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去的孩子

2016-08-01 10:52
环球慈善 2016年6期
关键词:云谷血样高峰

4月12日,被拐21年后,26岁的阿松在深圳CID见到亲生父母。

阿松的父母放声大哭,他们带着发黄但保存完好的照片,从未忘记这个儿子。阿松看上去则要平静得多。血缘长存,但感情陌生。这才是真正的最熟悉的陌生人。阿松说,需要时间来适应。

2015年,深圳CID成功帮助27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一数据创下新高,从全国来看也占到7%。与此同时新发的儿童拐卖案仅5宗,创下深圳新低,且所有案件均告侦破。

在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抢”回孩子

(电影《亲爱的》中的田文军原型彭高峰终与儿子团聚)

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以下简称深圳CID)三大队副大队长温妙洋,从警已25年,干的都是刑警。虽然参与办过的大案要案不少,比如发生于1993年到1994年的深圳19宗人车失踪案,举国震惊,温妙洋就曾参与过对穷凶极恶嫌疑人的追捕。

但是温妙洋频频出镜,被不少人熟知,却是近两年的事。“从去年开始,到央视录节目就录了四次。”温妙洋说的是去参加央视《等着我》的录制,这是一档知名的寻亲节目,温妙洋代表深圳警方为这一节目提供协助,帮助被拐家庭团聚。

温妙洋是在2011年1月通过岗位交流,开始负责反拐工作。刚上任新岗位,温妙洋就遇到一件大事,彭高峰找到孩子了。

彭高峰是电影《亲爱的》田文军原型,由黄渤扮演。他4岁的儿子于2008年3月25日被人在深圳公明一商场门口拐走,彭高峰开始了长时间的寻找,他开了一个寻子店悬赏20万,还曾在微博上写寻子经历。彭高峰失子的伤痛被广泛传播,代表着最为典型的寻子家庭。

到2011年初,彭高峰接到一个来电,江苏邳州有人反映,在村内见到一个孩子疑似彭高峰儿子。

温妙洋告诉记者,彭高峰在网络上悬赏寻子之后,曾接到过各地大量的来电,提供了很多线索,其中既有热心人,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试图骗取钱财,一些人甚至使用PS过的照片骗取彭高峰的信任。

“那一次线索不同寻常。”温妙洋说,举报人提供了在村子内拍摄的孩子照片,彭高峰马上确认这正是被拐将近三年的孩子。

在电影中,黄渤是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赶到涉事村庄去抢孩子,并被当地上百的村民追赶。但在实际中,去“抢”孩子的并不是彭高峰,而是民警。

温妙洋回忆说,彭高峰获得线索后马上就与深圳警方取得联系,他们也当机立断立即赶赴江苏邳州解救孩子。

除了深圳警方,公安部也密切关注这一次解救。温妙洋记得那还是2011年大年初四,他和同事一同赶赴江苏邳州。

天下着雪,村庄位置偏僻,在大雪的覆盖下更显寂静,沉浸在过年的慵懒气氛中。为避免解救行动遭到村民阻碍,民警秘密开展摸排蹲守,确认孩子信息。

经过连续两三天的摸排蹲守,2月8日,民警发现一个机会,彭高峰的儿子与一些小伙伴在村里玩。民警分为两拨,一拨将彭高峰的儿子秘密带走,另一拨人则寻找彭高峰儿子的养母将其控制。

被拐接近三年,彭高峰终于与儿子团聚,被媒体广泛报道。这是温妙洋参与的第一个打拐案。他发现媒体的惊人力量,如果没有广泛的宣传,举报人就无法判断村庄里的孩子有被拐嫌疑。

“以往儿童被拐案发生后,往往被认为影响老百姓的安全感,不希望媒体报道。”温妙洋认为,近年来这样的观念已转变过来,公安部门越来越注意反拐宣传。

2015年,深圳CID帮助27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一数据创下深圳CID新高,从全国来看也占到7%。而今年截至本周,深圳CID又已成功帮助9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些数据中,与反拐的广泛宣传是分不开的。

打拐DNA库

(只要怀疑自己是被拐人员,都可到深圳CID采集血样)

以2015年找到家庭的27个被拐孩子为例,他们中间只有4人是在深圳被拐的,其他23人都是在外地被拐,但是在深圳找回父母,他们有的是成年之后在深圳打工,有一部分则是专程从外地来深圳采集血样,通过深圳警方将DNA信息上传到公安部的打拐DNA库,实现信息比对。

去年1月,温妙洋去央视录制《等着我》节目,当期节目中深圳警方通过采集血样提取DNA信息,成功帮助一个家庭找到被拐的孩子。

节目录制现场,这名孩子在被拐家庭里的堂弟也在,他也知道自己也是被拐的,节目录制后,他就径直找到温妙洋希望采集血样提取DNA,温妙洋一口答应。于是这名长年在福建工作的安徽小伙子,最终通过深圳警方的帮助成功找到父母。

