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钊：“大器晚成”的中关村探长

毛亚楠++张哲

曹钊说，每一个小物事背后都有很长的故事，还有相熟的老记者想要做他的口述历史，也有导演朋友想通过他拍一部公安题材的片子

入夏以来的北京，到了晚上后半夜，一些老旧社区成了“盗非”（盗窃非机动车）案件频发的场所。近日，一个“盗非”团伙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的民警盯住，犯罪嫌疑人偷了车后逃回驻地，民警按监控视频追踪至一居民楼下蹲守，如何成功实施抓捕，又不扰民，民警亟待商议出一个万全的对策。

“弄清这个住处实际居住人的信息，是收网的关键。”在海淀公安分局中关村西区派出所里，61岁的老探长曹钊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曹钊一米八以上的个子，高鼻梁双眼皮，是个很帅气的老头。他警龄高达35年，是中关村的“明星人物”。虽然曹钊经常自嘲“打字不利索”、“26个字母勉强认全”，但凭借多年在中关村办案积累的经验，他只需看一眼硒鼓墨盒、U盘、移动硬盘、交换机模块等电子设备，就能从插口序列号、防伪标识的反光度等细微处分辨出电子产品的真假，因此也被大家称为中关村一带的“探长”、“打假第一人”。

曹钊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神探”，“办案这种事情要靠大家的力量，还有就是经验。自己也只是在平日里爱琢磨事儿而已”。曹钊喜欢查案子，一件案子下来了，他会迅速进入“研究”的状态，他把这叫“经营”，这让他总能走在案件的前面。近几年，随着跟年轻人打交道越来越多，曹钊“经营”案件的思路也开始与时俱进，他说他不想被时代落下。

曲折的从警经历

有人说曹钊属于“大器晚成”。事实上，曹钊年轻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当警察。他的人生前半段，一直是“被落下”的状态。

1955年出生的曹钊10岁那年赶上了“文革”，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总务长的父亲由“工农干部”被批判成了“黑五类”。那时候曹钊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曹钊小学都没有读完。

1967年，中央文革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第二年，曹钊回到学校，成了中学生。紧接着，为响应国家“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大量知青开始参与“上山下乡”。与那些“国家承认的计算工龄的”知青不同，受父亲牵连，曹钊和父亲一起从北京下放到了江西峡江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被送到山里头时，曹钊才14岁。和曹钊一起的有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和几个年轻的老师，他们在那里务农、搞运输，每月领着16块钱的工资，日子既封闭又单调，“也就谈不上能学习进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曹钊和父亲返回北京。那时候，回来的大部分学生都分配了工作，而他再一次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被“落下”没有分配，他只好在家无所事事地待了好几年。

一直到了“文革”后期，曹钊的家人通过一些关系，介绍他加入了北京地质队，让他给人开车，从此天南地北到处跑。“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正好缺人，曹钊又想换个地方工作，就又进了公安局，工作还是当司机，给领导开车。

北京市公安局车队除了行政用途以外，最重要的还有跑现场办案的功能。因为当时规定“重大现场局长必须到场”，曹钊渐渐在跑现场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办案的事，“觉得有股吸引力”。曹钊告诉记者，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凶案现场的感官刺激带来的，而是现场给他的一些思考，例如“怎么就杀人了？为什么要杀人？什么样的人会杀人”等问题。他开始对警察行业感兴趣。

曹钊回忆，刚进公安局工作那会儿，其实“挺难受的”，自己没有文化，什么都要重新学，“总觉得自己就一粗人”。他跟记者说，如果不是“文革”的影响，他应该是非常好的学生，他至今都对自己没得过小学时代在粉纸上用油墨印刷出来的三好学生奖状而耿耿于怀，“毕竟是那个年代孩子的最高荣誉”。

为了跟上别人的步伐，进入警局的时候已经快40岁的曹钊只能在业余时间自学，考取学历。曹钊一边当司机，一边报了中专学校的法律课，学了三年半，后来又在警察学院学了两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曹钊从北京市公安局车队调到了该局的办公室，处理一些市政建设相关的日常业务，包括“检查水库安全，调查居民房子漏雨”等内容。

