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

2016-08-02 20:06

人物 2016年7期

微软亚洲研究院是百度总裁、阿里云之父、金山软件CEO、小米总裁的摇篮，这里走出的500多人活跃在中国IT产业的各大企业，100多人执教于中国一流大学。带着改变世界的热望，又幸运地得到善待，一群年轻人曾在这里创造奇迹。

早熟文明

今年5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当着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面，华为总裁任正非提出了困扰自己多时的一个难题：华为正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因为跟着别人跑的红利期已经过去，而华为还没有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没有理论创新，就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

任正非所说的基础研究，是企业面向未来的一项投资。历史上最著名的要数美国创立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激光的理论就诞生自那里。在这个商业世界的乌托邦里，研究人员没有KPI和SCI的压力，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做出了不起的科技，改变人类的生活。而在中国，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IBM、微软等外企，近几年来，华为、阿里等企业都加大研发投入的比重，也在内部建立了类似的机构。

在这种潮流下，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先生意外地发现，自己18年前所经历的一段往事正重新得到关注。在每天诞生43家创业企业、3.9起融资的北京中关村，把时间花在怀旧上实在不算什么明智决定，但4月中旬的一天，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并非前来寻求投资，而是关心他18年前参与创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1998年，李开复接受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委托，来中国创办一个进行前沿性基础研究的机构，成为首任院长。在科研环境尚显落后的1990年代末，李开复和一批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带着数十名刚毕业的本土博士，在研究院里进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的研究，那时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PC电脑都没有普及，他们在还跑着牛车的中关村，创造出一个早熟的计算机文明。

“把一些人虚拟地放在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就是今天的VR嘛，但是早了20年。当时你看我们做的语音识别，还有这种智能输入预测你的拼音的下一个字是什么，虽然（后来）未必是微软做出来的，比如说搜狗输入法，或者是苹果今天的Siri，其实也都代表了当时我们的工作的前瞻性。”李开复对《人物》记者回忆。

来客中的一人名叫何晓飞，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新成立的滴滴研究院院长。去年上任后，他立马想到去找李开复取经，“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国内的影响，我怎么形容呢，基本上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是第一，第二就不知道在哪儿的这种感觉。”学生时代，何晓飞曾在研究院实习，他至今记得在那里度过的纯粹的研究生活。

如果要列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IT界：百度总裁张亚勤，阿里云之父王坚，金山软件CEO张宏江，小米总裁林斌……“我们这些人就很幸运嘛，你想想如果中国过去20年没有这种快速的发展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有今天在产业界的这种成就。”金山软件CEO张宏江对《人物》记者感叹。他比李开复年长一岁，被称作多媒体检索领域的“开山鼻祖”。“我们这帮所谓的精英，包括开复自己，包括亚勤，包括我，包括王坚，大家都在中国的互联网产业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且显然比我们一开始回国的时候想到的梦想，要大很多。”

一次活动中，李开复遇到张宏江，“那个谁，不是你的学生吗，做人脸（识别）的”，他看着台上一位正在发言的创始人。“是啊，如果说今天做人脸的这几家公司的话，里边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是在研究院第一个做人脸检测的。”张宏江说。

如今，癌症初愈的李开复在北京的时间不多，一旦出现，他的行程总被排得满满的。那天上午和何晓飞等人聊完后，他在另一间会议室接受了《人物》采访。采访伴随着简单的午饭进行，“我都不太接受（时间这么长的）采访的，你也知道的”，他咬了一口牛肉馅饼，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谈中带着台湾国语腔。回中国创办研究院那一年，李开复37岁，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很美好的时光，还有就是，一个创业的过程是比较容易被记得的。”

但何晓飞的到来还是让他有些意外。近20年过去了，中国的信息产业发生了迭代式的变化，百度、阿里、腾讯三家BAT企业崛起，中小型创业企业涌现，移动互联网已经取代了个人电脑，“现在的微软研究院，吸引力还很大吗？”李开复略带一丝吃惊地问。

重力场

成为今天年轻人口中的创业导师之前，李开复的身份是语音识别领域的科学家。1991年，他在苹果公司开发出可以人机智能对话的“小精灵”，并因此上了美国电视新闻，成为当时的学术明星。

但是1998的春天，李开复正经历自己的“失败时期”，当时他在硅谷一家名叫SGI的公司任副总裁，因为做的产品过于超前找不到市场，他被迫出售自己负责的多媒体公司，正为此四处奔走。他本来想做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作—把公司开发的多媒体软件全部移植到微软的Windows系统中，影响全世界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激情和才能都被压抑和埋没了。

微软没有意向购买李开复的产品和公司，但他们打算聘用这位既懂科学又有管理经验的人去中国做即将成立的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当时，微软要扩大全球研究院的规模。这一机构成立于1991年，要在微软内部打造一个如同卡内基梅隆大学那样的环境，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为微软未来5—15年的技术做准备。中国研究院是它在美国总部之外设立的第二个分支机构。

微软的很多员工都知道，比尔·盖茨对中国充满感情，他的蜜月就是在中国度过的。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笑着对《人物》回忆，当年，盖茨包了一列火车游览丝绸之路，还去拜访了敦煌艺术研究院，老院长听说这个“年轻的领导”是世界首富，还铺了条红地毯，结果盖茨走的时候也没捐钱。但几年后，他就让李开复等人带回一份大礼：投资80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个百人规模的研究院，创造如同大学一般的环境，进行基础研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盖茨去清华大学演讲时感受到学生们身上的热情，他觉得中国充满希望，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做出这个决定。

当时，庞大的中国市场正在苏醒。接受盖茨委托前，李开复也接到了英特尔猎头的电话，它也要在中国建研究院。李开复那时觉得，未来将被微软和英特尔垄断，如果必须向其中之一投降，他选择做软件的微软，他在SGI这种硬件公司做怕了。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蕴含的机会充满信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一位来自大陆的同学向他提起，国内当时还是在纸上编程，但算出来的数据直接就可以运转;还有一位国内声学所的朋友告诉他，他们语音输入的Sample都是一个个人工敲进去的，每秒钟的样本就有1.6万个。李开复深受触动，他觉得中国并非缺少聪明的大脑和勤奋的身体，只是没有好的环境和契机。用他那颇具导师语录意味的话来说，人生充满各种选择，总是要寻找正在腾飞的火箭，而中国就是他当时的目标。

