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理性范本

文/王淑芳 朱立新



梁启超的理性范本

文/王淑芳 朱立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他在诸多事业中都卓有成就，作为大家、翘楚，他的每项成就都足以令人景仰、钦佩。不仅如此，他的素养、人品同样为人称道。我国古人讲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梁启超无疑是三不朽登顶者之一。他在立德方面理性修为，他在协和医院就医时大度、包涵、理解的言行，在理性稀缺、戾气日盛的当下，在患者群体理性缺失、医患关系恶化的当下，堪称理性之范本。

之所以例举梁启超在协和的就医经历，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几起辱医、杀医、伤医的事件，让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涵养社会理性、特别是患者群体涵养理性的紧迫性、重要性。

我国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是众所周知、人所共识的。这其中，有国家机制、医疗体制等的客观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理性缺失等等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患者群体的非理性维权等理性缺失加剧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刚刚进入的2016年5月，就有几则新闻令全国几百万医务人员悲痛不已：5月5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在家中被25年前治疗过的患者袭击，伤重不治不幸逝世。原因是这位患者声称25年前陈仲伟医生为他做的烤瓷牙变色了，要求赔偿。5月10日，重庆石柱县中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于当日凌晨在医院被人砍伤，头面部、胸背等多处被砍，伤势严重并住进ICU病房。同一天，江西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一患者突发心脏骤停，众医生奋力抢救无效后死亡，当即，7个身材强壮的男家属把科主任肖祖克踢倒在地，拳打脚踢围殴，口出秽言辱骂。

集中的杀医、伤医事件再一次将医患关系推上了风口浪尖，再一次促使社会集体思考、严肃拷问我们的社会理性、患者群体的理性。

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对各种名牌了若指掌，但对自己的身体却知之甚少？对奢侈品的消费可以一掷千金，但对健康体检的消费却斤斤计较。平日里对健康一味忽视，一旦生病却对医院、对医生超高水准，不合理的期待；加之对疾病本质的无知，对死亡的恐惧……在患者群体中滋生和助长了花钱买痊愈、闹者有理的戾气。事实上，很多疾病的原因不清，不是医生的无知，是现阶段人类的无知。很多疾病无法完全治愈，不是医生的无能，是现阶段人类的无助。

3月15日，深圳一名医生被患者家属强迫下跪烧纸钱的事件曾引发网民的极大关注和热议，与社会关注度一同飙升的是人们对涵养社会理性的呼声。事件的最终解决结果表明：患者家属在医院的公共场合随心所欲，扰乱公共秩序，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谩骂殴打医生，是触犯法律底线的行为，是非理性维权的显著表现，依据法律得到处罚，是法律严肃性的体现，是社会对涵养理性的维护。唯如此，才能避免戾气更加日盛、理性更加稀缺，才能引导理性的回归和丰厚。

理性丰厚的人可以沉着应对、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可以宽宏大度、坦诚仁厚，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可以客观科学、文明守规，在大事小情中展示人性光彩。上溯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梁启超在协和的一段医患佳话便可以称为理性丰厚的样本。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协和医院的医生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便为他做了右肾切除术，但术后发现没有肿瘤，并依然有血尿。对于手术误切，梁启超的家人和朋友有不满和微词，加之梁启超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更加引得众人“围观”，一些文化名人，如：陈西滢、徐志摩等梁启超的好友们，纷纷撰文，对协和医院和医生进行谴责。梁启超不仅没有拿自己的事向医院讨要说法、索要赔偿，还十分通情达理，以非常宽厚的态度表示理解。就在舆论为此事哗然时，梁启超写了一份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英文声明，就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提出责任不在协和。文中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是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梁启超的声明亦庄亦谐，将一件事关自己生命健康的要事风趣、诙谐地讲述出来，并郑重、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梁启超还特地让协和医院将这份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英文声明放在他的病案里，以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足见这位名家、大师的良苦用心。

之后，梁启超的这份英文声明还译成中文，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以终结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笔墨官司”，平息社会舆论，为协和打圆场。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梁启超都做得有理、有礼，周到、周祥，宽厚、豁达，冷静、睿智。令人感慨、感叹、感动。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手术及结果，梁启超可谓心知肚明、了然于心，也认为“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用。”但他始终确实对协和医院没有敌对情绪。这种宽厚、理解、大度，让患者坦然，让医者释然，更让医患和谐，这之后，梁启超还依旧是协和医院的常客，并且，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也在协和度过。

按照当下的逻辑推理，梁启超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挑起一次影响很大的医疗纠纷，可以状告医院，可以向医院索赔，可以借文人好友之笔和媒体之势对医院口诛笔伐，甚至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给医院施加压力。

但是事实如前所述，梁启超既没有雇佣“医闹”也没有自己闹，非但没有索赔，还给医院写下英文证明；非但没有参与到文人在媒体上的“口水仗”中，还专门撰文，极力平息社会舆论，为协和医院为手术医生开脱。毋庸讳言，梁启超以他丰厚的理性修养在协和书写了一段难得的医患和谐的佳话。

梁启超为何不当“医闹”？因为他对医学科学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医生保持着基本的信任，他能够清晰地、清醒地纯粹从技术角度看待自身遭遇的不幸：协和对疾病的诊断不明，是医学发展水平的问题，不是主观故意、责任心不强而草菅人命的医德问题。梁启超如此丰厚的理性修养真的令我们当下的一些人钦佩至极又汗颜至极。

在任何时候，医学都存在着许多的未知，医疗都有不确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再好的医院，再优秀的医生，都不能完全避免误诊误治。如果一发生失误就不问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不顾一切地追责、索赔，甚至粗暴地打砸医院，残暴地打杀医生，医学科学和医疗事业就将无法延续发展。医生队伍也将因其遍布风险、医不自保而后继乏人。这将是社会的悲哀，也是患者的悲哀，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勇敢地说，他不需要医生！

医患关系从曾经的大多医患之间的互信、和谐，转变为如今的许多医患之间的失信、交恶，社会理性的缺失对其影响不可忽视，应该引起社会及早察觉和尽早改进。我们所共识的理性应该是：沉着淡定、不骄不躁；宽容，坦诚，平等，尊重；客观公正，文明有序；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等。这些理性的涵养和丰厚，定会为医患关系的和谐注入正能量。

涵养理性需要坚持、需要自觉。梁启超1928年在一封家书写到：“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便阐明了这一点。

重新建立起医患的良性循环，需要多方特别是患者群体伸出友情之手，而不是缺乏理性的破坏、损毁。做一个理性的公民，做一个理性的患者及家属，对医生、给医疗多一份理解、尊重，多一些宽容、信任，医患关系就会多一份理性，多一份向善的力量，多一份和谐的相处。

作者单位/河北省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