弹劾徐囊未果、此时宋王朝又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王应麟选择引归，主动地放弃了吏部尚书的职务，从而吏部尚书的任期也就停留在1个月的时间。

（二）任期极长者

3年一次考课，官员只要为政中规中矩，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即可升迁。可是，宋代作为职事官的吏部尚书却有一小部分官员在吏部尚书任上超过3年。在绝大部分官员吏部尚书任期较短的情况下，仍有某些官员在吏部尚书职位上久任，值得注意。官员久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可能是某位官员在其任上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皇帝十分器重，不愿更换他人担任此职；另一方面是某位官员的政绩不足以支撑其迅速升迁，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得已必须停留在某任上较长时间。下面就宋代作为职事官的吏部尚书任期超过3年的情况进行分析。

1.北宋前期1任，即张昭。张昭为前朝旧臣，“七岁，能诵古乐府、咏史诗百余篇；未冠，遍读九经，尽通其义。”［4］卷263，9 085可见，张昭幼时聪明过人，非同一般。五代时期，张昭逐渐地崭露头角，政绩斐然。后周时担任兵部尚书，“世宗以昭旧德，甚重焉……恭帝即位，封舒国公。”［4］卷263，9 091足见张昭有其过人之处，而且德行较佳。因此，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任命张昭担任吏部尚书这一重任。乾德三年 （965年）三月，因被陶谷诬陷，张昭在廷堂上与其争论，结果惹怒赵匡胤，遂以本官致仕。张昭能够久任吏部尚书并非偶然，这与其本身有着丰富的任职经历和宋初一时片刻难以寻找到合适的人选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张昭个人的优秀品质与卓越的个人才能。自张昭离任之后，吏部尚书开始成为官阶，几乎不再领吏部事，也可见张昭的优秀之处。

2.北宋后期1任，即张克公。张克公 “举进士。大观 （1107-1110年）初，擢监察御史”［12］卷105，900，后因为 “星变”事件弹劾蔡京，蔡京竟然因此而致仕。张商英为宰相后，张克公又 “论张商英十罪，（张）商英罢相。”［12］卷105，900前后两次将宰相弹劾下去，足见张克公不同常人之处，敢于弹劾权贵，更能够以理说服皇帝，实属不易。正是这样，宋徽宗迁张克公为吏部尚书。王称曾对张克公有这样的评价：敢于言事，无所回避。对于张克公这样的官员，虽然蔡京、张商英等官员十分痛恨，但是由于宋徽宗对张克公的欣赏，他们却也无可奈何。张克公本可继续升迁，但是蔡京不久复相，对其有所顾忌，于是暗中阻挠其升迁。由此，张克公在吏部尚书的职位6年①《宋史》载张克公居吏部6年，《东都事略》载张克公为吏部尚书7年。通过考证，张克公任吏部尚书时间应为6年。，直到卒于任上，未再迁转。

3.南宋时期5任，即周三畏、张杞、萧燧、李大性、杨烨。张杞，宣和六年 （1124年）甲辰沈晦榜进士［10］第514册，卷49，604。“靖康之变，从二帝北狩，七年乃谋航海，历八月登钱塘岸”［10］第516册，卷87，20，终于回归宋朝。从这一点来看，张杞是十分聪明的，能够抓住微妙的时机从北方返回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张杞作为国信使出使金国，顺利地完成出使任务，“还，升吏部尚书。”［10］第516册，卷87，20张杞，其他可见史料很少，但他能够在吏部尚书的职位上超过3年，与其出使金国并且做到不辱使命这两者当有很大的关系。