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微软要花大手笔在中国成立研究院的消息非常具有振动力。1998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开幕式在位于长安街的国际俱乐部举行，当天到场了18位院士、4位大学校长、29位政府官员等300余位嘉宾，至少100名中外记者前来报道，而当天真正的主角，新成立的研究院，最初成员只有6名。

尽管没有在中国大陆长期工作和生活过，但李开复为人机敏，他希望这个外来的新生儿能获得政府、学界的善意，特别注意在开幕式时邀请官员和学者，和他们保持良好互动。邀请官员时，他听取了本土公关公司的建议：“一定要强调微软投资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你说出这个数字，表明你对中国的Commitment（承诺）。”在到底叫“研究院”还是“研究所”这个问题上，微软内部一开始有争议，李开复也采纳了公关公司的建议，叫研究院，因为听上去更大、更有气势。

现在，他还需要再向这里空投一批华人科学家。经历多次拒绝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很多人都向他推荐过的张亚勤身上，那一年，32岁的张亚勤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李开复认定此人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他的加入将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他打算邀请张亚勤来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一职。

李开复当时没有任何把握，“反正打个电话，如果他有任何的迹象我就请他来，他不来，也许我去看他。”没想到，张亚勤在电话里直接流露出回国的意愿，并且很快就做出决定。他的妻子后来曾略带抱怨地说，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人，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去，瞎折腾。

“我想当时可能打动我的一句话是，”张亚勤对《人物》记者回忆，“我说中国做研究能做成吗？开复当时说，其实我们也在创业，也是在创造历史，咱们就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李开复描述的这种从零到一的感觉让张亚勤再次感到兴奋，他在成长岁月中曾体验过这种巨变——张亚勤生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年，12岁的他进入中科大首届少年班，“你们年纪比较轻了，像我觉得我，每一个时代的转变节点和我的经历都完全是同步的”。

1998年，张亚勤离开中国已经13年了，一家人定居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新泽西。他在Sarnoff公司独立领导着一个实验室，刚刚获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克林顿总统给他写了贺信。但对那种从零到一的兴奋与熟悉，让张亚勤与拒绝李开复的人所想不同，拒绝者考虑更多的是客观环境，“哎呀，你都不懂，你是台湾人，你哪里知道，大陆没那个环境，它的环境那么好，咱们也不用跋山涉水，万里迢迢跑到美国来做科研。”这是李开复被拒绝时听到最多的理由。

但张亚勤更在乎的是自己正被什么所吸引，他要追随这种吸引力。“所以后来为什么我要回来，这很自然，就是我尽管在美国待那么多年，总是想各种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时我一个朋友讲了句话，他说中国是你的gravity，怎么讲这句话，就是你的重力场吧，中国本身像一个大的一个力场，你在它周围。美国可能是另外一个力场，你去了之后，和它没什么关系，包括像美国看这个总统选举，我可能看着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张亚勤做研究时，脑袋里总有一幅图片：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怎么用着软件，软件的界面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再倒推回去需要什么样的研究。中科大少年班毕业时，他有很多专业可以选择，物理、数学，但他选了计算机，就是希望和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系。而那一年，中国正准备加入WTO，国企改革艰难地进行，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真正地进入市场经济中。

李开复没有说错，张亚勤的决定推倒了第一块骨牌。消息立即在美国同行中蔓延开来，一时间，到处都在半信半疑地相互询问：“怎么，连张亚勤也去啦？”身在美国加州惠普公司的张宏江得知这个消息时有些吃惊，“他在美国正如日中天”。两个月前一次学术会议上，张宏江听张亚勤提起回国的事，还提醒他：“你想清楚了。”张宏江考虑回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但一直缺少合适的机会，对中国研究院他有自己的犹豫：第一，这是不是盖茨给中国政府的一个政治“礼物”，只是闹着玩？第二，国内还有符合他们标准的愿意做研究的学生吗？现在，张亚勤回去了，并且来到他的家里邀请他一起去北京“把多媒体这块做到世界一流”，两个人喝光张宏江家的藏酒后，张宏江有些动心了。

张宏江幼年时曾随父母下放干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把他们这群人形容为饥渴的一代，“我们还想做事，还想做很多事，或者是说70年代、80年代初那批大学生，大家的这种个人使命感，或者你要是说的通俗点，出人头地的这种想法，好像大家不是那么特别容易放弃啊。”

1999年3月，张宏江来北京做最后一次交流，吃午饭时，窗外的天突然暗了，沙尘暴来了，张宏江心里“咯噔”一下，临行前妻子让他多拍点北京的照片，小区的，学校的，医院的，回美国后他没敢告诉妻子这一幕。他迅速卖掉了美国的房子，尽管北京的公寓只有美国四分之一那么大，两个儿子睡在一个房间的上下铺里。“宏江，你想清楚没有，这不是遭罪嘛。”他的父母不明白。“两年以后我们就回去了，要是微软的股票再翻两倍的话，我们就发财回去了。”张宏江哄他们说。结果他在国内一直待到今天。

张亚勤加入研究院一个月后，李世鹏也买了回国的机票，他是张亚勤在Sonarff实验室的研究员，1998年圣诞节，像往年那样，几个华人朋友在张亚勤家聚会，“我回国了一趟，这次真是一个机会。”张亚勤说。他的决定直接影响了李世鹏：“留在美国，so what？美国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要折腾点事还是得去中国。”几个月后，张益肇也来了，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在硅谷一家创业公司，每天午饭，周围同事聊的都是股票、公司上市和房地产，“感觉上这个生活就是基本这样”，但在中国不一样，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

到了1999年研究院举行成立一周年晚会的时候，已经有近20名科学家回国，确立了最初的几个研究中心，李开复的语音组，张宏江的多媒体组，沈向洋的图形图像组……晚会中，这些人全体起立，走上台唱起张明敏那首著名的《我的中国心》—这是七八十年代出国的大学生最有共鸣的一首歌，也是李开复仅会的几首中文歌曲之一。

在微软当时的公关经理尚笑莉回忆中，起初，这些IT男登台时还有些羞涩，后来他们开始随着音乐摆动着身体，越唱越大声。晚会结束时，这群大男人彼此拉着、揽着、相互扶持着往外走，那个画面令她至今回想起来都十分动容。

