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困难及对策分析

2016-07-26 04:00雷丽铃朱陈晨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社会融入武汉市农民工

雷丽铃,朱陈晨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武汉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困难及对策分析

雷丽铃,朱陈晨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摘要]本文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实地调查的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及心理层面三个维度对武汉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及困难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农民工的融入困难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社会人力资源缺失、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层次低及居民对农民工存在认知偏差五个方面。本文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增强农民工工作技能、改变大众传播媒介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及创建农民工-居民交往的良好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武汉市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对社会融入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但是至今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社会融入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以致有些学者将“社会融入”等同于“社会融合”、“社会适应”、“市民化”等概念。第二,学者们对社会融入的维度未形成一致标准,并且同一维度操作化的具体测量指标也不一样,造成在评估融入程度的时候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第三,众多学者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他们的调查地点倾向于上海、北京等一些农民工输入的城市,而且调查的对象集中于农民工聚集的地点,比如制造业工厂附近,因此他们的受访农民工实际上是带有城市的特征或者是职业生活相似度很大,这很大程度上使得研究的结果不能概括较大范围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现状和群体特征等,也就缺乏合理制定符合农民工群体政策的依据。第四,学者们给出的关于如何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议略微宽泛,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有待加强。这些不足都给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亟待更多的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一、数据及重要概念界定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对武汉市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所得之500份样本数据。从性别分布上看,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从年龄分布上看,16至25岁的农民工多于25岁以上的农民工,16至25岁的农民工占总样本的56.9%,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得当;从婚姻状况分布上看,未婚的最多,占总样本的58.6%,已婚、离婚及丧偶的分别为39.6%、1.6%及0.2%,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较多有一定的关系;从居住情况上看,57.9%的样本都是租房居住,自购房、单位提供住房及其它分别为7.4%、27.7%及7%;从他们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认知来看,63.5%的样本认为自己在农村中算中等收入,认为自己在农村中是高收入、低收入及贫穷的分别为10.7%、19.8%及6%;在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占17%,有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和技校学历者分别为5.5%、31.1%、26.1%及20.3%;从民族分布上看,样本中17.9%的人少数民族仅。

(二)重要概念界定

1.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界定是多种多样的,与其进行互换的词有外来农村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对农民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李培林在地域、职业和阶层上对“流动民工”这个概念作了界定[1];王春光则从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和地域四个方面对“农民工”进行定义[2]。由于文并不是对农民工概念的探讨,更偏向于实证研究,因此对“农民工”、“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农村务工人员”、“外来人口”等几个概念的互换并不会产生歧义,即户口在农村但却在城市从事各种职业为其经济收入的人。

2.社会融入的概念界定

在界定社会融入的概念之前,有必要认清社会融合和社会融入的区别和联系。社会融合是一个基于当地居民文化和农民工原有文化形成一个新的混合式的文化系统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社会融入是农民工在经济、文化、行为、心理等方面融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体系的过程,是一个单向发展的过程。社会融合理论是以当地居民文化和流出地传统文化平等为基础的,而社会融入理论则以流出地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城市居民主流文化处于优势地位这样一种不平等状态为基础的。社会融合是社会融入的理想化状态。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情况下,农民工脱离农村耕种的生产经营模式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居住模式,原有传统文化受到城市主流文化系统的重大冲击,农民工只有在主动适应城市文化系统,才能被城市接纳。社会融入比社会融合更符合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笔者将社会融入定义为亚文化群体在经济、社会、心理方面逐步适应主流文化体系,并最终被主流文化群体接受的过程。

(三)测量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第一,经济层面,笔者将社会人事制度量表、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社会保障量表来对经济融入度进行测量。第二,社会层面,生活融入的测量包括进城务工原因量表、对城市主观感受量表、社会关系量表。第三,心理层面,这是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的最高层次。心理融入主要是从农民工的主观视角进行测量,研究中将用自我身份认同量表、定居意愿量表、目前生活的满意度量表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来测量。其中社会人事制度量表、社会保障量表、进程务工原因量表、对城市主观感受量表、社会关系量表,每个量表分别有10个题目,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进行测量,除社会人事制度量表外,笔者对其进行赋值,分别为5至1分。社会人事制度量表的赋值方式为1至5分。身份认同量表及定居意愿量表,每个量表分别有10个题目,用李克特七点式量表表示,分别为1至7分,分值越大,越认同自己是城市居民并想要定居城市。具体说明详见表1。

以上三个维度——经济、生活、心理融入形成一个阶梯状的融入层次,经济的融入是最低层次的,心理的融入是最高层次的融入。经济层面的融入是基础,农民工最初进到城市,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支撑,然后来寻求经济利益的实现。社会层面的融入是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的适应及过渡阶段,体现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广度,在城市的稳定生活以及和周围人群良好关系的建立才能使得农民工产生城市归属感。心理融入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融入,体现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深度,它是以其他两项融入作为支撑的。虽然三个维度存在阶梯状的层次,但是他们的实现过程并不一定是阶梯式顺承发生,也有可能是平行非同步发展,最终只有三项融入都顺利实现,农民工才会成功实现社会融入。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