刚刚通过深圳警方找到父母的阿松,同样也不是在深圳工作,之所以专程来深圳采血,同样也是听闻深圳警方很负责任,效率高。

2009年以来,公安部启动打拐DNA库,一方面主动采集可疑人员的DNA信息(包括上户不及时有被拐嫌疑的),另一方面也通知被拐家庭的父母到公安部门采集DNA信息,呼吁怀疑自己是被拐的孩子到公安机关采集DNA信息。

温妙洋告诉记者,从技术上来讲,只要父母与孩子还在相互寻找,到公安部门采集DNA信息,就可以通过信息比对,为他们找回彼此。

但是宝贝回家志愿者云谷告诉记者,虽然公安部有明文规定,各地公安机关对于主动上门要求采集血样的疑似被拐卖人员,均要予以采血提取DNA录入到全国打拐DNA库,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部分区域还是没有积极落实。

云谷是深圳劳动系统的一名公务员,目前是退休返聘状态。宝贝回家网站,是一支重要的民间反拐力量,与公安部有直接联系。云谷目前主要负责与广东、福建两地警方对接,协调相关的寻亲事宜。

云谷提到一个极端案例,在外地,一个疑似被拐人员向志愿者求助想找亲生父母,不过他是瞒着养父母寻亲,怕去公安部门采血会被养父母知道。志愿者给他做了很多工作,说通他去当地派出所采血。但他到派出所提出采血要求之后,值班人员竟要求他先把养父母带来做过DNA检测,以证明他不是养父母亲生的。

这毫无疑问制造了采血的障碍,吓跑疑似被拐人员。云谷告诉记者,经过相关部门反映调查,才知道这名值班人员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除此之外,部分区域还出现过采集血样后,迟迟没有提取DNA,没有及时将信息入库。

但深圳从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云谷与温妙洋有着直接联系。她对温妙洋评价很高,认为他很热情、负责任,深圳警方也保持着高效率的采血入库。

“有的地方有的人会比较难沟通,甚至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事。”云谷说,作为协调人员,云谷会加强与一些工作不那么积极区域的人员协调,但有时候她也会选择“用脚投票”,安排外地人员到深圳采集血样。

深圳警方对于外地人员来采集血样持欢迎态度,温妙洋每次在面向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都会强调这一点,只要怀疑自己是被拐人员,都可到深圳CID采集血样。

这与深圳对反拐的财政支持有关系。温妙洋介绍说,除了深圳CID有实验室可以采集血样提取DNA并上传到公安部打拐DNA库外,龙岗与宝安警方也有实验室可以从血样中提取DNA信息,这大大提高了效率。

民间力量

(电影《失孤》原型杨桂霜被拐20多年后找回父母,“云谷是她回家的领路人”)

打拐DNA库威力强大,但并非都在坐等DNA库发挥作用。温妙洋告诉记者,这些年对于陈年旧案,警方有专案组跟进,民警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就好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往下传,从未放弃。

2015年,深圳警方就根据新的线索,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该女子涉嫌在1995年到2000年在盐田拐卖了6名儿童。

根据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警方在她的周边展开排查,查找当年被拐孩子的下落,最终发现她娘家所在的村有一个男子疑似被拐卖人员,经过DNA比对技术,最终确认该名男子正是1998年在盐田被拐走的2岁男童。

新的人脸识别技术也在发挥作用。1995年在盐田被拐卖的男童,因为有一名双胞胎哥哥,警方遂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识别出河源有一男子与其长相相似。经过DNA比对,证实该名河源籍男子正是1995年在盐田被拐卖的男童。

除此之外,志愿者也在发挥着特有作用。在公安部建立打拐DNA库之前,主要是民间在网上发帖描述个人特征来进行寻亲。宝贝回家网站长期在做着这样的工作。

云谷曾一度认为,公安部建立打拐 DNA库之后,民间的反拐力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她认为志愿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迄今在该网站上登记的资料中,尚有约2万名家长在寻找孩子,而寻找父母的登记者也有1万人左右。

重庆女孩杨桂霜,是电影《失孤》的原型。杨桂霜在2011年6月,被拐卖到福建20多年后,重新找回父母。杨桂霜曾表示,云谷是她回家的领路人。

电视镜头记录下杨桂霜与父母相见时的场景,父母对着镜头说:“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云谷,祝愿她百年长寿永远不老。”

杨桂霜最初就是在2010年1月到宝贝回家网站求助,云谷接下了这个案子。杨桂霜记得父亲叫杨富国,家住江边,附近有铁索桥,父亲是补船的,小时候她的脚曾被船钉扎透,奶奶卖过五香豆腐。

云谷与杨桂霜进行交流,引导她回忆童年时候的饮食习惯等。这些资料经过整理,被发布到宝贝回家网站上,由网友及志愿者进行分析判断,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是宝贝回家的一个正常工作流程。

同时,志愿者们还负有劝说求助者到公安部门采集血样的责任。但是云谷告诉记者,杨桂霜当时没有入户没有身份证,到公安部门采集血样有困难。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云谷和志愿者们通过这些信息,百度了很多船以及铁索桥的照片,供杨桂霜来辨认,以判断她由何地被拐卖。但事情毫无进展。