又过了几年，国内吸食毒品的人变多，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缉毒处专门查处毒品案件。缉毒处成立之初缺人，曹钊选择了加入。刚成立的缉毒处分侦察队和戒毒管教组两个部分。曹钊任管教组组长，负责和吸毒者谈话。他的办案风格也是在那时培养出来。

曹钊告诉记者，谈话有很多技巧。“你是注射还是‘走板”——先是“行话”一抛，拉近和吸毒者的距离，再东拉西扯地“闲聊”，不着急“短兵相接”，且不在人格上对他人进行判断，情理兼施。“要让对方觉得你不单纯是一位讯问他的警察，还是一位关心他的医生”。“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办法。”曹钊说，干一行爱一行，他想得就是这么朴实。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曹钊开始接触大量的案件，走上成为“神探”的道路。

捣毁电子领域犯罪的“神探”

2000年，北京市公安局缉毒处因公安制度改革而重新整合，曹钊被调到离家近的海淀区公安分局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工作，任便衣探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刑事案件侦查和治安工作。

那时的中关村，已经逐渐崛起成为国内电子产品生产、交易的核心区域。除了刻章、办证、卖发票这些牛皮癣性质的违法犯罪，还有各色大宗的电子产品领域的新型违法犯罪。2005年1月，曹钊进入代号为“山猫行动”的专案组，真正显露出他“神探”的风采。

“山猫行动”是一个全国性的打击盗版光盘的行动，目标是一种新型盗版光盘——高压缩DVD。所谓“高压缩DVD”，是指在一张DVD碟片上压缩存有多部电影或多集电视剧，可通过DVD播放机直接播放。因其内容比一般DVD更多，又不比一般DVD更贵，便具有明显价格优势，严重扰乱了国内音像出版的正常市场秩序。

“全国看北京，北京就看中关村”，业内人士如此描述中关村电子产品在全国的地位。盗版光盘一旦在中关村泛滥，势必蔓延到全国。而且当时国外对于中关村存在大量盗版光盘的问题已经向中国数次施压。所以，“山猫行动”的切口就选在了中关村大街街头游商的身上。

曹钊回忆，当时“两怀人员”（怀孕妇女和怀抱小孩的妇女）是街头游商的“主力军”。通过前期工作，曹钊初步摸清，卖盗版光盘的团伙，一般是这些妇女负责兜售，男性负责在暗地里望风、补充货源、转移财物。

通过长期观察，曹钊发现一个卖盗版光盘的团伙。“就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一个小区里，靠近海龙大厦，地理位置有便利之处。那个小区早被确定为拆迁小区，因有3户住户没有搬走，无法施工，拆了的地就荒废在那里，成了藏盗版光盘的绝佳场所。我们查看时，下水道、垃圾桶里都藏了光盘”。

“大街上卖盘的只是小喽啰，摧毁幕后的销售网络才是关键。”曹钊回忆，那时中关村北边一栋六层高的水塔，成了专案组蹲守观察的场所，他早上7点就要爬上去，晚上太阳落山才下来，“大冬天啃凉面包，吃喝拉撒都窝在水塔里”。就这样，曹钊和同事们潜伏了40多天，终于搞清楚了卖盗版光盘团伙的成员构成和他们的上线。

曹钊还记得，确定犯罪团伙的上线后，专案组便派车进行跟踪。负责与上线联系的犯罪嫌疑人非常狡猾，“他们在路上经常以40公里/时到50公里/时的速度行驶，且经常会突然在半路掉头或原地停车。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也采取了慎重跟踪的策略，跟踪了近10天，才确定上线的据点”。

查获上线后，专案组很快掌握了贩售盗版光盘团伙更高层级的信息，顺藤摸瓜，曹钊根据从广州寄过来的发货单，跑到广州抓捕了发货人马某。最终，专案组将这个共有五个层级的制作、贩售盗版光盘的犯罪团伙一举捣毁，抓获60多人。曹钊因为在办案中的突出表现，一战成名。