干掉MIT！

1999年1月，张亚勤自东京机场转机回国，因为飞机延误，遇到了沈向洋。沈向洋和张亚勤同岁，之前是微软美国总部的研究员。到北京的第二天，李开复一早带他俩剪了个头发，然后驱车直接前往中关村希格玛大厦，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地点，在那里，数十名来自全国重点高校的博士正等着面试。

李开复他们的目标是做出世界级研究。在全世界计算机领域，ACM是影响力最大的专业学术组织，它所评选的图灵奖被公认为世界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想要确立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地位，证明自己的选择——在中国会比在美国更成功，就要打进这个组织下面的国际顶级会议中。但2000年以前，中国大陆学者每年在ACM国际计算机学会的各种大会上发表的论文数不足15篇，所占比例不到0.5%。

仅靠当时回来的这十几位海外科学家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本土研究人员。聚集在希格玛大厦5层的这些年轻人，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计算机系学生。1982年，邓小平参观上海科技成果展时，摸着一位12岁少年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计算机由此成为高校里最热门的专业。现在，李开复要把这些80年代的“计算机娃娃”抓来，和他们一起做研究，他要用20个优秀中国研究员的团队，做出3个天才美国科学家做不出的事情。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童欣，本来有一个去加拿大做博士后的机会，李开复直接把电话打到他的实验室，让他先来研究院做两年，以后出去有的是机会。哈工大计算机系博士王海峰当时已经有别的工作机会，李开复去哈工大演讲时遇到他，王海峰一直想做中国人能用上的技术，李开复高兴地说，那你应该来微软，因为微软的产品，Windows和Office，全世界都在用，你做出来的技术能真正用在这些产品里。王海峰是搞自然语言的，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概念，面试时他问其中一个负责人：“这个方向，研究院现在有谁啊？”“现在没有谁。”“那我刚博士毕业去了，和谁一起做呢？”“院长就懂啊，你就跟他。”后来他去了研究院，果然是李开复“手把手地”带他在白板上推公式。

每天早上8点，李开复背着一个大包就来了。这些人和传统意义上严肃的科学家大相径庭，他们说话风趣，休息的时候喜欢喝红酒，和实习生一起打篮球，聚会唱卡拉OK，打牌输了照样钻桌子。没有李院长、张院长这种行政头衔，大家都以名字相称，开复、亚勤、宏江……60多岁的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黄昌宁年纪最大，他在这里叫Tom。

建院之初，微软总部曾考虑请美国和欧洲的人去中国研究院，但又担心他们能否在当地有效率地工作，而如果在中国找人，能找到非常优秀的人吗？现在，李开复已经找到了，不仅仅是年轻的海外科学家，还有更年轻的本土学生。很多研究员之前是高校老师，放弃了多年的铁饭碗和得之不易的职称，也来了。

但张宏江第一天到希格玛大厦上班，早来了两个多月的沈向洋就给了他当头一棒：看了国内这些博士的毕业论文，“难过得都想掉眼泪，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就做出这样的文章呢？”当时他们新招的很多博士，写论文写了一大段还进不到主题，而且不重视实验结果分析，论文里很多英文拼写也是错的，一篇论文往往要经过他们几十遍修改。展示PPT的质量也堪忧，童欣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看了别人做的PPT里的动画，才意识到自己做的“好土啊”。

他们必须让这些刚刚离开高校的学生知道，什么才是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好比是庖丁解牛一样的，你第一刀往哪儿划，是非常重要的。”当年的实习生何晓飞说。

沈向洋小组的目标是SIGGRAPH国际图形学大会，这是计算机图形领域的顶级国际学术会议，每年只收录三四十篇论文，每个领域最多两三篇。此前很少有中国大陆学者入选，沈向洋却对刚来的研究员雄心勃勃地说：“干掉MIT！”他是研究院有名的工作狂，在当年采访过他的记者的记录中，他的办公室在楼层内侧，没有朝南的窗户，若是换了旁人，可能会抱怨见不到阳光，他却说这正合心思，可以完全不顾时间，困极了倒在地上睡一会儿，起来一转身又坐到电脑前。他的妻子也帮忙改研究员论文里的英文，她说自打搬到北京，沈向洋就没有按时回过家。

提交论文截稿期前，沈向洋小组的人都住在希格玛大厦里，研究院有5条棉被供加班的人用，现在根本不够，很多人盖着衣服躺在沙发上，等程序跑的时候抓紧时间睡一会儿，迷迷糊糊之间听到窗户玻璃被冻住后发出“嘎拉嘎拉嘎拉”的声响。夜里3点是夜宵时间，研究员徐迎庆专门给大家写了个点餐的程序。

导师的这种投入让当时的很多年轻人至今倍感怀念。何晓飞是张宏江小组的实习生，他的电脑里至今还存着张宏江改过的论文底稿。张宏江头发很短，说话直接，有一次他在实验室里发火，是因为有个学生打开word后，把他用修订模式修改的论文看也不看一次性全部接受，他气得“破口大骂”。“我被他批评了好多年”，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的文继荣说，那时他是张宏江小组的副研究员，每周一对一汇报工作，走进张宏江的办公室之前，文继荣都非常焦虑，就怕被他劈头盖脸地给骂一顿。“宏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板，他经常就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要证明自己，prove！你要证明你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你要证明你自己能做一流的研究！”正是这种严格要求让张宏江的团队在2000年的ACM多媒体大会上实现零的突破。

“当时的情形就相当于我们一帮人一起找到了一个问题，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做，然后一帮人就是关上门，什么都不问，就是把这个问题解掉，就这种环境现在很少了，就真的关上门什么都不想。就是一堆狼啊，看到了一块肉，就冲上去把它吃光了。”如今已经是清华美院系主任的徐迎庆说。有一次，李开复带他们去西单附近一家名叫“阿凡提”的新疆餐厅，吃完饭大家坐在那儿喝啤酒，看台上一个新疆男孩跳舞。沈向洋突然跟徐迎庆说，这个家伙跳了半天，原来只有8个动作，这不就是一个对称变换、再加一个旋转的矩阵嘛。8个基本动作连成一段五六分钟的舞蹈，计算机能不能做？反过来，如果给计算机一段舞蹈，它又能不能分析出来就有8个动作。这个如同金庸武侠小说里“拨草惊蛇接一个金雕扑兔”的技术难题，他们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解决。