萧燧，绍兴十八年 （1148年）“进士第五人”。在权刑部尚书时，“北使贺正旦充馆伴使”，回朝后以权刑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他在对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言后，“上极称善”。淳熙十三年 （1186年）七月“正除吏部尚书”，直到淳熙十五年 （1188）正月，“遂贰大政”，升迁入执政的行列［13］第1147册，卷67，714-717。从萧燧吏部尚书的任职经历不难发现，萧燧是非常有才能的，他在出使金国后兼权吏部尚书，同张杞较为相似，可见是圆满地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从淳熙十三年 （1186年）七月开始真除吏部尚书到淳熙十五年 （1188年）正月擢升执政，萧燧以刑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一段时间，正除吏部尚书后任职时间为1年半，也就是说萧燧虽然处理吏部事务超过3年，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够优秀而升迁较慢，正除之后仅1年半就步入执政行列，可见萧燧的个人才能是十分卓越的。

李大性，“以父任入官”“陈传良以言事去国，彭龟年、黄度、杨方相继皆去。”对此，李大性极力上疏进行抗争，认为彭龟年等为贤德之人，不应离去。“孝宗崩，光宗疾，未能执丧。”对此，李大性认为宋光宗的做法非常不合礼法，应当予以改变。“朝论将用兵，（李）大性条陈利害，主不宜轻举之说”，结果忤逆权臣韩侂胄，被迫出知地方，而韩侂胄北伐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在李大性担任地方官期间，他做了不少的实事，再次被宋廷召回京师，“除刑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寻迁兵部”，于嘉定七年 （1214年）开始兼权吏部尚书，后正除吏部尚书。嘉定十一年 （1218年）底，李大性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4］卷395，12048-12049。从李大性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官员，目光长远，见地颇深，这也是他能够任吏部尚书3年以上的原因所在。

周三畏参与过岳飞案件的审理，其他可见史料很少；杨烨情况也相似，除有其担任吏部尚书的记载之外，其他史料很少，从而无法考察他们任期超过3年的原因。

（三）任期在1个月到半年之间者

这里之所以专门考察任期在1个月到半年之间的吏部尚书，是因为宋代作为职事官的吏部尚书任期在1个月到半年之间的情况是最多的，北宋后期21任，南宋时期58任，分别占各时期吏部尚书总任数的41.18% （21：51）、39.19% （58：148），大致均为4成。任期中去除数日的情况，就要数1个月到半年之间的任期算短的了。前文已对吏部尚书任期数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现就任期在1个月到半年之间的吏部尚书情况进行分析，看他们是否存在不同之处。

1.升迁迅速，吏部尚书成为官员迁转的平台。北宋后期的吕大防，元丰八年 （1085年）十二月甲戌“翰林学士、知制诰、权知开封府吕大防为吏部尚书”［2］卷362，8 668；元祐元年 （1086年）闰二月丙午 “朝散大夫、试吏部尚书吕大防为中大夫、尚书右丞。”［2］卷369，8 903在3个月内，吕大防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权知开封府担任吏部尚书，又迁为执政。诚然，吕大防后来官至宰相，吏部尚书之任在他的履历中也记下了精彩的一页，吏部尚书成为吕大防迁转的平台。南宋时期的刘珏，建炎三年 （1129年）六月乙卯“尚书吏部侍郎刘珏试吏部尚书”［9］卷24，495；建炎三年 （1129年）八月壬子 “吏部尚书刘珏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9］卷26，519仅两个月，刘珏由吏部侍郎迁到吏部尚书，再迁到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步入执政的行列，吏部尚书成为刘珏迁转的平台。

2.引疾求去，出知地方或担任祠禄官。南宋时期的刘大中，绍兴六年 （1136年）七月癸酉 “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刘大中试兵部尚书”［9］卷103，1 680；绍兴六年 （1136年）十二月己未 “兵部尚书兼权吏、礼部尚书刘大中充龙图阁直学士、知处州免朝辞。赵鼎既罢政，（刘）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9］卷107，1 747刘大中由吏部侍郎试兵部尚书，后兼权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仅5个月，因为身体原因而请求出知地方，得到宋廷允许，于是出知处州。因此，由于身体疾病等原因成为刘大中吏部尚书任期为5个月的原因。南宋时期的周武仲，建炎二年 （1128年）七月丁亥 “吏部尚书兼侍读周武仲充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初，（周）武仲以疾亟求去，上曰：‘如 （周）武仲者，未见其比。虽病，固当留。’最后同知枢密院事郭三益为之请，乃有是命。”［9］卷16，338周武仲因疾求去，从而担任祠禄官，吏部尚书任期到此结束。

