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物特别展的宣传教化功能

陈浩

摘 要：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行将没落，官场黑暗，贪污成风。淮安府衙两组明清廉吏傅希挚、李毓昌蜡像，再现了为官一方，两袖清风，秉奉王命，横而不流的浩然正气。他们的人格品味，价值观众，同样会给后人以榜样、以楷模、以劝勉、以警示。传之万世之深层次道德思考。

关键词：淮安府；特别展；傅希挚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进入它的尾声，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强化，它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就像地火一样在急剧翻腾和尖税化，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明朝福王一次得赏赐徒弟五万亩，清代官场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正是当时吏治的写照。然而，总有一些正直之士，希图挽狂澜于既倒，撑危厦于将倾。历史遗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安府衙吏科的两组蜡像，就生动地再现了淮安吏治史上典型的事例。

淮安府衙是我国仅存下来两座府衙之一，其大堂体量为全国之最。2006年淮安府衙被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仪门高耸“圣喻戒名坊”，正面镌刻荀子名句，背面镌刻着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御制戒石铭》，内容虽为封建人士所撰，但灌注的却是儒家仁德政治的精髓。淮安府体例为直隶，设有六科，其中吏科主要负责全府人事事务，主要职责负责衙门官员选拔、任免，加薪，并记录本地方进士、举人以及本地人在外地做官、任职的详细资料。

展馆南壁，悬有唐太宗一幅“心得”：“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一代明君，深知内防已过，其中岂无惩恶扬善之意哉！

明初社会，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共六七十年，是为发展时期。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相继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另一方面，最高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及“右贫抑富”、严惩贪污的措施，是以“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明史·食货志·2》）。“闾阖乐业，……民气渐舒……”（《明宣宗实录》卷50）。但这一切表明浮华的现象，也不过是垂危时期的回光返照而已。

傅希挚，河北衡水人，嘉靖35年（1556）进士。44年（1565）任淮安知府，隆庆5年（1571）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年，户部因为军饷匮乏，准备裁撤山东、河南民兵，傅希挚力争而未撤。万历元年（1573），改任河道总督。其时黄河泛滥，茶城段运河淤塞，傅希挚调民夫开新河由梁山下宁洋山，出右洪口，避开黄河之险，漕运河道能够通行。万历5年（1577），升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改任户部右侍郎。不久，因为陇右矿务事件被罢职。万历11年（1583）2月起复，再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任漕运总督，再次来淮安为官。

清代四大冤案之一的“李毓昌奇案”也发生在当年的淮安府。

进入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史家盛赞的清明统治“康雍乾盛世”也曾出现政治稳定，边疆安宁，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尤其是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松弛，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然而，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榨取从来也不会存在丝毫的怜悯，甚至“惟知租之入，而不知田之处”（乾隆《顺德县志》卷4）。苏州一退职县令“每一餐费至数十金，尤嫌无下箸处”（钱泳《履园丛话》卷23）。

李毓昌作为后补知县，他便被派往山阳查赈。当年淮安。（县称山阳，淮安是府、县所在地）遭灾，朝庭发赈银救济灾民。山阳知县王伸汉大肆贪污，从中渔利。唯恐被查，便精心贿赂前来查赈的官员。10名官员中唯独李毓昌不为所惑。

李毓昌忍饥寒，住破庙，不畏艰难，赴灾区，入民宅，认真调查，与放赈名单逐一核对，掌握了王伸汉虚报户口、克扣赈银的底细。竟然侵占了赈银9万两中的2万3千两，导致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命丧黄泉，李毓昌准备具报淮安府。

获悉李毓昌的动向后，王伸汉大为惊恐，设宴利诱李毓昌，遭到严拒。王伸汉见金钱不起作用，便设毒计买通李毓昌的三个仆人，在李毓昌喝的茶水中下毒，致李腹痛吐血，又用丝带勒死，随后伪造自缢身亡现场。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春，李毓昌妻在丈夫遗物中发现血衣和写有“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的禀贴残稿，对丈夫之死生疑心。经开棺检验，知李毓昌生前中毒，并非自缢。李毓昌叔父李泰清赴京向都察院告状。嘉庆皇帝对当时的官场腐败是心知肚明，但为社稷计，亦幻想中兴图治，下狠心，杀鸡儆猴。李毓昌这桩查赈大员蒙冤命案遂成为最好的借口。

案情很快大白，御批严办。嘉庆十四年（1809年）夏，将谋害李毓昌的贪官、刁吏、恶仆王伸汉、王毂、包祥、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处死，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流放，并案惩处了其它官吏和9名查赈大员。李毓昌冤案终得昭雪。嘉庆皇帝亲作《悯忠诗》表达对李毓昌清正廉明人格的首肯，刻石立于李毓昌墓前。

杨宇先生前不久在解读人大会议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文稿时说，法律授权有所为，法不授权不可为。一个后补小官的李毓昌能横而不流，甚至不恤自身性命，不也正是他人格底线的展露。当然，淮安府衙特别展所展示的李毓昌事迹，不仅仅是一则历史故事，其深刻的内涵应该是很丰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古老文明……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也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淮安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遗存，而这些文化遗产经过“接收——挑选——创新”的过程，必将为淮安以至更广大地区的和谐文明的构件做出重大的贡献。

两则历史往事告诉我们，多行不义必自毙，清政廉洁必然流芳千古。就连偏安一隅的后蜀孟昶也曾告诫群僚：“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更令我们深思的是：在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时代，在整个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时刻，傅希挚、李毓昌明知大厦将倾，还勉为其难而为之，其品格和人格不亦伟哉！

掩卷深思，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两个务必”警言，绝大多数干部保持革命本色，继续为新中国崛起尽职尽责，亦有少数人，经受了战火焇烟的考验，却倒在了铜臭之中，倒在了石榴裙下。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山东菏泽时，给当地市、县领导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习近平同志赠句可谓言深意长。

共产党人从创业之艰走上执政之路，任重而道远。淮安区委、区政府在保护历史遗存的日常事务中，能发掘历史的闪光点并加以发扬广大，此种做法应大力首肯。历史的遗存和人们之间心灵的交流，充分起到了教育的功能。我们不能漠视丑与美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正反作用，封建时代奸佞之臣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清官直臣不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他们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但是他们的人格品位、价值观念，同样会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以榜样、以楷模、以劝勉、以警示，而且会传之万世，给后来者以更深层次的道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