2000年，沈向洋小组在SIGGRAPH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童欣记得，宣布结果时，沈向洋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咱们的文章中了！”过了一会儿，张亚勤也过来和研究员们握手祝贺，他半开玩笑地说，研究院应该搞个幂数递增，今年1篇，明年两篇，到了2003年就有8篇了。

实际的结果非常接近这个预言。到了2003年，研究院在SIGGRAPH大会上发表7篇论文，成为世界上被接受论文最多的两个机构之一，另一个就是沈向洋曾经要干掉的MIT，麻省理工学院。200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9，约占全世界论文数量的10%，一位美国教授当时正好打电话给沈向洋，随口问起今年SIGGRAPH的情况。“还行，中了9篇。”沈向洋淡淡地说。对方沉默了几秒，“Harry，你这样别人会恨你的。”然后挂断了电话。“那一年彻彻底底地把所有的人都灭掉。”沈向洋说。结果出来那一天刚下完雨，沈向洋激动地跑到一个山头上“啊”地狂叫，他说那是一种武侠小说里“倚天拔剑，天下谁能与我为敌”的感觉。

世界上最热的实验室

这个曾经没人知道能做出什么的研究机构，2004年被著名的科技评论杂志麻省理工学院的Technology Review称为“世界上最热的实验室”。

当时中国研究院已经升级为亚洲研究院，拥有150位全职研究员以及200名来自高校的实习生。北京实验室里这些平均年龄30多岁的研究人员让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非常吃惊，这些做出世界一流研究的研究员们实在太年轻了，在微软总部研究院雷德蒙德，很多都是白发苍苍的图灵奖获得者。张宏江接受采访时得意地说，这是一种新的中国制造，不再仅仅是鞋、袜子、婴儿车，我们现在制造的是MIT学生、论文和软件。

环视办公室，张宏江忍不住流下眼泪，几年前这里还什么都没有，现在已经是一幅轰轰烈烈的景象，一群渴望影响现实的科学家和一群比他们还饥渴的年轻人，“我觉得，梦想实现了，我们创造了历史。”

为了能够让研究员安心做研究，研究院打造了乌托邦一样的环境。张亚勤定下军规，研究员只在国际顶级会议和期刊Top5上发文章，不可以乱发，他怕他们受国内学术界影响凑SCI、EI而去做二流研究，他也不希望研究员参加国内评奖、进入国内院士的评估体系里。

“这里面这些领导者都是内行，他不是一帮行政领导，所有都是一帮科学家在领导，他们知道研究里面的所有细节，也知道里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不会纯粹以这种量化的指标来考核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发了一堆论文，另外一个人可能做了一两年、两三年才发了一篇论文，但是这个工作的价值和那些工作的价值，他们是有能力来评估的。这个说起来简单，对于很多企业或者很多机构是做不到的。”文继荣说。

研究员在这里会得到充足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每年都要做预算买机器，我就跟开复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买机器了，买8台吧，他就说好，那就去买吧。”如今已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的张益肇回忆，他的大学同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教授，有一天聊天时兴奋地说，申请了半年总算下来一笔Grant（拨款），现在可以去买一台机器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在研究院真的是非常幸运。”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曾在研究院采访了16个月，写了一本书记录研究院创立背后的故事。2000年，李开复突然被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离开研究院去美国总部，张亚勤接替他成为第二任院长。告别的时候，研究院的人们唱起他们经常在KTV里点的老歌《送战友》。这时距离李开复回国正好两年，他给研究院的全体员工群发了一封邮件，这是凌志军采访过程中，在李开复无数电子邮件中看到的惟一一封用中文写成的信：“其实我不想走，因为聪明能干上进勤奋的人围绕着我;其实我不想走，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更热爱我周围的人;其实我不想走，因为这里像是我的家，你们像是我的家人;其实我不想走，因为我们曾一起努力，建立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智慧岛。”

“智慧岛”本来是凌志军的书名，李开复很喜欢这个标题，但在研究院内部被否定了，有人担心外面的人看了觉得，难道研究院之外的人就没有智慧了。“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怎么说，精英主义。”李开复承认，“我们心中认为，国内其他的外企或者是本土的科研机构，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不足的，我们一定程度给自己一种使命感，成为一个典范，来帮助引导或者刺激其他的研究机构，所以我们是抱着这种理想来做的。”

李开复之后，2004年，张亚勤也接到总部调令，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沈向洋成为第三任院长，3年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回到美国。研究院的人都说，这里的风水实在太好了。

失落

张亚勤喜欢引用盖茨说过的一句话，每天清晨当你醒来时，都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技术进步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发展和改进而激动不已。

他曾在研究院内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发表世界级的研究论文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事情真正改变人类历史。他喜欢举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实验室这些世界上最有名的实验室的例子，“你根本记不住谁写了多少篇文章，谁发明了多少专利，你想起Bell Lab，你会想到半导体，你会想到激光，想到光纤;施乐你会想到图形用户界面，想到互联网，TCP/IP。”

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感到了与这种关乎人类进步的使命感相连，微软才得以驱动这些年轻人不计现实地投入。当时的微软几乎占据计算机的半壁江山，Windows95问世后，甚至流行这样一句话，不管是什么电脑，能跑Windows95的就是好电脑。

而事实上，这也构成了这批科学家共同的气质，他们很多人当初选择回国，正是因为一种想要在现实中产生影响力的愿望，这种愿望又是他们日后能够在业界取得成就的关键。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对《人物》记者回忆，当年他从浙江大学来到研究院参与微软中文输入法改进的项目，“你知道比尔·盖茨经常会讲，Windows启动如果能够减少个几秒钟，那全世界就省了那么多时间。所以你就想中国如果是每天敲那么多字的话，每天为中国的用户省个几秒钟，其实是个非常大的成本。”王坚说，“当时有这么觉得很高尚的这么一个目标。”

周明也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来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前，他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当了8年老师，在当时的环境里想要做出影响世界的创新非常难，“你皓首穷经写了几篇文章，一般就是搞个鉴定，然后给你个什么国家进步二等奖，就束之高阁了嘛，基本就没影儿了。那你想接触用户、接触社会，为社会做贡献，这个所谓成果转换非常困难。”李开复跟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微软提供一个平台，你做什么东西都有数以十亿计的用户，而且是多种语言的，日本的、美国的，都用你的东西。微软中文输入法的改进技术后来确实影响了日文输入法。