3.由于被弹劾而改官出知地方。北宋后期的彭汝砺，“进权吏部尚书。言者谓尝附会刘挚，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4］卷346，10 976由于被弹劾附会刘挚，从而改官，出知成都，彭汝砺的吏部尚书任期到此结束。

4.因被弹劾而遭罢免。林大鼐，绍兴二十二年 （1152年）九月己未 “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试吏部尚书仍兼侍讲”［9］卷163，2 669；绍兴二十三年 （1153年）二月己巳 “吏部尚书林大鼐罢。右正言史才论 （林）大鼐狂躁欺诞，父在而不迎侍。陛下擢宋朴为枢密，（林）大鼐以其出己上，愤然不平，若不亟去，必摇国。是故，（林）大鼐遂罢。”［9］卷164，2 678林大鼐在吏部尚书任上被弹劾而遭罢免，宣告其任期结束。

5.任吏部尚书后迅即致仕。南宋时期的张焘，绍兴二十九年 （1159年）十二月丙寅 “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焘试吏部尚书”［9］卷183，3 065；绍兴三十年 （1160年）二月丁卯 “吏部尚书兼侍读张焘充资政殿学士致仕”［9］卷184，3 081。吏部尚书的任期定格为3个月。

6.平行的官职调动。北宋后期的林希，“哲宗亲政，留为中书舍人……迁礼部尚书、移吏部、翰林学士，拜同知枢密院事。”［12］卷97，829-830从吏部尚书迁翰林学士，谈不上升迁，不过相对而言之后林希晋升执政，也是其从礼部尚书到吏部尚书，再到翰林学士不断历练的结果。

7.老耄昏愦而降官。北宋后期的刘拯，“旋罢知蕲州，徙润州。张商英入相，召为吏部尚书。（刘）拯已昏愦，吏乘为奸，又左转工部，以枢密直学士知同州。”［4］卷356，11200刘拯老耄昏愦，转工部尚书当为降官。

8.战事紧急而改官出知地方。南宋时期的吕颐浩，建炎二年 （1128年）十一月丙戌 “户部尚书吕颐浩试吏部尚书”［9］卷18，364；建炎三年 （1129年） 正月十一日 “吏部尚书吕颐浩等言事”［14］职官43之17，4 120；建炎三年 （1129年）二月四日 “吕颐浩除资政殿大学士，充江浙制置使、兼知镇江府。”［14］职官7之21，3 216吕颐浩是宋高宗信赖之人，因战事紧急，被派往前线，其吏部尚书的任期告一段落。

9.他人任职吏部尚书期间兼任。南宋时期的胡沂，乾道八年 （1172年）二月三日 “诏给事中胡沂兼太子詹事”［14］职官7之29，3 221；“给事中兼侍讲，除权礼部尚书仍兼兵部。踰 （愈）年，试礼部尚书，升侍读”［15］卷15，6 998；乾道九年 （1173年）九月二十七日 “诏权吏部尚书胡沂兼太子詹事”［14］职官7之30，3 221①《宋会要辑稿》乾道八年（1172年）时间有误，应为乾道九年（1173年）。其一是前文从乾道九年（1173年）开始，此则材料却多加了乾道八年（1172年）；其二是乾道八年（1172年）这个时候张津为吏部尚书，胡沂不可能与张津同时为吏部尚书，而乾道九年（1173年）恰好没有人任吏部尚书。。乾道九年 （1173年），胡沂由权礼部尚书兼权兵部尚书改为权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同年，试礼部尚书。胡沂此次任吏部尚书当在李彦颖出使金国期间。

10.因政权兴替导致部分吏部尚书遁归或引归。卫仲达 “华亭人。靖康 （1126-1127年）初礼部尚书，兵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并以赦复之。”［9］卷59，1 017根据史料判断，卫仲达任吏部尚书2个月，在金兵到来之际，选择溃逃，被宋廷除名，其吏部尚书的任期就此结束。