为了了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本研究从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和心理层面融入三个维度,社会人事制度、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社会保障、进城务工的原因、对城市的主观感受、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定居意愿、目前生活满意度及未来生活信心这十一个维度进行测量,了解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可以通过均值反应,如表2所示,均值较大,则反映农民工在某项指标上的平均水平;方差是反映观测值与均值的差异的指标,方差越大,则反映观测值越偏离平均水平;众值反映农民工群体在某项指标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标志值,主要反映某一指标的一般水平;极差是反映所有观测值中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反映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均值与极差的差异越大越能看出群体中个体的社会融入程度不同,详见表2。

表2 对调查对象社会融入测量的描述(n=500)

从经济层面融入来看,社会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两项指标中,均值与极差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农民工个体之间的差异显著,从中体现出,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在较好的社会保障,得到过城市管理部门的帮助,享受保险福利,并且从事着有合同保障且能够受到公平对待的工作,而另一部分农民工则与之相反,他们在城市从事在没有合同保障的脏、乱、差的工作,因为文凭和户口原因,收到歧视和挤兑,无法在城市中享受养老、失业、工商、医疗等保险,也未能在需要时得到城市管理部门的帮助。关于经济状况,63.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农村中算中等收入,说明农民工对现有的经济状况持乐观态度,但另一层面上也反映中农民骨子里的中庸思想,他们不愿显富,也不愿哭穷,和别人一样是他们最理想的状态。57.9%的农民工租住在城市中,27.7%的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免费提供的房屋中,家的物质基础是房屋,但是他们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的居住空间,他们就很难在城市扎根下来,这无疑是他们融入城市的阻碍。

从社会层面融入来看,城市拉力、农村推力、城市不友好、城市友好及社会关系五个指标的均值与极差之间的差异较小,说明个体间的差异较小。其中,城市拉力及农村推力的均值及众值与量表总分较为接近,表明,农民工进城务工,城市拉力及农村推力对其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普遍认为城市里的收入要比农村高,在城市里可以见世面、开拓眼界、学到知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且自己更喜欢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然而农村家里地太少,自己不活农活,挣钱少,无法维持生计,并且有能力的农村人都来到城市来打工。城市不友好与城市友好的均值与众值与该量表总分的差距较大,但认为城市环境友好的人依旧较多,他们认为城市居民对其态度好,其对自身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较为满意,同事和管理部门对其好,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如上感受;认为环境不友好的人,他们个人觉得自己对城市居民充满了怨恨,城市居民对其充满了歧视,自己遇到困难时,没有受到城市居民的帮助,其对城市的印象非常差,虽然此类人群相对较少,但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这部分人在城市社会融入中,易受到阻碍。社会关系的均值与众值与改量表总分的差距较小,表明部分农民工拥有社会资本,在城市社会中,如遇到需要帮助的情况下,经常收到朋友、亲戚、同学及老乡的帮助,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缺乏社会人力资源。

从心理层面融入来看,身份认同与定居意愿的均值与极差之间的差异较大,说明个体间的差异较大,众值处于中间水平,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定居意愿不够明确。从身份认同的众值可以看出,农民工对自己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这一身份认同比较模糊,没有一个确切的认同,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个群体,因而将自己夹杂在两者中间。关于定居意愿,尽管想要定居城市的农民工要多于想要返乡回流的农民工,但定居意愿的众值表明农民工依然没有想好将来继续留在城市,还是返乡回流,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还处于较茫然的状态,或也因众多外在因素的考虑,如住房、教育、医疗及乡土情结等原因,使得他们无法决定未来归属。在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上,2.6%的农民工非常不满意,14.5%的农民工不满意,51.6%的农民工觉得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属于一般满意,27.1%的农民工认为满意,4.2%的农民工认为非常满意,表明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如意之处。在测量农民工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上,发现,13.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将来非常可能融入城市,51.2%的农民工相信自己将来可能后融入城市,30.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将来一般能够融入城市,5.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将来不可能融入城市,这一现状表明农民工有着融入城市的愿望和理想,并且相信自己将来能够融入城市。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社会融入的顺利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三、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难