“我头一次感受到这么强悍啊，”如今已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的周明回忆，“这么多用户‘哗就用，你就能收到很多反馈。有的人就说，你哪些地方可能还可以再提高，我们就再改进，有的说你这个速度比以前快多了，真好，那你就觉得特别兴奋，恨不得告诉所有的朋友。”

改进后的中文输入法降低了整句输入错误率，提高了盲打速度，向盖茨汇报工作时，李开复说：“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10亿个小时。”盖茨幽默地回道：“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但到了2010年，这种吸引力正在一点一点消失。当时张亚勤已经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升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在他看来，这一方面源于互联网领域的大公司早已不止微软一家，另一方面，则是更多本土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它们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力让张亚勤越来越强烈地发现自己做的东西，似乎少了和周围的联系。

在PC时代，微软和英特尔是最有影响力的两家公司，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09年全球PC销售下降了9%，微软在34年历史上第一次裁员5000人，英特尔也裁员5000—6000人。而那时在中国，阿里巴巴等本土互联网公司开始兴起，Google退出中国后百度成为了最大的搜索引擎。

几乎同一时间，还在使用MSN的张宏江也发现，自己做的产品和中国用户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相关。当时他是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首席技术官、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工程院一个名叫杨永智的年轻人，离职后做了款海豚浏览器在海外取得成功，张宏江受到的触动不亚于18年前听说张亚勤回国的消息。“杨永智，这么一小孩啊，当时找准了一个商业机会。你再想想在微软里面你还能做什么事儿呢？你能把微软中国的业务做得更好吗？你能够把MSN跟QQ抗衡吗？你会发现你的产品跟中国的用户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相关。人家不用你Bing，人家用百度。你一直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最酷的嘛，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最令人振奋最有成就感嘛，突然发现不是……”因为长期专注在微软的系统里，张宏江没有真正使用过QQ聊天工具，第一个QQ号是要开腾讯微博的时候才申请的。

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做的这些东西跟中国没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张亚勤说。在他看来，盖茨曾经具有远见地在中国设立研究院，创造了一个未来，但现在，微软没有及时跟中国当下的重力场发生关系，“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没有任何一个跨国企业可以这样做。”张亚勤说。当他们从MSN、Bing的世界抬起头环顾四周时才发现，BAT正在变成吸引优秀毕业生的地方，因为它们具有更多的本土影响力。

王坚是2008年离开研究院到阿里巴巴担任CTO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决定，研究院正处在黄金时期，而中国互联网马上要迎来一轮泡沫。但那一年52岁的盖茨选择退休，王坚在他的演讲中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讲到互联网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还是停留在这个浏览器时代，因为他讲IE讲得比较多一点……这个IE对他的影响那么大，所以你就会觉得，一家软件公司要变成互联网公司很难。”

至今让张亚勤感到惋惜的是，他认为微软错失了引领移动互联网最好的时机。2004年，张亚勤回总部负责嵌入式汽车、手机、电视等非PC产品，“那时候手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国内多普达、KCPC，那都是Windows系统，当时唯一的竞争对手你知道是谁吗，是诺基亚，但我知道塞班一定是不行的，它的功能，包括它的这个架构都是不行的。我们的东西就是速度很快，三星，包括摩托罗拉，还有HTC后面都开始用我们的系统了，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我们是定义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

遗憾的是，微软当时基因是面向企业客户的，而手机是个人消费客户。“我当时最大的压力就是非要让我做企业，但我都顶住。”但就在新的系统快要做成时，张亚勤又接到任命，回中国建立研发集团。当时，李开复离开微软加入Google ，负责中国产品研发中心，媒体把这一新闻视为新时代霸主Google对旧时代王者微软公司的挑衅。张亚勤此行回国一定程度上是“救火”的。

做企业出身的人接管了手机业务，Windows Phone的系统又恢复得很“重”：做了很多企业的应用，但速度慢了下来。“就是2009年安卓是不应该存在的，iPhone它本身它有它自己的一套封闭的系统，但是安卓存在就由于我们没有做好，安卓和当时我们做的东西其实这个理念都是一样的。”“如果再待两年，我想可能会不一样。”坐在百度一间不透光的会议室里，张亚勤轻轻地笑了笑。

《经济学人》曾在一篇题为《年届中年的微软打开窗户》的文章里写道，微软过去那些年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强化Windows，目的就是让此操作系统在业界处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对主导地位。但这样的企业文化让内部许许多多的创新想法都被这种strategy tax（战略税）给扼杀了，这在内部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微软也是第一批看到智能手机前景的公司，但他总想着让顾客手机用的都是Windows系统，却不像苹果一样努力开发出一套更适合手机的操作系统。2011年Windows Phone7发布后，微软决定停止对Windows Mobile的技术支持。

张宏江无法接受曾经为计算机半壁江山服务的自己似乎不再引领时代，“而且你还干得很辛苦”，他觉得自己的工作“除了给微软多增加一点利润之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看到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1999年回国渴望参与中国现实的力量再次指引了他，这种理想主义没有受困于年龄和境遇，“我觉得我还不到退休的年龄，还没到退休的状态。”他告诉《人物》记者。

“我也知道我留不住你。”当向张亚勤提出辞职时，张宏江记得这是张亚勤说的第一句话。“微软并没有出现一波人来劝我留下来，因为大家知道留不住，就像我在惠普的时候，我老板说，为什么要走，我跟他说，我要回中国，这是一个不可能留我的理由。”张宏江说。

三年之后，张亚勤也离开了微软。

重获振奋

张宏江至今习惯被员工称呼为张博士，这个称呼代表了中国早年互联网是由一批拥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一手缔造的，随着BAT等本土创业公司的崛起，那个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如今互联网真正的弄潮儿是一群更年轻、更本土化、更偏向把握用户心理和实际需求而不是研究基础科学的企业家主导。

“看到这群人的崛起，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人物》记者问张宏江。

“我心情只会好啊。”离开微软后，张宏江去了中国本土企业金山，坐在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办公室里，他语气轻松地回答，“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舞台越来越大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觉醒嘛……以前我们觉得跨国企业在引领中国的技术，以前我和亚勤也经常出来发表一些技术上的见解，然后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时代在变嘛，就是我们也并不比本土企业在技术上能够更有前瞻性。”

“有没有一些科学家海归接受不了？”《人物》记者继续问。

“所以他们也不回来嘛。如果我们不是看到中国的希望，为什么会待下来呢？”