11.担任吏部尚书时卒于任上。北宋后期的曾孝宽，元祐五年 （1089年）六月丁酉 “资政殿学士、知成德军曾孝宽为吏部尚书”［2］卷443，10 652；元祐五年 （1089年）八月甲辰 “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守吏部尚书曾孝宽卒。”［2］卷446，10 741这是曾孝宽第二次担任吏部尚书，这次吏部尚书的任期定格为2个月。北宋后期的徐铎，“崇宁 （1102-1106年）中，拜礼部尚书……进吏部尚书，卒。”［4］卷329，10 607宋徽宗朝，廷议宗庙制度在崇宁四年 （1105年），故徐铎应于崇宁四年 （1105年）进为吏部尚书。崇宁五年 （1106年）虞策已经为吏部尚书，徐铎当在崇宁四年 （1105年）离任，以此判断徐铎的吏部尚书之任在1个月到半年之间。徐铎由礼部尚书进为吏部尚书，之后卒于任上，其吏部尚书的任期定格为数月。

（四）未拜或未上任者

有吏部尚书的任命，但是官员却未拜或实际没有上任，这种情况在唐代吏部尚书中共有4任，宋代有2任，虽然少于唐代，但是这种特殊的情况应当予以探讨。宋代吏部尚书中未拜者与未上任者为崔舆之和卢法原。

崔舆之是岭南菊坡学派的代表人物。他 “家贫力学，自奋先。广士有当试成均者，率惮远不行，公毅然勇往……擢乙科，广人由胄监取第者自公始。”［16］第85册，卷11，508“擢发遣宾州军事，郡政清简……召为金部员外郎，时郎官多养资望，不省事，（崔）舆之钜细必亲省决，吏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召为秘书少监，军民遮道垂涕……蜀人思之，肖其像于成都仙游阁，以配张咏、赵抃，名三贤祠……端平（1234-1236年）初，帝既亲政，召为吏部尚书，数以御笔起之，皆力辞。”［4］卷406，12 258-12 262崔舆之的名声特别好，他是岭南第一位由太学考中进士的士人，三贤祠的设立正说明了崔舆之受人爱戴的真实情况。他不仅辞去吏部尚书的任命，之后 “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辞”［4］卷406，12 262，实属不易。能够像崔舆之这样将吏部尚书乃至宰相的任命均推辞不授的官员，纵观中国古代史也并不多见。这是崔舆之十分独特的个人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宋学对崔舆之影响的结果。

在南宋时期，卢法原没有上任吏部尚书。建炎四年 （1130年）五月壬子 “徽猷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卢法原为吏部尚书”［9］卷33，643；绍兴元年 （1131年）十一月壬子 “新除吏部尚书卢法原依前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卢）法原自成都召还，道梗不能赴，从所请也。”［9］卷49，877卢法原此次吏部尚书之任是比较奇怪的。建炎四年 （1130年）五月，卢法原的吏部尚书任命已经下达，然而一年多过去后，卢法原竟然还没到京师开封，原因是 “道梗不能赴”。卢法原意识到很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京师，于是主动地申请他职。卢法原此次任吏部尚书还未到任，就被宋廷授予祠禄官，故他的吏部尚书之职最终未有上任。从卢法原此次吏部尚书上任未果可以看出，宋代或者说中国古代长途跋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道梗不能赴”的解释十分简单，到底是道路上由于天气原因行进缓慢，还是遇到强盗劫匪而被迫滞留呢？不论具体原因究竟如何，卢法原在1年多后最终没有上任吏部尚书而被迫改官的事实，足以证明在中国古代长途任官是非常困难的。

