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项目里的恩怨纠葛

文_本刊记者龚斯宇



科研项目里的恩怨纠葛

文_本刊记者龚斯宇

“导师的项目，肯定得做啊——不然你最后能拿出什么成果来毕业？”

回想起自己3年的研究生生涯，李鸣仍然觉得心有余悸——他差点就被延期毕业，而且“不知何时是个头”。

李鸣是国内一所一流大学生物专业的研究生。“我研一之前完全没想到，读研就成了不断给导师做项目，还做的是和自己最终的毕业论文方向不太相关的东西。感觉所有的精力都拿来给别人做嫁衣了。”

导师觉得他“东西做得不错”，想让他延期毕业。3年来李鸣头一次对导师说“不”。

最终，导师拗不过李鸣，让他毕业了。然而在这几年中，李鸣对自己专业的热情早已消耗殆尽。毕业后，他从事了一份和生物毫无关系的职业。“不想再想起那段经历，也不想再想起导师。”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李鸣们为什么“不愿想起”自己的导师？

项目里的恩和怨

廖青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最近他和自己导师的关系有些“微妙”。

廖青后来才知道，他不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为实验室作贡献”的人。好几个师兄的专利，也是以跟他的情况差不多的方式被转让出去，但是最后都没有拿到钱。

一年前，廖青独自发明了一项成果，所有实验都由他一个人完成，本来打算以第一发明人的身份申请专利。“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导师要求我把这个成果贡献给实验室，充作实验室的项目任务，导师作为第一发明人、我作为第二发明人来申请专利，还承诺会给我一定的经济报酬或奖励。”

这个专利后来被一家公司看中，导师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后者。

“再后来，我一分钱也没拿到。他对钱的事情一概不谈，我旁敲侧击向他暗示，而他总是岔开话题。”廖青表示很苦恼，“然而我又不想和他闹太僵，这对我也不会有好处。一来，我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状况——这就是他一句话的事；二来，干我们这行，导师在行业里影响力大，有话语权，要是得罪了他，我在圈子里怕是也会四处碰壁。”

廖青后来才知道，他不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为实验室作贡献”的人。好几个师兄的专利，也是以跟他的情况差不多的方式被转让出去，但是最后都没有拿到钱。

“我只能吃个哑巴亏了，毕竟我还要毕业，还要在圈子里混。”他说，因为这件事，对导师有了“怨”，但暂时无处发泄，他打算毕业以后再和导师把利益分配挑明。“到时候，如果口头谈不出个结果，就只能对簿公堂了。”

因为项目，有的师生结下了“怨”，也有的师生生出了“恩”。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硕士毕业生张菲菲至今仍很感激导师对自己的培养。“我从研一开始就跟着他做动画的制片项目，其中大多数都是和央视级别的媒体合作的。其中有一部，我还被列为联合制片人，给我的履历增色不少。”

当时，在张菲菲的导师门下的学生，都愿意去参与他的项目。按照张菲菲的说法，这些项目给这些学生带来职业发展方面不小的好处。“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能结识很多业界‘大牛’，参加各种一流的行业活动，这些项目就是我们施展能力的一个平台。同时，我们也能了解最前沿的信息。”

CFP/图

后来，这些学生都把项目经历写进了简历。“找工作就轻松不少，业内人一看就知道那些项目的分量不轻。”张菲菲表示，当时自己愿意参与这些项目，也跟项目的“含金量”有很大关系。“这些项目做起来有成就感。如果是一个差点的学校，也许就申请不到这么好的项目了。”

“项目跟得少，矛盾就少”

“导师的项目，肯定得做啊——不然你最后能拿出什么成果来毕业？”王柯是一名工程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一家国企工作。

当初他攻读硕士学位的地方，是一个二本理工类院校，以地质类学科见长。按照王柯的说法，相比其他学生，自己和导师“关系不错”，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项目跟得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项目跟得少，矛盾就少。现在很多导师给学生安排任务，并不是太考虑学生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只是因为一个项目的岗位要求，哪里缺人就把人安在哪里；而研究生在其中拿的劳务报酬往往又是很低的，有些甚至长期没有任何报酬。另一方面，学生自己如果心态不好，这个不想学、那个不想做，也容易出问题。”王柯表示。