“哪怕这个希望是发生在本土的人身上。”

“不，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由于多年伏案工作，张宏江腰不好，经常站着工作，办公室里的电脑键盘比桌子高一大块。来金山上班的第一天，新的环境就让他重获刚到研究院时那种属于创业的兴奋，“因为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大部分事情是你没有做过的。”他理解的希望和幸运正在于这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在中年仍能够体会到那种自我实现和影响现实的快乐，这也是最早微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即便离开研究领域，仍在今天还和中国互联网本土企业家一起发挥着核心作用之根本。

张宏江对他的人生和事业感恩。一次，在几个朋友的家庭聚会上，一位朋友突然跟他太太说：“你看咱们这几家，就剩你先生和我先生两个人还在上班。”在座的其他几位男士已经都离开一线岗位，一半人比张宏江小。“能有个平台让你做事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很幸运就是现在中国还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啊。”张宏江说。

百度也让张亚勤再次找回最初的感觉。即便听到对百度抱怨，他也感到自豪，“每次我到飞机上去，航空小姐跑过来说，我每天用你们的产品。然后习主席说我每天用你们的产品，总理说我在用你们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种自豪感是，做的事情对中国有更多的影响力。”

迄今为止，微软亚洲研究院共培养了超过4800名的中国实习生，他们之中超过500名现在活跃在中国IT产业的各大企业，包括百度、腾讯、中国移动、阿里巴巴、联想等，100多人执教于中国一流大学，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远离学术界的张宏江经常在朋友圈转发学术界的信息，看得出他很怀念在研究院的日子。有一次张亚勤还在底下评论：我今天还记得你当时率领团队占领ACM多媒体大会的情景。那是属于理想主义的岁月，“今天回来看的话，你不会有那么明确的功利或者一个什么KPI在这儿放着，我要出10篇文章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没有，不像我们商业世界如此现实，因为我刚才在看预算的话，那确实是我的预算，我这两天就正在看预算，一季度才结束，我在看二季度，就是你一个一个在抠着那个数字。”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块白板，上面写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那些都是他的思考过程，这样的白板在研究院里随处可见。

三年前，张宏江受雷军邀请参加小米年会。站在台上，他问了一句，咱们下面有多少人是从微软亚洲工程院来的，共有43人举手。那一刻他很感慨，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他当年亲自从美国招回来的，毋庸置疑，研究院为业界输送了大批人才，他依然为此感到自豪。

“我觉得微软研究院就是比尔·盖茨的幼儿园吧。什么叫幼儿园？其实幼儿园是没有用的，知道吧，但是就代表未来。”王坚说。2009年，王坚负责开发阿里云，这个产品在阿里巴巴内部一直存在争议，但他坚信“不是把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他在研究院最初参与输入法改进时就形成的想法。阿里云也与他在研究院的经历有关，当时研究院有个很超前的部门叫Data intelligence，处理“用户体验计划”收回来的数据，信息多到处理不了都要丢掉一些，那时他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你要想想那是十几前以前啊，今天大家都在讲大数据，已经讲到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了，但是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没有互联网，其实数据不可能收回来，很简单的道理，对吧？所以你就会慢慢理解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些对我影响还是蛮大。”

今天的研究院已经搬到中关村丹棱街5号的微软大厦里，它成为微软研究院在总部之外最大的分支机构，共有200多位研究人员。通过大厦的落地窗可以看到远处北大的博雅塔，对面是搜狐和优酷公司巨大的广告牌。五层工程院的一角，一间办公室供沈向洋临时使用。6月初的一天，沈向洋回到研究院，他现在是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负责微软全球的研究与技术团队，也包括位于北京的亚洲研究院，经常美国中国两地跑。他还是习惯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就像大多数理工男那样。

采访是在他短暂的北京行程里挤出来的，那天的阳光特别好，他说，就像18年前他第一次来研究院时一样。沈向洋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博士论文。他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担任博导，带的这个学生读到研二时，突然对创业产生了兴趣，悄悄跟同学一起开公司。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学生又觉得自己的兴趣还在科研上，又继续回来读书。

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今天的年轻人已有太多选择，沈向洋觉得这是件好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总是还是需要一些人做基础科研，总是还是需要一些人想更长远的未来的地方。我也不觉得需要那么多的人，我也不觉得大多数的人适合做那样的工作，如果能够培养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个10年、20年、30年，那就很幸福了。”他笑着说。

沈向洋在微软已经工作了20年，对于那些老同事的离开，他并不悲观。“我不觉得很多年以后，微软研究院还是中国唯一成功的计算机机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是我们培养更多的人才走向本土企业，或者去往本土的大学，或是去创业公司，这些都非常正常。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微软研究院能够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做最了不起的事情，仍然是个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前来做科研的地方。如果你想出去开一家创业企业，我无法说服你不创业，因为这是人生选择的问题，但如果你要做科研，并想对世界级产品和社会有影响，如果微软亚洲研究院不是最好的地方的话，我们需要反省。”

研究院窗外的景致，站在李开复位于创新工场的办公室里也能看到，但他很少有时间坐在这里。《人物》记者在他的车上完成了剩下的采访，车在三环上走走停停，18年前，他曾认为未来将被微软和英特尔垄断，“现在我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科技的动作太快了”。离开谷歌之后，李开复创办了创新工场，他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他们投资的一些项目团队会到创新工场的办公室同吃同劳动，“跟他们在一起，和当年研究院的这种氛围很相似”，李开复说。

如何做最好的研究院

如今，选择研究院的人大多是那些真正对基础研究感兴趣，愿意安静研究自己的课题，不在乎外界变化的人。微软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证他们不被打扰。《人物》记者到访时，微软大厦刚刚结束装修，研究员巨大的工位在落地窗旁边，这是为了让他们享受到更好的光线，带来研究的灵感，而领导们的房间则在偏暗的里间。

周明是参与创办研究院的那批人之中，较少的还留在那里的人。他说话总是慢悠悠的，看上去不急不缓。在这里，让他感到自豪的，除了近年来参与研发的微软小冰和小娜，还有他所在的自然语言小组培养出的500多名学生。“这500名现在都很厉害，要么公司的CTO，或者说VP啊，或者教授啊，院长、副院长啊。到我们这儿实习的同学，一来就跟我说，老师我将来找工作上哪儿去找，我说这是问题吗，你出去找工作，你只要说是在我们这儿实习过，在微软研究院自然语言组实习过，从来没有说拿不到offer的。”