四、结语

吏部尚书任期在元丰改制前十分特殊，吏部尚书迁转并不快，这与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有很大的关系，高阶官决定了吏部尚书的任期较长。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的任期从数日到6年均有，平均任期1年左右，任期在数日到1年半之间的人次最多。各个任期、任数的分布情况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其中，南宋时期吏部尚书平均任期稍高于北宋后期，任期极长者也多于北宋后期。宋代吏部尚书上任比例很高，有任命而未拜或实际没有上任的情况很少。根据董劭伟对唐代吏部尚书的研究，唐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为2.01年，任期人次最多的是介于1年与2年之间和半年与1年及小于半年者；据廖义刚对明代吏部尚书任期的考察，明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为2.32年［17］30。宋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明显短于唐、明两代，更多地集中在较短的时间之内。

根据我们对宋代吏部尚书任期的考述与研究，宋代吏部尚书平均任期将近1年，低于唐、明两代吏部尚书的平均任期。官员任期究竟是长些好，还是短些好？任期长，意味着官员对自己的职务比较熟悉，比新任官员得心应手，对事件的整体把握能力比新任官员强，对朝政特别是大政方针的熟悉更有利于他们为国家出谋献策，做出成绩。不过，官员久任的弊端显而易见，官员停留在某一职位上太久，对这一岗位过于熟悉，难免会有些懈怠，特别是长时间停留在某一职位上，容易滋生出结党营私的违法犯罪活动。唐朝时期的安史之乱，正是因为作为节度使的安禄山长期任职于河北一带，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逐渐地使他产生了分裂割据的想法甚至妄想将唐王朝取而代之。南宋末年的李全、李璮父子，长期盘踞在山东一带，他们在蒙 （元）、宋之间形成为不可小觑的第三股力量，这正是久任的结果。反过来讲，官员任期短，也是各有利弊。任期短，固然可以削弱其在某一关系网中根深蒂固的恶劣影响，有利于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不过不少官员也因此不愿有所作为，深知即使有所作为也很难付诸实施，甚至有可能还没来得及实现其想法就已经被任为他官。这种快速的流动体制，无论对于地方的治理还是对于朝官的为政，都并非是最佳的方式，但是宋王朝却采取了这种方式。我们认为，前朝鲜活的例子呈现在眼前，宋太祖赵匡胤更是利用自己位居殿前都点检的职位和长期以来笼络后周重要官员的方法，趁后周 “孤儿寡母”的有利时机取而代之，因此登基之后对官员久任的防范非常严密，尤其是武臣的久任，是绝对不允许的。奉行宋太祖、宋太宗的典制，这是之后宋室皇帝恪守的 “祖宗之法”，尽可能频繁地更换官员的职位，也就成为他们的共识，尤其是重要的官员，这其中包括重要的朝官和重要的地方亲民官。此外，宋朝科举取士人员和恩荫人员相对较多，众多待阙人员需要新的岗位，官员迁转迅速，尽量地减少久任，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较好方案。还有，迁转迅速对于诸多官员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较为渴望的，几乎所有入仕的官员都希望自己在仕宦中能够步入中高级官员的行列，而迁转迅速正中他们的心意，所以迁转迅速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欢迎。两宋期间，对于官员任期问题评论的学者、大臣并不多，他们并不是看不到官员任期较短的弊端，而是发现任期较短的益处甚至多于弊端。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任期虽短于唐、明等朝，但并没有受到时人太多的抨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朝的用人之制。

参考文献：

［1］董劭伟.唐代吏部尚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明］柯维骐.宋史新编［M］.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杜晴江刻本.

［7］［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M］.［中国台湾］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8］［宋］何异.宋中兴学士院题名［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清］谢旻，等.光绪江西通志［M］.［中国台湾］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宋］王应麟，著；张骁飞，点校.四明文献集（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宋］王称，著；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3］［宋］周必大，撰；周纶，编.文忠集［M］.［中国台湾］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4］［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5］［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宋］李昴英.李忠简公文溪存稿［M］.北京：线装书局，2004.

［17］廖义刚.明代洪武时期吏部尚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1.

［责任编辑：丹涪］

［中图分类号］K244.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6）02-0053-14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惠鹏飞，男，河南平顶山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