社会融入具有独特性、复杂性、全面性和广泛性,是一个多元融入城市的过程。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的分析中反映出了农民工社会融入度有待提高的现实,表明他们在融入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受教育程度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低的情况明显得到好转,然而部分农村家长不重视教育以及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的现实情况仍然不利于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二,社会人力资源的缺失,社会资源,特别是人际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带来信息、工作机会、心理支持和资金支持等社会资源,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更顺利的融入城市。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是以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属于初级关系网络,然而其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建设不是很完善,广度和强度都存在缺陷。第三,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农民工分不开的,但是在很多政策中农民工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政策方面的忽视使得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受到很多的困难。中国农民数量占总人口的很大比例,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农业科技和机械解放了相当多数量的农民,这样一部分人进入到城市来从事非农行业,成为大众口中的“农民工”,户籍制度作为资源分配的一种隔离机制,使市民享有住房、养老、医疗、工作灯方面的福利,而农民工却未在其制度覆盖范围内,比如购房制度、城市低保、城市医保制度等,虽然他们同样城市的发展做贡献,在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群体也亮起了红灯,相对于城市当地居民,农民工拥有的资源本来就比较少,加上政治层面的束缚,社会融入之途困难重重。第四,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层次低,农民工的居住地多为价格便宜的出租房,同一居住环境中的人也多数为农工或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具有不同社会特性、职业水平和经济文化背景的各社会阶层来往有限,城市分化为市民社会和农民工社会,农民工很少能进入市民社会,形成极端的城市二元交往空间,另外,在工作方面,市民和农民工也存在职业分异,农民工的工作一般是体力型工作,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餐饮业等行业,而市民的行业类型多元化且工作层次较高,因此,市民和农民工在生活中的接触机会相对较少,联系也是较浅层次的。第五,居民对农民工存在认知偏差,刻板印象对市民的认知产生很大影响,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居民对农民工产生了认知偏差。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认为城市居民及社会环境对其歧视且不友好,市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民和农民工的交往,从而不利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四、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几点建议

第一,注重公平原则,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要建立一个管理规范、社会和谐的国家,中国就必须重视公平原则。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二元居住格局都体现了社会资源向城市居民倾斜的现实情况,公平原则未得到充分实现。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完善,引导社会资源缓慢流向农村户籍居民,使之在城乡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不享有医疗、购房、养老等福利。国家一方面希望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促进城市化的顺利实现,一方面又通过户籍制度来作为制度壁垒来阻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虽然农民工在涌入城市的同时给城市资源分配造成了一定困难,但是政府把户籍这种先赋性条件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是缺乏公正性的,这种资源分配方式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给国家的发展造成破坏性伤害。笔者认为政府可以一种后致性条件来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这样更能凸显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性,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

第二,增强农民工工作技能,提高经济收入,政府可以在城市为农民工兴办就业培训班,帮助其增强就业技能,顺利实现稳定就业,促进社会融入的快速实现。民工群体自身也要提升知识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良好的专业技能是一份优质职业的敲门砖,在进入职场后,农民工群体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为了实现向更高阶层的流动,多方面多层次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必不可少,这也能顺利促进社会融入的实现。

第三,改变大众传播媒介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社会融入不仅仅是农民工群体主动融入城市,主观适应城市,也包括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接纳,所以让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建立起客观正向的印象是很有必要的。在社会生活中,城市居民因为群体的一小部分人群的不当行为而给整个农民工群体贴上标签是不合理的行为。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担起改变对农民工群体负面刻板印象的重任。媒体应该引导大众把目光更多的投放在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上,如实的评价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表现,逐渐改变市民对农民工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居民形成对农民工正确的认知。农民工也要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培养社会公德心,展示群体全新面貌,以摆脱负面的群体刻板印象。

第四,创建农民工-居民交往的良好环境。政府应该着力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加强市民-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促进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接纳。非营利机构可以召集社区志愿者为加强农民工群体和当地居民的亲密关系组织一些有意义的社区活动,比如“一家一菜”的社区聚会,社区一帮一活动等,这些活动可以促进居民、农民工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也能改善社区的生个文化氛围,让农民工群体感受到来自当地居民的热情,从而产生城市归属感,更好的融入城市社会。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 (4).

[2]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J].学习与探索,2005(1).

[3]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J].社会,2006(2).

[4]刘建娥.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J].人口研究,2010(4).

[5]胡荣,陈斯思.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J].厦门大学学报,2010(4).

[中图分类号]C912.8;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004(2016)03-0036-05

[收稿日期]2015-11-4

[作者简介]雷丽铃(1992-),女,福建福安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朱陈晨(1991-),女,湖北宜昌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临床社会工作。

An Aanalysis on Migrant Workers in Wu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enetration in Status,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LEI Li-ling,ZHU Chen-che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430074,Hubei)

[Abstract]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a on-the-spot survey about migrant workers in Wuhan.A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is adopted to analyz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penetration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three aspects,namely,economic level,social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After the research,a huge internal difference of social penetration situation was found in migrant worker group,and main cases of these social penetration difficulties are reflected in five aspects:low education,de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society,restraint of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insufficient contact between urban inhabitants and migrant workers,and urban inhabitant's prejudice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is also involved.This paper offers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including breaking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improving job skills of migrant workers,and transforming migrant worker's negative impression from the prejudice of publicity media and urban inhabitants,creating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inhabitants to have a adequate association.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social penetration;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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