此后，曹钊又陆续办了跨省假思科模块案、名牌假硒鼓案等，每年经他手刑拘的至少50人，成了中关村名副其实的“神探”。

最后一案，与“雅骗”斗智斗勇

然而对于曹钊而言，那些令人骄傲的荣誉只是他从警生涯的一小部分，他更关心那些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案件因为种种因素，而办得不尽如人意。但那些案件和案件中的人却真真切切从他的生命里经过了。

曹钊还记得有两个20岁出头的公务员，本来有很好的前途，却因嫖娼被他抓了。有人说，“老曹你手太狠了，放他们一马吧”。曹钊也觉得可惜，但“违法就是违法，现在放他们一马，10年以后，他们可能就不仅仅是嫖个娼了”。

还有一件曹钊花了半年心血终于侦破的盗窃警察车牌用于抢劫的案件，因为领导考虑到会破坏国家警察的形象，决定秘而不宣，只是内部表扬了一下，“此案破的快，可喜可贺”。曹钊当然也从未想过办一个案子要怎样，更多时候，是一种作为警探的责任在拷问他。他告诉记者，办公室墙上挂的锦旗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激励。

曹钊办案潇洒磊落，面对犯罪分子从来都是自报家门，所以他在中关村一带名气很大。许多在中关村待的时间长的人都对曹钊的情况“摸得门清”。

2009年到2011年间，曹钊凭借着自己的“一根筋”，曾七下深圳，查找一个销售假冒的国际知名品牌交换器的犯罪嫌疑人“老王”。2011年春节前几天，“老王”在广西落网。大年三十当天，曹钊还跑到广西去接“老王”回京，“老王”见了曹钊第一句话就说：“老曹，我服你了，你头发都白了还不放过我！”

几十年的警察生涯下来，曹钊头发白了，还落下了一身的病。除了有严重的胃病，曹钊的膝关节也有病，记者采访时发现，他大热天还绑着护膝。“也不是‘不服老，就是太过于专注了”曹钊说，一件经他手的案件能圆满结束，所带给他的成就感，无法用语言说清。

2012年7月9日，曹钊带领办案人员准备抓捕一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团伙时，接到家里来的电话，说“父亲正在抢救”。正在办案的关键时刻，作为总指挥的曹钊，咬着牙没去医院。第二天凌晨5点，正在曹钊等人对刚刚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击审查时，曹钊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已经过世了”。那年曹钊57岁，人生已走了大半。

2015年，年届60岁的曹钊收到了自己的“最后一案”。要查的对象是一个行走“江湖”多年的“雅骗”。那人名为顾田耕（化名），自称是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在取得北京一家知名饭店的老总信任后，劝其投资书画收藏赚钱。饭店老总轻信了顾田耕，托他搞了几幅字画收藏。其间，顾田耕还“借取”了饭店老总一辆奥迪A6以及80多万元现金。当时因为怕“和文人相交，立字据掉价”，饭店老总手里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交易或借款的字据。

没有证据很难立案，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难以构成诈骗”，表示公安局管不了。只有曹钊接了这个案子，说能办。有朋友抱怨曹钊逞能，曹钊笑着解释，顾田耕留给饭店老总那本《中国书画》有破绽，“画册印刷时间是2006年6月，而他们是8月份才认识的。看来画册6月份就准备好了，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奔着诈骗去的”。内心的挑战欲又来了，曹钊决定会会这个顾田耕。

同年2月，被顾田耕骗走的奥迪车突然出现在了广州，曹钊奔赴广州追踪奥迪车找到了顾田耕的情妇，并获得了他的手机号码。之后，两人发生了一段十分有意思的对话：

“是顾院长吧？”曹钊“尊敬”地问。

“对，是。您哪位？”

“我是北京海淀分局中关村西区派出所民警，我叫曹钊。”

一阵沉默后，顾田耕回答：“哦，民警同志啊。有什么事吗？”

