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新秩序构建
—— 访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

□ 本刊记者 宗 和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新秩序构建
—— 访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

□ 本刊记者 宗 和

记者：杨主任，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诸多变数，具体有哪些特征呢？

杨雪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对矛盾关系，但是全球进程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三个变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和信息化是新世纪以来推动全球化进程最为突出的两种力量。城市化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地点，推动了人口的流动，而信息化又将更多集中居住的人群跨国界、洲界联系在一起，形成即时性、大容量的信息流动、知识流动、文化流动。因此出现了更多的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更多样的依托网络、脱离民族国家属地的交往空间、认同性群体。

其次，全球化更为深刻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全球化在上个世纪末期属于学术讨论的热点，体现潮流的标志，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坐标，交往活动的一般形式。互联网对于信息的传播、商品的全球流动、普通人的跨国交流等使人类真正地住进了“地球村”，以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等为代表的全球风险使人们有了切身的“唇齿相依”感。

第三个变化是，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尽管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是还没有形成新的稳定格局，多极化趋势还在发展，美国“独大”地位依然明显。因此，动荡、变革、偶尔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阶段性特征。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多极格局的结构在发生调整。

记者：当前欧洲陷入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时有发生，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受到很大挑战，这对全球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雪冬：欧盟成员国将经济领域的许多主权内容转移到欧盟，但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治理还主要局限在各成员国的主权管辖下。因此经济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存在严重的不匹配、不衔接，当双方差距过大时，就必然会产生治理危机。

希腊、葡萄牙等欧盟中5个较弱的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当前越演越烈的难民问题及其在多个国家引起的连锁性社会政治问题，比如移民政策、政党结构，加之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甚至抵制欧洲的一体化和欧盟的开放性。这些问题和矛盾更充分地揭示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尽管如此，欧盟作为区域治理一体化的先行者，其一体化进程并没有被逆转，毕竟这个进程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有着欧盟宪法、欧盟议会、欧盟理事会、欧元等一系列制度支撑，并有德国、法国等大国的坚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危机并不是全球化危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区域来说，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那就是一体化不是各国甩包袱，而应该是统一规则下共同的有效治理。

记者：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放大了经济的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怎么看待这一轮金融危机带来的政治后遗症？

杨雪冬：本轮金融危机产生的政治后果正在慢慢呈现，并且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意思的是，由于定期选举的存在，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反而首先在制度更为稳定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显露出来，突出的表现就是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得票率的快速上升、极右势力的猖獗、左翼力量的重组以及整个政治光谱结构的失衡。在英国、法国、美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力量的重组现象。

进一步说，本轮金融危机至少会产生3个一般性政治后果。首先，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受危机的影响，既有的社会利益格局会发生较大的分化，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危机的冲击更大，因此整个社会政治格局的稳定性会受到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政党体制、政党选举，甚至国家政治体制。其次，政治信任度的下降。由于公共权威对危机的无效应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无论是社会成员对公共权威的信任，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都会被削弱。当然，对于那些能有效应对危机的国家来说，危机也会提升公共权威的信任度，但是要保持高水平的信任度并不容易。第三，国际协调行动的艰难。在危机中，国家利益的优先性会凸显出来，保护主义倾向通常会加重，这就为各国政策的协调增加了难度。个别国家还会以邻为壑，甚至借机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杨雪冬，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治理评论》杂志副主编，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全国宣传理论系统“四个一批”称号获得者。

记者：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全球化与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关系？

杨雪冬：贫富差距拉大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还拉大了各国国内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国家调控能力的不足，使得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失衡，税收政策、福利政策难以有效发挥调解收入分配的作用。二是资本增值方式增多。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互联网创造出来的新业态等，打破了资本增值的传统方式，加剧了收入差距方面的“马太效应”。

记者：贫富差距的拉大，也让人们对社会产生焦虑情绪。在全球视野下，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哪些政策来干预经济、保护社会？

杨雪冬：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西方主要普遍采取了“国有化”的救市举措，以至于《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因此，一旦市场信用体系无法运行，国家就要站到前台，提供“最后一根稻草”。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的判断。虽然市场力量是全球化推进的根本动力，但是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始终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最有效的维护者。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全能者”，而是在多种要求和约束条件中进行理性选择，甚至主动变革的能动者。有学者归纳了国家多个新角色，比如“管制国家”“发展型国家”“裁决型国家”“道德倡导型国家”。国家的政策导向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继续维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二是要缓和社会矛盾，为维护社会内部团结创造条件。

记者：面对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全新外部环境，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和积极塑造新的全球秩序？

杨雪冬：全球化是多种力量推动的，只有更有效推动多种力量的合作，才能为全球化创造出更有力的治理条件。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最受瞩目的全球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是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全球化世界中实现崛起的。如果说，中国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学习者、努力追随者的话，那么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要增强自觉意识，做全球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建构者。一方面要通过坚持和平发展继续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改进内部治理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作为，为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贡献资源、知识和愿景，提升自己的国际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