很多公司都邀请过周明，但当他问对方去那儿还能不能坚持做自然语言理解时，“人家就说你还做这玩意儿干嘛呢？你做大搜索啊，你做社会关系网络啊，或者你给我们公司挣钱啊，那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合适。所以我就想，既然不能坚持自己的方向，那就宁肯不去，我要坚守自己的方向，世界上也不缺一个什么，某一个VP，或者某一个CTO，但是世界上也许缺一个特别扎扎实实、数十年如一日去做自然语言理解的，这也许是我的机会呢……大家一起努力，把领域做好，把这个产业做好，那看到大家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不正是我们当年设立研究院的一个初心吗。这是好的事情，我们既创造了历史，又见证了历史。”他的想法代表了选择基础研究，而没有投身火热中国市场的大部分学者。

洪小文是研究院第四任院长，与前三任不同，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后，他依然留在中国，留在研究院，并且同时兼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的职位。经常有人半开玩笑跟他说：“怎么那么久你还在研究院？”在他看来，研究才是最幸福的工作。

18年前，洪小文作为微软总部的语音专家飞到北京，帮助刚成立的中国研究院招聘人才，2004年，他举家搬到北京，正式加入。从沈向洋手中接过院长接力棒时，洪小文将要领导的是一个刚刚度过了快速成长“黄金5年”的研究院。“18年前要做最原始的创新，微软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到了2007年、2008年以后，选择就多了，所以微软需要考虑怎样去继续维持。”

他能理解人才流动是自然的事，亦决定耐住寂寞，坚持基础研究，这种耐心来自他导师的导师AI之父John McCarthy ，“今天人工智能火的不行，提出这个概念的正是我导师的导师”，洪小文告诉《人物》记者，今年距这个概念首次提出刚好60周年，“60年了，一个甲子”，John让洪小文看到了“有可能就是今天某一个人在很辛苦经营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再流行……”，“没有前人的耕耘怎么有今天的AI，所以不能说今天AI红，因此大家就不要做基础研究，那60年以后的基础在哪里？”他对《人物》记者说。

最近回美国总部时，洪小文参加了一次盖茨的非正式聚会。谈及中国现在的科技创新潮，盖茨说，二战以后，美国支撑了世界70%以上的创新，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中国一定要能够负担相当程度的创新，这也是他当年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目的之一，亦是华为、滴滴、阿里等中国企业在享受过高速发展后，意识到研究院和基础研究重要性的原因之一。

“18年前的世界跟现在很不一样， 1998年互联网才刚起来啊，大部分人没有互联网，不要说互联网了，PC在中国还没有那么普及，18年前，你目前看到的所有的，包括这个办公室都不存在。”坐在中关村微软大厦14层的办公室里，洪小文说。很多本土企业想要知道办好研究院，留住人才的原因，看着窗外的洪小文觉得研究院的今天正是得益于盖茨当时对人才的宽容、善待，胸怀和眼界，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研究院拥有中国最好的科研环境。

不久前，已经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在北京搞了一次聚会。这是沈向洋的提议，今年微软总部研究院建院25周年，会在全球成立院友会组织，沈向洋觉得中国也一定要有，但他太忙了，便委托去年刚刚从研究院离职的李世鹏组织。那次聚会共有50人参加，有的从外地甚至美国专程赶回来，有些人已经10多年没见了，即使同在北京，同在中关村，这些过去天天凑在一起做研究、打牌的人也很少再有机会相聚，大多只是在行业会议上的匆匆一面。

洪小文作为研究院的第四任院长也出席了那次聚会。面对这些离开的老同事，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该讲点什么，站在台上，感受过那个善意环境对人的帮助，并仍身处其中的他自然而然说出口的是：“有些人离开了几年了，有些人刚刚离开，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们这群人还会好好地在这边专心致志地做科研创新，我们不是产品部门，我们也不是学校，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扎实的单位，研究院存在一天，就有一群人会继续在这边，专专心心地做科研创新。”

李开复_简介：

微软中国研究院首任院长，1998年接受比尔·盖茨委托来中国创办进行前沿性基础研究的机构。在此之前，他曾在苹果公司和SGI担任副总裁，是语音识别技术领域的科学家。2005年离开微软加入Google，2009年创办创新工场并担任CEO。

李开复谈人才培养

“当时我们进入中国，大家质疑，中国论文水平这么低，教授水平也不高，那学生没有名师怎么出高徒呢？那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这么大的土地，然后大家这么勤奋，微软这么大的名声，如果能找到最聪明的人，我们就让他重新学习，基本就是说你哪怕是个博士，我们就认为你博士差不多也白读了，我们就要重新教你做个博士。我们就用非常这种黄埔军校的模式。

你考虑到一个研究员他当时可能薪水比如说是12万美金，12万是他的年薪，然后租房给的是，如果没记错，一年是大概10万美金，所以就是12万变成22万。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学费是2万到3万美金，所以又加了5万，所以从12万加到22万加到27万，然后这27万呢在中美来说是一个收入，那既然是收入，就有税务的产生。因为原来他12万，比如说付5万的税，但是现在他收入已经是27万了，得要付可能比如说，比如说15万的税，那他的税从5万加到了10万，你还要再还给他。所以他的27万收入就变成了37万。

再加上他来到中国，他得飞回去出差什么什么的吧，所以就是说一个研究员我们大概是花了40万，这还是一个研究员，像张亚勤这样的来，我们是根本不止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研究员身上，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花40万到70万美金的代价，这个基本是一个不可想像的天价，当时我觉得在国内的民营企业的CEO也赚不了这么多钱，所以从纯经济投入来说，是一个天价数字来做成这样的一个研究院事业。”

张亚勤_简介：

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二任院长，1999年加入研究院，是最早一批回国参与研究院创办的海外科学家。他在2003年负责创建微软亚洲工程院，此后升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2014年离开微软，加入百度任总裁。

张亚勤谈选择

“你们年纪比较轻了，像我觉得我，每一个时代的转变的节点和我的经历都完全是同步的，比如我出生‘文革1966年，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我就上大学，1978年，对，然后又出国留学，又回来。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产生一个节点，所以感受比较深，后来为什么我要回来，这很自然，就是我尽管在美国待那么多年，总是想各种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好多事儿其实我也不是很care，包括像美国看这个总统选举，我可能看着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中国的事儿有的时候抱怨，（但）觉得和你有关。

