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与回归视角的翻译批评研究

【摘要】《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作者通过理论努力与实践探索，既弥补了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不足，也对长期以来制约翻译发展的译者行为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与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既完善了翻译者的自身人格，也融通了文化，锤炼了翻译艺术，回归了传统的文化视角。本文通过探讨翻译行为批评的基本观点，为有效破解我国翻译创新发展的困局起到了借鉴作用。

【关键词】翻译批评；创新；回归

【作者单位】高天枢，长春光华学院外国语学院。

周领顺所著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自2014年5月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以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讨论甚嚣尘上，正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一极。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译者如何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得平衡，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该书作者以“译者行为”作为探讨的切入口，将译者的翻译行为放置于整个大社会视域中进行评价，逐渐搭建起一个沟通译者行为、译文质量的框架结构，让译者行为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管控。显然，该书作者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实际上进行的是对于外来翻译意识的再创造。作者通过理论努力与实践探索，既弥补了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不足，也对长期以来制约翻译发展的译者行为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与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者关于翻译艺术基本观点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译者行为层面。在他看来，翻译者如何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得平衡，决定了他怎样将译者行为批评融入翻译艺术与评论中。可以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既完善了翻译者的自身人格，也融通了文化，锤炼了翻译艺术，回归了传统的文化视角。基于此，我们探讨翻译行为批评基本观点的时候，自然也为有效破解我国翻译创新发展的困局起到了借鉴作用。

一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行为可以看作一种明心见性的思维修炼方法，要求的是静心敛意、守定一念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能消泯现实中的俗念，也能够让心性达到解脱，从而让翻译者的翻译行为变得更为内在化。当然，在具体的世俗修炼中，直观关照、感性顿悟和审美超越，都离不开对于自身行为的把握与提炼。而作者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中国特色翻译形式的一种变体。《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外来的翻译意识归化，既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补充，更多的是对外来的翻译进行有益的改造与吸收。恰如翻译学家史蒂文森先生所言，译者行为的改造主要有相互交融观照和文化妥协两个阶段。我们可以说，基于译者视角的翻译作品作为文化的典型载体，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融合过程中，逐渐求得自身的发展与升华。译者行为批评渗透到翻译作品艺术的内涵中，翻译作品艺术也为译者行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内容。一方面，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理想境界中，此种对于翻译作品语言形式的追索是根本之法。除翻译作品语言形式之外，其题中之意还蕴含着作者与译者的理念。翻译的基本理念就是将自身的行为方式渗透于文本阅读与翻译的各个领域。在翻译框架营构上，翻译批评理论既强调营构骨架，也推崇内控所有。这种境界实属普通艺术家可以达到的境界。另一方面，译者的渐顿也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基本观点的另一重要概念。众所周知，所谓渐顿，就是渐悟与顿悟，这是禅宗中的核心概念。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理念的影响下，翻译者在作品中参禅悟道。

二

在笔者看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讨论要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译者的师古与创新。翻译必然师法前贤。然而，周领顺在自己的基本观点中似乎更为重视创新的作用。换言之，作者主张取法前人，却也不落窠臼，自成一体。显然，“集古字”就是通过收集、模仿前人的翻译来达到形神兼备的意蕴。这种境界的习得，最终被周领顺定义为“古雅”“古意”。作者举例说，我们可以想见唐宋时代书法界有名的“风神论”的创始者——姜夔。姜夔认为，书法尤其是古字含义宽泛，各种字体与书家品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尤其重视写字的功底与传承，极为强调向古人学习，师法古代翻译家，从中写出古味来。这种理念与作者此处的集古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周领顺并不泥古。他极为重视创新的重要性，主张“自成一家”。从这种理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翻译要古雅而有古意，却更要融古以立新。