“你认识老薛吗？他报警说，你把他车骗走了。”车是实物，曹钊见到了。他没提钱的事，因为没有证据。

“车是我的。怎么是他的？我们是合作伙伴，怎么能是骗呢？”对方说。

“不对啊，车主是老薛妻子的名字啊？那啥，你来一趟派出所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吧，咱都给说清楚了。别叫老薛天天跑我们所里闹，我们也烦。”老曹假装抱怨。

“哦，我去不了，我在广西开会呢。这样，开完会后我到北京，我要起诉老薛。他怎么能告我诈骗呢？这是诬陷。你们不要管了，这是私人经济纠纷，你们警察怎么能插手经济纠纷呢？”顾田耕开始恼怒。

“你就别跟我说了，我就一派出所小民警，人家来报案，我就受理。不受理的话人家告我啊！”曹钊假装“示弱”。

说到这，顾田耕把电话挂了。一旁的年轻民警急了，“你就这么放了他？”曹钊说，“这叫敲山震虎，逼他有所行动。我早给他上了全国通缉，他知道我们在广州，肯定要出去避风头。我们就等着吧，就这一两天，肯定现形。”不出所料，当天傍晚，搭机回京的顾田耕就被机场蹲守的民警抓个正着。

“办案子就是这么有意思。”曹钊笑着对记者说，“虽然辛苦，但极具挑战性，案子成了会特别有成就感，也很满足。所以，我压根不会考虑付出和回报成不成正比的事情。”

退休后成立“曹钊工作室”

办完了最后一个案件，曹钊退休了，海淀区公安分局又把他返聘回去，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曹钊工作室”，由曹钊担任兼职教官，让曹钊利用自己的经验，带领警员继续破案抓贼。虽已退居二线，“但工作起来比之前还忙。”曹钊说。早上9点上班，就有年轻警员过来和曹钊讨论案情，所内大事小事，几乎都有人来询问。空闲时，他还会接受政治处宣教科的指派，参加座谈研究打击犯罪的方法，培训新的警员等。

2016年4月到8月，北京警方集中开展“2016春夏平安行动”，全力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类违法犯罪。曹钊所在辖区负责的是现在比较突出的“盗非案件”。“盗非”属于治安案件，之前专搞“刑事案件”的曹钊又开始下苦功，研究新的领域。

曹钊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从‘盗非案件的发案时间来看，电子产品市场白天较多，老旧社区晚上后半夜较多”。他根据这些规律思考对策，认为物业管理部门可以起到一部分作用，对应的时间里，物业管理部门只要看住了，剩下的乱点可以由公安机关来重点打击。

曹钊还研究了“盗非”嫌疑人的行为举止和衣着特征：“‘盗非嫌疑人一般随身携带斜跨小包，这样才能方便他们逃跑。女性嫌疑人一般夏天也会穿长袖，因为她们盗了电动车要骑着跑，容易晒太阳，爱美的天性使得她们穿长袖防晒。除此之外，大帽檐帽也是‘盗非嫌疑人的必备装备。”

“从前我们是以案找人，现在我们要转换思路，以人找案。‘盗非嫌疑人都是锁定目标才会有偷的这个行为，一般先要观察很长时间。而且盗窃案件的团伙作案更明显，几个人走走停停，锁定目标，汇报目标特征，然后电话给其他人实施盗窃。”曹钊说。

曹钊的办公室几乎是“假货”的“集中营”，办公桌后的橱柜里摆满了假内存卡、假软件、假购物卡，甚至还有从吸毒者住处拿来的美沙酮和制假卡的机器。曹钊说，每一个小物事背后都有很长的故事，还有相熟的老记者想要做他的口述历史，也有导演朋友想通过他拍一部公安题材的片子。

从之前“在抓人现场拉过小贼电闸，给轮胎放过气”，到如今“以老带新”，身份的转化，使曹钊进入了新的一轮适应角色的阶段。曹钊说，只要能用上自己的地方，都决不推辞。“这应该就是我们老一辈警员的特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