云谷记得是一年多以后,2011年5月,母亲节前,杨桂霜与她网络聊天时再度倾诉对亲生父母的思念。云谷很是触动,她把杨桂霜的话截图发到志愿者群,大家再次根据杨桂霜的资料进行排查,其中有一名志愿者认为杨桂霜描述的生活环境特别像重庆巫溪。

云谷根据这个地域信息,通过志愿者查询到,在巫溪,年龄较为相符名为杨富国的人只有两个。

云谷在网上百度了巫溪县十几个派出所的电话,逐一打电话询问。她不敢说自己是志愿者,“很多人不知道志愿者是干什么的。”

她称家中有个保姆,是被拐卖的,记得爸爸叫杨富国,询问他们辖区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她一连打了三个电话,一无所获,她甚至与第二个接电话的人发生了一点争执,对方质问她从哪里知道电话,为什么要打电话。云谷怒而问她,这不是网上公开的电话吗?你的辖区有没有这么个丢失小孩的人你不应该关心吗?电话的最后,对方转变了态度,说会去问一问,云谷也留下了号码。

云谷打算打第四个电话时,第二个接电话的人突然回电,说辖区内真有一个叫杨富国的人,20多年前丢失了6岁的女儿。他很快叫来这名叫杨富国的男人接电话,所有信息都能吻合。

后来事情有一点波折,杨富国回家后,女儿女婿都以为他被骗了。他们认为事情不符合常理,杨桂霜既然被拐卖到福建,为什么是一个深圳人来电通知?

“她的女儿女婿轮番打电话来问,我到底想骗他们家什么?说老人家经不起折腾。”云谷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好笑,后来重庆的宝贝回家志愿者上门说明,才解开他们的疑惑。

2011年6月,杨桂霜被拐20多年后,回到老家,与父母团聚。她的父母一度以为她落江溺水身亡,他们会在她失踪的日子到江边烧纸祭奠。

“所以她的父母也没考虑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做DNA鉴定。”云谷说,如果光等着DNA库的比对,必然还有一些遗漏。

对杨桂霜的遭遇,云谷感慨万千。杨桂霜被拐到福建后当了童养媳,没有多少文化,而她的姐妹有的读了本科、硕士,她们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

反拐新变化

(现阶段警方强调利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动员网友参与寻人)

在创下找回被拐儿童数量新高的同时,2015年深圳警方还创下新发案件数量的历史最低值,仅有5宗,且全部告破。

深圳曾经多次发生儿童拐卖案。温妙洋2011年到打拐部门来工作时,多时一年曾有过20多个孩子被拐。

但这还不是最多的。深圳警方披露的一个系列案中,1995年到2000年,仅在盐田区东菜市场附近,一个犯罪嫌疑人就涉嫌拐卖6名儿童,这个嫌疑人直到2015年被警方抓获,至今仍有3名被拐儿童下落不明。

在温妙洋看来,被拐案高发与城市特征有关系,深圳人口密集,很多年轻人来此打拼,疏于管理小孩,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除此之外,深圳交通四通八达,嫌犯往往是跨区域作案,流窜性强,四通八达的交通正好便于犯罪分子作案后撤离。

但是2015年,深圳立了119宗拐卖案,其中九成是孩子走失寻回类的,真正的儿童被拐案只有5宗,这5宗也全部告破。这样的发案率也创下深圳历史新低。

在这背后,温妙洋认为这与工作方法与理念的变化有关。温妙洋表示,频繁的反拐宣传,一方面是对很多人进行持续的警示教育,让家长更注意防止孩子被拐卖。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嫌疑人,来深圳作案必被抓,形成震慑作用。

而现阶段警方强调利用互联网+,主动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动员网友一起参与寻人。今年3月2日,光明新区一名初三女生在上学途中失踪,深圳警方通过“QQ全城助力”合作,在4月7日由“QQ全城助力”向深圳1400万手机用户推送寻人信息。一名在梅州的用户看到信息后,发现一起打工的女孩正是该名女孩,女孩因为学习压力大而离家出走。在该名手机用户的劝说下,女孩三天后回到了父母身边。

温妙洋还介绍说,在办案层面,警方现在对每一个案子都要总结,看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面对拐卖案发后嫌疑人快速逃离深圳等特点,警方也采取以快制快的手法,更快地出警处置。

当然,这给温妙洋等130名奋战在深圳打拐一线的民警带来很大压力。发生在今年1月26日的龙华一4岁男童被拐案,案发时温妙洋正在台湾休假,计划休假7天,案件突发,他立即取消休假,提前三天回到深圳,投入到案件侦办中。历时8天,孩子成功被解救,与家长团聚。

但温妙洋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他记得转岗到打拐部门不久,2011年5月,一宗儿童被拐案发生后,经过10天辗转多地,行程超过1000公里,终于将孩子成功解救。回到深圳,将孩子交给他的父母时,孩子的母亲激动得跪倒在办案民警跟前。

温妙洋说,从警二十多年,也算见多识广,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就深感责任重大。而随着这些年办案的增多,他注意到孩子被拐后给一些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是不敢松懈。

让温妙洋觉得可喜的是,他的工作使很多家庭得以团圆,让很多人对警队的态度发生改变,连彭高峰也由曾经的不理解,变成了一名反拐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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