二是译者要有率意与真趣。自然天成是各类艺术品类追求的至高境界，而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翻译为门类艺术中较为高妙的归属类型。在他看来，翻译是一种基于自身表现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超越认识，同样是对于抽象表现的纯粹感性反映。翻译不仅仅通过独到的表现形式，将文化内涵传递出来，而且，借助于有形的文字转换实现了对抽象审美的直接把握。借助翻译，不同领域、时代的人能够实现意识的有效互动与交流。诚然，作者对于既往翻译家及其相关作品的认知难免有过于尖锐的评判，但是，倘若缺乏对此种复杂问题的执着探讨，也就失去了翻译在文化交际中应该呈现的真正趣味。实际上，对于此种翻译基本观点的认知，学界众说纷纭。翻译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化积淀的符码转换与表达的过程。由此来说，翻译审美评判标准也就无所谓标准的高低上下之分别了。具体来说，翻译审美评判标准是其各种评价标准的总和。

三是译者翻译要有气势。《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翻译理论与实践都强调了翻译要一气呵成，率性而为，不要纠结、矫揉造作。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周领顺翻译艺术与实践的特征。那就是，周领顺翻译速度快、节奏大、气势强，自有一体飘逸的气势和一气呵成、浑然自守的风格。从通篇来看，其翻译作品八面生姿，疏密齐整，整体意蕴感较强，同时又兼顾到了细节的把握，读来潇洒流畅。在周领顺看来，翻译者要实现此种境界就要心中无物，心中要装着作品，又不能过于用心，要寻求简单便捷的方式；要一气呵成，不要总是在讲究技巧、酝酿情绪，而要将技巧融于简单的动作中，了无痕迹。显然，作者虽然在无意间强调了翻译形式的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是探讨了翻译的内在意蕴问题，进而在无形间创造出翻译的全新境界。

四是译作要有“筋”“骨”“肉”。如果说上面关于翻译艺术的创作主要从方法的角度阐述其美学主张，那么，作者同样重视从形式角度来看待美感。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作者反思了当前翻译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第一，媚俗鄙俗的现象，主要就是翻译作品一味地迎合世俗的审美与追求，不考虑情志的高妙与气度的融合，遁论整体布局的完整与稳固。第二，刻意做作现象盛行。所谓刻意做作，就是指刻意模仿他人的写作态度与形象，而丝毫不顾及自身应当把持的基本态度，这样创作出的作品难免穿凿附会，缺乏真正的诚意与美感。基于此，他认为，要实现翻译作品的基本要求，就要从如下的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要注重和谐。所谓和谐既包括单个词语的运用要恰当、准确、合理，也是指要保持整篇作品的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第二，要注重章法匀称。所谓章法，主要指的是翻译的章法，也就是翻译技巧和思路。具体来说，作者指出，翻译者要充分重视不同语境下不同词语的应用，提高翻译技巧的隐含性，真正让技巧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庸，而真正重视整体的美感。第三，要注重文章的整体体势，这是古而有之的惯例。然而，过于强调体势，容易走入狭隘的认识中；而过于不重视体势，则易于落入风格缺失的弊端中。因此，翻译者只有充分把握和谐、匀称的路数，注重整体体势的运作，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翻译体势的提升。作者强调，筋、骨、肉应当如人之骨骼、肌肉和筋一样相互契合，融为一体，成为相互制约的有机生命体。在此基础上，周领顺认为，翻译艺术应当强调站立起来的人的概念，即翻译作品要能立得住，就要让作品骨骼丰满、肌肉圆实、筋骨相连，形成一个稳健的整体性结构。