但是，对于王柯这样的工科学生来说，参与导师的项目是“必然”的。“这是由工科的培养模式决定的。工科专业要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研究生必然要在实践中学习，实践机会从哪里来？项目。”

5·12地震后，导师手里一下子多了一些和灾后重建相关的项目，王柯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查文献、跑现场、作分析等等工作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遇到问题，导师也只能提供大方向上的指导，细节上的东西还得自己抠。如果学生能力差点，难免就对导师有所怨言。”

王柯觉得，导师提供项目，让学生有机会去实践、做成果，最后能顺利毕业，但是在学术方面也算不上“有很深的师承纽带”。“导师太忙了，根本不可能给你提供非常细致的指导。”

另一名工科研究生田洛恺，也参与了导师的项目。和王柯不同，田洛恺就读于另一家国内知名地质院校。“我觉得在做项目这件事上，师生关系呈现怎样一种形态，和他们所在的学校有很大的关系。好学校，拿的项目也好，资源和经费相对充足，导师和学生的素质相对都会比较高一些，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会更高。”

导师的行事风格，也是决定项目中师生关系的一个因素。“有的导师不太管学生的意愿和能力，安排大量任务给学生，就会引发矛盾；还有的导师为了让学生多给自己做事，拖延学生的毕业时间，或是不让其发论文，想方设法把学生留在自己的课题组上。”王柯说。

在田洛恺和王柯的眼中，“参与导师的项目”和“给导师打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于前者，理想项目的首要条件是项目和自己的研究方向一致，其次是能在科研意义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能从中学到知识、经验和思维方式；而后者，更多是指帮导师做一些和科研、和自己的研究方向没有太多关系的事，导师支付一定的劳务费，它更多的是生产、经营，而非科研。

不过，二者有时也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比如，攻读学位的时候在导师的创业企业打卡上班，最后的研究课题也可能是从‘打工’过程里来的。”王柯表示。

导师眼里的项目和学生

“大多数学生，你不给他派活儿（做项目），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博士毕业后，安晴在一家理工科院校任教，至今已有四年。

安晴现在任教的学校，也是他的母校。“我感觉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十多年前的学生，要‘听话’一些，也要‘虚心’一些。现在的学生，不好管。”安晴现在也带研究生，常感慨教师工作不易。

从学生到老师，安晴感觉身上有自己导师的影子。“我的导师和学生们关系很亲近，总是亲力亲为地帮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安晴把这种风格带到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中——除了给学生提供专业上的指导外，他还经常给学生提供职业规划、人生理想等方面的建议。

“我们培养学生，就是得派活儿给他们做，做项目也是为了能让他们在动手里完成训练。”安晴说，自己也多少遇到过一些“不开窍”的学生。“毕业论文达不到要求水准，也不愿意动手修改。做起项目来，更是眼高手低。”

“研究生知识储备和学术眼界都非常有限，不跟着导师做项目就能出成果的，那是极少数。能力突出又有主见想要自己‘单干’的学生，也不是没有，很多导师也会放手让学生去试的。”

在他看来，当下的师生关系确实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但也不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么“对立”。“‘奇葩’老师是少数。毕竟，拖着不让学生毕业、把学生当廉价苦力等等，都会影响一个老师的声誉。”

有老师感慨学生“不好管”，也有学生感慨好老师“不好找”。

“在我读研三年期间，除了给我一个他项目底下的开题方向、让我多看英语文献外，基本对我不管不问。”宁珠参与了导师的项目，却没有得到导师的指导，“我的导师处于提前退休状态，一学期面也见不上几回。”

“有个好导师，实在太重要了，唉。项目当然得做，但要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如果遇到只关心出不出成果、根本不关心你成长的导师，你会走很多弯路，发现大把时间都荒废掉了。”她不免感慨道。（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