我做一件事儿，一方面我很执着，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容易get bored，就是我曾经给人说过，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方式，比如说你每天你就想，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想起来去工作，是不是很想看我的E-mail，是不是很想和人交流。如果你连续俩星期有这种感觉不想，没关系，你再坚持，连续三个月，然后你是这样，你一定要改变你的状态，或者换个团队，或者换个公司。盖茨讲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这么多年我看他也是，真的是这么做的，他说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必须为你做的事儿感觉到激动不已，你做的事儿或者是技术创新或者是组建一个团队，你做的事儿要有一种影响力。”

沈向洋_简介

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在此之前他是微软总部雷德蒙德研究院的研究员，1999年回国加入中国研究院后，率领研究小组多次冲击SIGGRAPH大会，确立了研究院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现为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主管微软技术与研发部门，并且负责管理微软全球研究院。

沈向洋谈“饥饿感”：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吃不饱饭的人了，小时候长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晚上我妈说，今天晚上就没有饭了，咱们就吃稀饭吧这样，现在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了。当你如果说小时候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一旦可以吃饱饭的时候，那你都要狠狠地吃饱，所以一旦有机会可以做学问，一旦有机会可以写paper，就是要么就不要写了，要写就要狠狠地写一把。就是说有一种追求吧，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无形的这样一个压力。

研究院实际上最主要就是它是做未来的东西。我一直讲，一个公司有三种人，一种人是赚今天的钱的，就是销售和市场，一种人是赚明天的钱的，那是这个产品的开发，就是要做接下来的产品的，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要赚后天的钱的，那就是做研究的人。所以我们在美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就想得很清楚，就说公司会拿出一部分研发的经费出来做研究院，就想这样的长远的问题。那么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对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的销售的业绩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的一定要做什么产品的要求。我们对他们要求的话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研究的激情，要做出世界最了不起的科技，改变人类的生活，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

张宏江_简介

1999年回国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被称为视频检索领域的“开山鼻祖”，率领研究小组冲击ACM多媒体大会，实现论文零的突破。曾担任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2011年离开微软，现为金山软件CEO。

张宏江谈希望：

“2012年的时候，美国房价不是很低嘛，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已经在上大学，一个马上要上大学，那我们说在美国再买一套房子吧。然后我们在洛杉矶的南边说随便看看，刚开始看没有感觉，就随便看看，后来那年春节我太太一去看，后来我们看了一个社区挺好，其实是中产阶级最好的一个社区了。

然后突然发现有一片房子，里边有好几栋房子跟我们原来在加州住的房子是同一个设计师，我们进去看了看，那价格好像涨了五六倍了，然后我太太说，张宏江，咱们这房子不看了，我想像不出我们15年以后还会住回这样的房子。

就是说还是那么大，还是那样的房子，就是说你奋斗了15年，你怎么还会再去住那样的房子呢？

（你觉得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当初我们虽然没有这种考虑，但是你的心里面，你的潜意识里面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看了。”

王坚_简介

1999年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此前为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他所领导的小组发明了支持亚洲语言的无模式切换用户界面，应用在Windows XP and Office XP 等软件上。所负责手写数学公式识别器，在胡锦涛主席2006年访问微软时专门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2008年离开研究院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开发阿里云，现为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王坚谈产品：

“对于当时就是说，自己做个研究（中文输入法），最后影响日本的产品是件很大的事。这件事情最后推动也是比尔推动的，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来是比尔大概有一次给他们做了review，完了他们就来找我了，我觉得这个是帮他们做了一次转型。其实那个时候中文版的office啊，那个team其实归日本管的，所以这个大概也是第一次反哺过去。

“我们研究院还是做了好多很了不起的事情的，但是这种事情很容易被忘记。今天回过头来看很重要的事情，输入法是真的不算什么，那真的练练手。其实研究院成立第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我觉得比较大的项目，实际上搜索，印象中叫百灵，但是后来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因为那时候好像总部也在做搜索，就有点冲突嘛……研究院其实到最后你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用我们今天话来讲，他没有客户的。他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产品部门，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成本是很高很高的，非常非常高。”

王海峰_简介

1999年哈工大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李开复的小组里担任副研究员。2000年离开研究院去香港一家互联网公司创业，现任百度副总裁。他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世界上影响力最大、也最具活力的国际学术组织ACL50多年历史上唯一一任华人主席。

王海峰谈成长：

“我一直在说，其实我特别希望我学了很多东西，然后用我们的技术，真正能被中国的人所用。所以我记得当时就是因为开复去哈工大，同时又跟我们学院一些就是即将毕业的还不错的那些人聊吧，他问我，我也是这么说，他说那你确实应该来微软，因为微软的这个产品，Windows和Office，都是全世界都在用，所以你们做出来的技术，真正能用在这些产品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用。

我在上学的时候做，其实用的和开复用的那种技术流派是不一样的，他说你来了，要用这样的技术，我说这样的技术我没用过，他说没问题，来了我教你（笑），这样的。然后去了以后，他还真是，就相当于手把手教我，比如给我拉到会议室，就这样一个白板，上面开始给我推公式，推公式，怎么推出来的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开始做的。”

开复的说法就是我为中国留住人才了，这个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我们那一拨人很多人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很可能也就出国了。”

洪小文_简介

微软亚洲研究院第四任院长，此前在微软总部担任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是语音识别领域的科学家。2004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现已升任为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洪小文谈研究院定位：

“应该说微软一定会在中国成立研究院，但是会那么早要感谢Danling（凌大任），因为Danling当时是微软雷德蒙德研究院的院长，他说那你要扩充，要选点的话，那除了美国、英国以外，那就是中国了。他是一个美裔华人，他在意大利出生，上海话也讲得很好。然后我们现在这条街就叫丹棱街，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照一个照片给他说，我们要纪念，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国外买地，买地跟造楼就在这里，那这个街就是丹棱街5号嘛，这是一个巧合了，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研究院的定位很清楚。这个定位不会适合每个人，也不会永远适合每个人。有一些人觉得，我要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科研创新，就会在这边待得住。有些人说，我现在有其他的想法，我要实现它，不管是产品，不管是通过学校，还是进行所谓的创业，我们都会预祝他们成功，所以即便他们出去了，我们和这些人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