基于上述评价标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作者关于翻译的具体言说也就相应地铺展开来：第一，翻译要顺乎天性，合于规律。翻译是一种表达的艺术，其中掺杂了文化间的符码转换。翻译者要实现艺术表达的顺畅与艺术效果的保真，就要顺乎自然规律，追求流畅的路径。翻译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不矫揉造作、不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要发乎情、止于礼、合乎规律。倘若翻译者毫不顾忌而恣意妄为，则有可能损伤翻译作品的本来面目，让作品失掉最易于表达的层面与意蕴。同时，作者提出，翻译艺术要师法前辈，总结经验，提炼旨法，进而，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厚积薄发，自成一体，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第二，信、达、雅是作者翻译论点的前提，也是其基本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就是指翻译作品要忠于语境，忠于内心；达，就是不能点到为止，而要让每个字都成为整体的重要组成成分；雅，就是说要古雅、典雅、庄重，而不是流于俗弊。当然，翻译者要做到古雅，既要胸中有道义，也要深得古法而有所变通。唯其如此，翻译者才有可能成就较深的翻译造诣。第三，作者翻译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八面俱备”。所谓“八面俱备”，就是指周领顺之前关于翻译艺术表述的字面意思解释。他认为，字应该具有四面、四角，因此，翻译在具体实践上要做到到字、到面、到角，既要顾及单个词语的基本表达，也要照顾上下文语境，让表达方式有所变化，进而呈现出疏密得当、动静皆宜的效果。基于此种翻译理念，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周领顺在提升了翻译内容正确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翻译的逻辑、修辞，一些翻译技巧倒退居其次了。

三

诚如上述，译者如何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得平衡，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真正将译者行为批评融入翻译艺术与评论中，既完善了译者的自身人格，也融通了文化，锤炼了翻译艺术。翻译之境界并非常人所能遇合的，翻译创新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探讨译者行为的基本精神与逻辑，实际上也在无形间破解了我国翻译创新的困境。我国的翻译创新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翻译创新参与理论研究，应当采取史实作为基本脉络的方法，对翻译创新的出现、发展和演变进行较为全面翔实的描述，对于其相应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分析与归纳，进而指出相应的问题及成因。二是做好文化翻译创新分析。我们要开阔思路，聚焦民族文化特色、国家政策，进而站在组织属性、职能、制度、机构设置、服务内容与实施路径等角度提出文化翻译创新基础条件及相关内容。三是构建文化翻译创新模式。文化翻译创新的构建要从软件和硬件两个角度入手。在软件方面，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服务管理、政策支撑和理论指导。在硬件方面，我们要强调基本设施、机构和人员配备等领域的服务。四是考察文化翻译创新运行机制。基于不同的社会需求，我们要提供较为独到的供给机制、动力机制和效率、激励机制，通过相关的整合来实现不同组织机构与治理理论的互补与关联，进而有效探索相应实现路径。

形成文化翻译创新，我们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学者自身对作品的提炼。诚如上述，翻译创新的目的就是通过精心地挑选、提炼和提升，让作品能够承载更多的内涵与外延，让作品具有更多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理论发展。对于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艺术组织而言，他们只有通过地域性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作用，才能够更为切实地感受社会治理理论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因此，文化翻译创新治理也必然要立足地区，才能适合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要。第三，实践需要。我们正处于现代社会学理论影响到艺术领域的关键节点与历史时期，翻译创新对于回应西方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冲击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基于此，文化翻译创新不仅是单一的作品，更是代表着区域性文化与环境的需要。文化翻译创新打破了现代性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垄断，便于对文化翻译创新，通过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创新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作者的文化内涵与追求。与此同时，文化翻译创新同样对于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的文化翻译创新构建具有较为典型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正是这些独特文化翻译创新治理驾驭方式，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和持久的文化意义。第四，要统筹协调，争取上级部门的重视。艺术主管部门应协同各社会领导，结合各地文化翻译创新建设现状，制定短期社会文化翻译创新建设发展规划；要经常组织文化翻译创新参与的比赛，争取各级领导重视；定期举办文化翻译创新建设运动会，开展常规性比赛，要结合文化翻译创新建设现状，加大文化翻译创新建设投入力度，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要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鼓励各界人士参与当中，消除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文化翻译创新的顾虑，提高各种参与者群体的积极性。总之，我们只有更好借鉴其基本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让中华民族的优秀艺术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才能让世界文化的融通在中国实现最终的交汇，促成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大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